抗日战争时期马列著作翻译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新的、复杂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也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因此，这一时期翻译了大量的马列的著作，从中汲取对中国革命有益的内容，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本文试从这一时期马列著作翻译的特点着手从侧面去探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过程。

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翻译较以往翻译更为系统和完整

　　抗日战争前翻译马列著作大都是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所以翻译的比较杂乱，但是，抗战时期的翻译，由于大部份尤其是解放区的翻译，大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翻译的，所以，较之以往的翻译，这个时期明显的较以往的翻译表现的更为系统。这一时期，从一九三八年开始，许多翻译家就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一系列的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基本上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的主要著述及马列主义学说的基本面貌。在这个时期，《法兰西内战》、《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资本论提纲》、《列宁选集》等陆续被翻译出来，更为全面和系统的将马列著作介绍到了中国。为使干部和群众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党刊党报还发表了很多阐述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解放周刊》译载了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命运》、《纪念恩格斯》等。这些翻译对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翻译较以往翻译质量更好

　　由于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的翻译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进行的，所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所翻译出来的文章的质量也较以往更好。首先就是翻译的方法科学得当。过去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在马列著作的翻译上往往是翻译者个人单枪匹马地搞，所以译文质量等得不到应有的保证。但是在延安时期，翻译马列著作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例如《马恩丛书》的编译工作，就是由解放社组织几位同志集体翻译出来的。每位同志的翻译文字，都经过专人校对。再比如《马恩丛书》中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一书，就先由柯伯年同志按英文本并对照德文本译出，再由吴黎平同志按俄文本、英文本并参照德文本校对的，这就大大保证了译文的质量。其次，翻译出的著作附有学习参考资料，便于理解与学习，为了使同志们多学到一些东西，书后都附有一些学习参考资料。如：《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书后附有《1848-1852年法国大事年分表》，恩格斯的《资本论提纲》，书后附有人名索引。为了帮助读者学习理解《列宁读战争论笔记》，还翻译出版了克劳塞茨克的《战争论》，书内并附有学习参考资料，这也是延安翻译出版马列著作的一大特点。所以在延安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是当时最好的中译本，译文水平高，书中参考资料多，校对质量好，错字少，因而影响很大。

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翻译的主体在延安，并且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翻译的

　 党中央一贯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全面爆发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转移到了延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中心也随之移至延安。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党的出版机构《解放社》等单位，在党的领导下，仍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著作，不仅其数量与建国前各个时期相比，更为完整、系统，质量也更好，并且这些马列著作被多次翻印和再版，大大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翻译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党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了翻译工作。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机构小而精，却设了编译部，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当时党翻译的本子主要来自苏联，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版本。194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有组织、有计划并较大规模地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意见。并且在1942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要求具有理论研究能力的同志搞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研究工作。这些都促进了马列著作在当时的翻译。随后，在1943年作出了重新校阅当时的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本，提高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质量的决定，决定还指定了一个翻译校阅委员会。但因某些事态的发展变化，未能贯彻执行。

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的翻译密切联系中国实际

　　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而研读马列著作，是毛泽东学习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方法，也是其一大特点。所以当时对马列著作的选择翻译上，也是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息息相关的。如当时优先翻译密切结合当时中国革命斗争任务的马列著作。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所以首先翻译出版了马恩列斯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及直接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例如为了用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和干部，以便早日夺取抗战胜利，很注意翻译和出版革命导师关军事理论的著述。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就编译了一套《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其中有《马克思列宁论战争与军队》、《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和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普法战争》及《列宁读战争论笔记》等。在这些著作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应持的态度及策略等问题。同时延安解放社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第三国际论中国》、《斯大林论中国》及专题文集《论弱小民族》等。这样完整地编译革命导师论述中国革命的理论，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党的刊物和报纸也翻译了马恩列斯论战争的著述，如《八路军军政杂志》译载了恩格斯的《论军队》、《冲锋》及列宁的《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解放周刊》译载了列宁的《对开赴前线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的演说》等。以上的这些的著作，对我党的抗战战略、策略与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也提高了战士和群众的觉悟，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都起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马列著作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抗战时期的翻译的质量比以往翻译的质量更好，但是，限于当时的情况，没有力量将所有的马列著作全部翻译，于是经常存在在翻译的过程中删节的情况，导致质量上的一些欠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是在删节的时候造成了翻译错误。马克思和列宁的很多原文，只出节本，就需要把删节之处向读者交代清楚。但是如果译者在翻译马列著作的时候加以删节而却没有做好具体的声明，这样会造成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出现一些误会，造成译文在质量上的欠缺。其次是，在翻译马列著作的过程中，摘译或叫做节译，即有选择地译出一段、一节、一章以应急需。尽管章节、段落译的比较完全、细致，但却不能使读者理解全貌和掌握全文的精神，领会文章的内涵和实质。第三种译法叫做转述，这种依法是依据译者本人的看法、理解程度和自认为“有用”或“无用”，“重要”或“不重要”而用自己的话介绍原文的大意。所以在翻译马列著作的时候自然也是断章取义，更以辞害意。这些翻译方法都是有许多缺憾的，但是在当年，那些译文也确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起过一定的作用，这是不应否认的。

在我们党内，由于党的理论水平比较低以及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影响，所以在党内一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单纯的强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文章和著作，要求熟练掌握和能够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词句。例如：延安时期王明就在报告中多次讲过，要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名句，最好背会，到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应用。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做到精通的程度，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把这一点强调到过分的地步，忽视理论的立场和方法，这就变成教条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偶尔的出现了一些翻译的学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遵照原文，而加入自己感想的现象，从而影响了译文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林茂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94.

　 ［3］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