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独特路径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文本构成解析
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被誉为“民国学术经典”。有学者这样评价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引证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埃及以及中国的大量历史资料……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按历史规律发展的必然性，揭示了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1]通过反复研究文本，笔者发现《社会进化史》并不是蔡和森独立完成的“学术专著”，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著的“汇编”。
一、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行创造性“转述”
《社会进化史》与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的内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请看正文开篇：“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为传种。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这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演进：一面为劳动发达的程序；别面为家族发达的程序。”[2]这部分内容可以在《起源》的“序言”中找到相应的表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3]在将《社会进化史》全文与《起源》进行比较后，笔者发现类似的“转述”约占《社会进化史》一半的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蔡和森在“转述”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概述《起源》有关家庭的观点后，蔡和森提出：“家族历史发达到近世大工业时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既不是经济的单位，复不是政治的要素：极少数资产阶级的家庭，赤条条的是金钱连缀起来的性交和娱乐的一种场所(但此外还有多种)；最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家庭则早已为大工业所破坏，他们的妻女及小孩都须离开家庭而与男性劳动者同过大工厂的生活。换过说，即两性间家庭劳动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分工已为大工业所冲破，而贬谪数千年的妇女至此才渐有恢复原始时代的重要地位而趋于解放之可能。”[4]《起源》指出了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5]《社会进化史》则强调国家如何才能消亡：“国家不是永远存在的……经济发达的程度到了自然惹起社会阶级分裂的时候，才由这种分裂形成国家的必要……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必致于消灭……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要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才能做到。”[6]该论述凸显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起源》以“转述”《古代社会》的“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7]作为全篇的结束，而《社会进化史》则以“战后工人阶级的新现象，从1921年德国3月事变中可以看出：这次事变之主要分子为中部德意志的工人；他们在大战以前是极落后的分子，然而这次起事，他们既不要统率，也不顾成败，自发自动的上了革命的战线。由此可知社会革命必然要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一天成熟：不仅在各大工业国内有农人阶级中等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落伍分子和进步分子为之呼应，而且有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为之呼应。世界革命的成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8]结束全篇。不难看出，《起源》重点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进化史》则突出强调世界革命成功的必然性。由此可见，蔡和森的“转述”实际上是在《起源》基础上的“再创作”。经过蔡和森的“转述”，《起源》已经由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献”。
二、在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容时刻意隐去出处
据胡允恭介绍：“和森同志担任的主课是《社会进化史》……他严肃认真地阐述了恩格斯的名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且多次引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最后讲到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他义阐述了恩格斯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论证。”[9]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进化史》仅在“封建制度发达到一定程度，封君对于他的家臣，自由农和农奴便停止其保护地位而居压迫地位；对于人民强征暴敛，以扩大其封建的财产。如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封君，用野蛮敏捷的手段，把乡村农人的土地没收得干干净净”之后注有“参看马克斯《资本论》二十七章”[10]等字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全文仅此一处“纯学术”观点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实际上，蔡和森不但大量转述《起源》，而且融汇了《共产党宣言》等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核心内容。请看下表。
此外，《社会进化史》中的“封建财产的特性，始终不是自由的和个人的，但(而)是家族的；所以既不能买也不能卖，每代封君只有实际享受其利益而担负遗传于其后嗣之责任”[13]。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14]观点相吻合。《社会进化史》中的“资本主义发达到20世纪的初年，全人类五分之四以上已成为最少数资本家的奴隶(或为工钱劳动者或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各国资产阶级因为生产的过剩和紊乱，早已准备异常强大的武力以争夺殖民地”[15]，很明显这是来自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有关论述。至于《国家与革命》，对于熟读这部经典著作的蔡和森来说，更是不可缺少的资料。只要认真阅读《社会进化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列宁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16]的观点，一直是蔡和森写作《社会进化史》所贯彻的指导思想。
不难看出，蔡和森之所以将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容隐去出处，完全是因为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
三、引自其他著作的内容则悉数予以注释
在写作《社会进化史》的过程中，蔡和森还参考了大量的非马克思主义著作。与引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全不同，蔡和森对其他著作的引述悉数予以详细说明。如，摩尔根的《美洲土人的家庭与家庭生活》、安德尔的《美洲印第安人之历史》、凯撒的《高卢战记》、哈截荪的《俄罗斯乡村制度与其民族生活的内情之研究》、拉法格的《财产历史》，《圣经》、哥摩的《村落社会》，《荷马史诗》、马奢尔的《土地财产的原理与实际》、英国印度总督梅特加夫的《1832年报告》，《周礼》、《国语》、《孟子》、贺吉森的《亚细亚社会记》等，都曾出现在《社会进化史》的注释中。
遇到无法说明具体出处的引述，蔡和森一概注明出自何人之口。试举数例：“摩尔根已告诉我们，这种名字是属于氏族的，并且当他所赠予的朋友死了的时候，这个名字又要复归于氏族。”[17]。笔者在《古代社会》中找到了相应的内容：“他可以把这个名字租借给他在另一个氏族中的朋友；不过，承借这个名字的人一旦死去，这个名字仍须归还其原来所属的氏族。”[18]“达西德说：吾人从未见过别的民族招待宾客有这样的宽大；若客人被排斥于食灶之外，无论怎样，大家都视为罪恶；也没有人把自己用过后的饮食来奉客；当接了外客的人家食物吃尽了的时候，这个屋里的主人又可领导客人到邻居的人家去，也不须邻居先来邀请，而邻居也绝没有拒绝接待的，都是同样宽大的接待；他们对于款待宾客的义务是一律同等的，看人看势的区别，在日耳曼人是从不知道的。”[19]笔者在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中找到了出处：“没有那种人比他们更慷慨好客的了。闭门拒客被认为是一种丑行。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家财以上宾之席待客。如果主人无力招待了，他会介绍另一位东道主给他的客人，陪同他前去，并不需要另一家主人的邀请。另一家也不以此为怪，而同样殷勤地招待他们。就尽主人之谊而言，对待熟人和陌生人是没有差别的。每当客人离开的时候，随他要求什么，就送给他什么；同时，主人也毫不忸怩地向客人索取礼物。他们非常爱好礼物，但他们既没有施恩望报之心，也没有受施必报之念。”[20]“据凯撒的记载，日耳曼各民族每年留一部分战士在家里耕田，遣一部分战士，出去劫掠；远征队回来了，耕田队又出去，两部分人年年都是这样互相轮流的。至于战利品的处分，最初都是分配于全体，因为留在本地的人也是为大家而耕作；所以他们全体，在农业与劫掠业中，还是共产主义者。”[21]笔者在《高卢战记》中找到了出处：“苏威皮族是所有日耳曼人中最大、最骁勇善战的一族，据说他们有一百个部，每年都从每一个部征召一千名武装人员到境外去作战，其余留在本土的，即从事生产，以维持自己和那些出征者的生活。同样，下一年就轮到他们出去参加战争，再由上年服役的人回家生产。这样，无论是种地还是作战的方略和技术，都不会荒疏掉。”[22](值得注意的是，蔡和森将“苏威皮族”改为“日耳曼各民族”。至于“他们全体，在农业与劫掠业中，还是共产主义者”的表述，应该是蔡和森自己的分析)《社会进化史》还有关于秘鲁的大段描述：“他们土地的三分之二名义上都是属于太阳神，其实便是印加人的共同财产。”[23]笔者在《秘鲁征服史》中找到了出处[24]。“据秋凡来甫斯基，在斯拉夫民族中研究的结果，宗法家族是从集产村落派生出来的；它也是几个家庭的集合体；它的命运与财产的集合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财产的集合便是宗法家族存在的主要条件。”[25]笔者仔细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秋凡来甫斯基(今译科瓦列夫斯基)的代表作是《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中就包括这部著作的读书笔记。笔者仔细查阅了这部名著，可惜未能发现相应内容。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社会进化史》充满了其他著作引文的注释。应该说，这种处理方式和刻意隐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述一样，都是为了给“当局”这样的印象：《社会进化史》并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中我们不难体会蔡和森的良苦用心。
四、《社会进化史》堪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典范之作
笔者认为，与其说《社会进化史》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是此类著作的奠基之作”[26]，不如说它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之作。《社会进化史》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进化史》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通俗化。通俗化是普通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这样说：“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27]既然如此，学术性更强的《起源》能不面临同样的难题吗？请看列宁1919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然，这部著作并不是全都浅显易懂，其中某些部分是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才能看懂的。我还要重复说，如果这部著作你们不能一下子读懂，那也不必懊丧。几乎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28]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写作《社会进化史》时，蔡和森力求做到通俗易懂。试举一例：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29]，恩格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30]，《社会进化史》则这样介绍：“摩尔根分人类历史为三大时代：(一)野蛮时代(二)半开化时代(三)文明时代”[31]。虽然从忠实于原著的角度来看有所欠缺，但很容易为普通群众所接受。
第二，《社会进化史》找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途径。如前所述，蔡和森刻意给“当局”这样的印象：《社会进化史》是一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著作。也许正因为如此，《社会进化史》开篇就强调：“摩尔根真是发明原始人类演进程序的第一人……现在首述摩尔根所划分之历史的理论时代，以为本书全部之纲领。”在行文过程中，蔡和森对引自《古代社会》、《高卢战记》、《孟子》等书籍的内容予以详细说明，而对转述《共产党宣言》、《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内容一律隐去出处。只是在“绪论”中才含蓄地说：摩尔根“不知道马克斯，也不知道唯物史观的学说，然而他于不知不觉中，竟在美洲从新发明并且系统的应用了这种真理(马克斯是在他的前四十年发明的)，他所研得的主要结果，大致与马克斯是一样的。”“至恩格斯著《家族私产与国家之起源》，将摩尔根和马克斯两人的意见联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实的科学基础”[32]。将“马克斯”名列摩尔根之后，并且强调《起源》使“摩氏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可见，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传播正是在宣传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旗号下进行的。
有学者指出：“有时，一本书所宣扬的先进思想.甚至可能导致一场大革命。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薄薄一本小册子，却掀起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巨澜……正因如此，书籍的历史充满苦难和曲折，常遭查禁、焚毁的厄运。”[33]由于披上了介绍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外衣，《社会进化史》这部融汇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学术著作”在白色恐怖的状态下得以“合法”地出版发行。1929年6月，在国民党严格控制下的上海，民智书局第五次公开出版《社会进化史》。应该说，这是与蔡和森的巧妙“包装”分不开的。笔者认为，以个人专著的形式全面“转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核心内容，是蔡和森的一个创造。至于《社会进化史》能够成为“民国学术经典”，则足以说明蔡和森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巨大成功。
第三，《社会进化史》为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教材。蔡和森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融会贯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搬进上海大学的讲堂。在听了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这门课程以后，“青年同学们由此才懂得历史也是一门科学，思想逐步开朗，认识也不断进步，(使)上海大学的学生思想面貌焕然一新”[34]。1924年5月，蔡和森将讲稿修订、出版。各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共产党基层组织随即将其列为教材或学习材料。1926年5月-10月，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规定《社会进化史》所有学员人手一册，并将其与《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并列为必读的“重要书籍”。讲习所要求：“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案，限期交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人们评价说：“用此方法，助益学生之理论研究颇不小。”[35]1927年2月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开设《社会进化史》课程，讲授时间为18课时，仅次于《农民问题》(25课时)及《各国农民运动状况》(20课时)两门“专业课”，居所有课程的第三位[36]。《社会进化史》在培养革命队伍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总的来看，《社会进化史》不是蔡和森的“原创”，也不是对《起源》的简单“转述”。在《起源》的基础上，蔡和森结合《共产党宣言》等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再创作。在写作过程中，蔡和森参考了《古代社会》、《高卢战记》、《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等诸多学术名著，最终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文本。应该说，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少，但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融会贯通，再以“学术专著”形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却极为罕见。《社会进化史》是“民国学术经典”，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典范之作。
注释：
[1]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2]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4]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58-5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6]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8]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
[9]胡允恭：《创办上海大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本社编：《回忆蔡和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7-118页。
[10]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12]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
[13]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
[15]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16]《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
[17]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18]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19]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20]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8页。
[21]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
[22]凯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9页。
[23]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88页。
[24]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周叶谦、刘慈忠、吴兰芳、刘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7-59页。
[25]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26]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内容简介》，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封面折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5页。
[28]《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27页。
[29]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31]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页。
[32]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33]张国良主编：《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34]胡允恭：《创办上海大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本社编：《回忆蔡和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8页。
[35]本社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36]本社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3页。
（作者单位：解放军理工大学政治理论与军队政工教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