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的方法论辩正

—— 论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文化前提

作者:胡长栓    发布时间:2012年01月12日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

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命运决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根本上则决定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性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无疑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最本质性的认识,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人们通常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过程上去理解,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严整而正确的世界观”[1](P11),而没有从更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质上去理解,从而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方法论,这样我们看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对西方现当代文化的拒斥,对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的忽视和对中国哲学自身历史的割断。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但这里只能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它的意义仅在于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现代发展,是德国古典哲学问题的逻辑解决,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历史逻辑中的问题的解决,单就这一点马克思已批判总结了当时西方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德国这个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家实际上演奏着哲学上的第一小提琴。即使这样马克思也没有局限于当时的德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因为它的产生不仅批判总结了当时德国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批判总结了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不仅批判总结了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而且也批判总结了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的现实,不仅批判总结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水平,而且也批判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水平。具体就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三大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三大新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贡献,即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英法等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迈耳、焦耳的能量守衡和转化定律;施莱登、施旺的细胞学说。尽管通常我们都认为三大理论来

源形成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不同领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批判总结这三大理论来源和三大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基础上得以产生的,因而我们不但可以说作为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然而这里必须马上做出的补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仍然是西方哲学逻辑发展的结果,仍然属于西方哲学的逻辑范畴,它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西方哲学长期以来逻辑发展中的问题,是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一直在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及其统一问题,因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P219)近代几乎每一位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如费希特、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等都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决,但都没有能够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或者把主观还原于客观,如黑格尔;或者把客观还原于主观,如费希特,相反,他们试图解决的结果却使这一问题成为西方哲学继续发展必须跨越而不能避开的峡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中开启西方现代哲学的,这不仅符合哲学自身的逻辑:“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3](P376)而且也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4](P121)

由是看来,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本质的深刻认识,也确实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而正确”和科学性。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满足于这一点,就会发现它所内含的重大的方法论意义。这一方法论意义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具体到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就要求我们必须批判总结三类文化资源,面对两种社会现实,解决一个哲学问题。

三类文化资源 

“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所以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3](P375)马克思哲学的体系是如此,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结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也理应如此,它不应该是某一单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而应该是多种文化的批判与总结,它不应该封闭在一百多年前的体系中,而应该海纳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文化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停留在一百多年前而与时俱进,成为真正永葆青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就必须面对三类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文化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之所以把它单列为一种文化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及其丰富性足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独立于西方文化的一类文化,二是因为就我们的传统而言,我们已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与西方相对待的一种独立性文化,三则是因为这样可能更有助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说清楚。马克思主义文化无疑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总结的第一类文化,但说到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打破以往流传很广的偏见:第一,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等这些经典作家的文本,同时这些经典作家的文本也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也不就是马克思,马克思也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就既不能单纯地提倡“走进马克思”,更不能单纯地提倡“走出马克思”,因为不走进马克思也就无所谓走出马克思,而无走出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则就失去了任何现实的意义,前者使我们成为走进故纸堆的历史性考据,是历史而不是哲学,后者则使我们成为离开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哲学而又不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走进马克思和走出马克思的统一,也即“从马克思走向未来、开创未来”。第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单一性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家之马克思主义,就它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而言,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仅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而忽视其它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不能仅仅允许自己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拒斥其它学派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的贡献,正如我们不能判定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谁更真正黑格尔派一样,最好我们也不要争论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不仅缺乏任何尺度,可以让我们去评价形而上学的某个阶段相对于另一个阶段的完满性。根本上,我们也没有权利作这样一种评价。柏拉图的思想并不比巴门尼德的思想更见完满。黑格尔的哲学也并不比康德的哲学更见完满。哲学的每一阶段都有其本己的必然性。”[5](P69)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讲明白:哲学系统的纷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6](P24)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面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资源就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拥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实更为接近的现实,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中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作为一种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自然是其最直接的文化资源,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事实,而且也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事实。文化,在梁漱溟看来 “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7](P64)西方文化在其实质上是工业文化,体现为两大基本精神即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工业文化和工业化的现实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本基础。然而如果深入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却找不到西方文化的位置,对西方文化,人们通常采取的是否定的方法,或者在理论上说对西方文化要批判地继承,但在实际上却完全撇开西方文化和西方发展的现实,尤其是马克思以后西方文化发展的现实,具体不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中看不到西方现当代文化的资源,而且也体现在许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他们或者反对西方现当代哲学,或者不去了解西方现当代哲学,对西方现当代哲学只是贴上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标签为批判方便之用,退一步也可以这样说他们至少是忽略了西方现当代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各自用着不同的话语系统,彼此之间根本无法也没有想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西方哲学只是从事着西方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是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们之间缺少应有的对话与宽容。然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哲学的发展,西方哲学的发展也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从其产生看,只是批判总结了到马克思为止的人类文明,而人类文明在马克思以后并没有停止,相反,则取得了更为引人注目的发展,只要我们睁开双眼就无法忽视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现实,可是经典作家已无法批判总结这一人类文明,我们也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就文化就是人的人化来说,我们不应把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对象,而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自然也不能遗忘博大而辉煌的中国文化。从历时态看,如果说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工业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则属于农业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虽则是直接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实际上也是对农业文化否定的否定,因为工业文化本就是农业文化的否定,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工业文化的否定。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工业文化代替农业文化的结果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它一方面确实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与理性的启蒙,“也许在整个近代生活中都没有任何观念比科学的观念更强大地、更不可阻挡地向前挺进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的凯旋。”[8](P11)人类正是运用科学与理性的武器维护了人类自身的尊严,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并且似乎战胜了自然。但另一方面,人类却并没有能为工业文化的胜利欢

呼多久,还没有来得及在陶醉中为科学与理性唱完赞歌,就发现人类已把自身置于工业文化灾难的火山口,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并不夸张地描述了工业文化的灾难:启蒙一直旨在将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人的主宰,但充分启蒙了的世界却弥散着胜利的灾难。而人类通过割裂自然来终止自然的每一次尝试,只不过是加强了这种奴役。其实,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我们生活的世界,就会发现如此之多的工业化灾难:气候的恶化、环境的污染、水资源的缺乏、粮食危机……,而其中任何一种都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生存。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有预见地对工业文化的批判,而后现代主义则直接地体现着人类解决工业文化灾难的努力。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前工业文化,当然不能解决工业文化的问题,但却能为工业文化问题的解决提供致思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就当然要以中国文化作为其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

两种现实前提

哲学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是思想中的现实,而“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9](P8-9)当然哲学也就必然在一定的现实前提中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现实前提就是西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益工业化的实践。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要以人类实践的现实为前提,关注人类实践的现实,而这个现实显然不能再是十九世纪的现实,总观当前人类的实践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暨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主要现实前提就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

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及其现实问题是中国当代哲学也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存在的现实根据,因此,中国当代哲学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首先就要面对中国的现实,应该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实践和实践的现实基础上去发展。中国的现实和实践与世界其它国家的现实和实践有着尤其的不同,中国当前主要的实践和其它许多国家一样是现代化也即工业化,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与其它许多国家的不同在于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现实前提:其一,中国有着其它许多国家所没有的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而这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与工业化又有着独特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没有能够开出现代化,这在一定意义说明在其本质上与现代化的精神并不能合二而一;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的实践及其实践的后果已可以从人们对现代化的反思即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繁荣中觉解到现代化自身的问题,而这同样又在一定意义上为本质上作为农业文化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提供了生长的阳光,其实,中国现代化的这一现实在中国最初面对现代化时就已体现在西化说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对立中,只是中学的倡导更重要的不是因为现代化自身的问题与后现代主义的反思,而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结。而今天无论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结还是对现代化灾难的恐惧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中国的现代化都更加无法避开悠久的中国历史和辉煌的中国文化这一现实。其二,中国在历史上更主要的是一个伦理国家而不是法制国家,因而,纲常伦理、血缘宗亲、仁义礼信是人们更内在的行为规范,它体现的仍然是在人的发展中“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而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在更根本上是法制的,所以法是人们行为的主要依据,是人们内在的行为规范,它所体现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关系。虽然伦理与法制并不完全对立,但毕竟不是同出一炉,当然,如何处理好法制与德治的关系就是中国现代化又一无法避开的现实。其实中国现实之独特并不止于此二者,而尤以此二者为根本。因而,中国当代哲学要想在思想中把握真正的现实,就不能忽略中国的实践现实,并且必须把中国的实践现实作为首要的基本的现实,作为与理论资源同等重要的现实资源,如果脱离了这一现实资源,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因之果。

接下来的事实使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也不得不面对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一是人类交往全球化的事实。如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迅捷的交通工具,而且更为人类提供了几乎超越时空的信息交流,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地球的村落化,人类因此也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紧密地联系着、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相互影响和作用着,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再是一个可以自行存在与发展的独立主体,它的具体实践不单要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而且更要受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甚至是干预,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已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现实实践即便是可以无视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但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仍然要不断眷顾中国的现实实践。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已内在于中国的现实实践中。二是西方社会较长的现代化历史和较为发达的现实。西方的现代化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而中国的现代化真正说来也只有五十余年的历史,虽然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使我们看到西方现代化自身的许多问题,但总体说来,西方现代化的实践无论是从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是正在现代化的中国实践所必须予以面对和关注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不至于重蹈覆辙而走着一条较为通畅的道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较为发达的现实,而对于这一事实的关注则是我们更快现代化的有效资源,因为对于西方现代化的许多东西我们是可以直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作为人类的文明而继承过来。如果说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不想没有生长的土壤而要首先面对中国的现实实践和实践现实,那么,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如若不想开出不结果实的暮春之花也就必须关注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否则就永远也走不到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一个哲学问题 

哲学不单要解决现实问题,同时它还要解决理论问题即哲学自身逻辑发展中的问题。因而哲学的意义就不应单纯地体现在现实之中,而且还应体现在哲学自身之中,即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且也在于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哲学史中的问题——这应该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尽管它最终的意义只在于现实。如果说中国现实实践中的问题是中国当代哲学得以存在的现实根据,那么,中国哲学自身发展逻辑中的问题则是中国当代哲学得以存在的哲学根据。因为“在哲学史上反复出现的不仅是哲学的主要问题,而且还有谋求解决问题的主要路线。……哲学问题是人的头脑不能逃避的问题。……哲学史的发展,在某一些时期内,只能完全由内在联系去理解,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思想内在的必然性和‘事物的逻辑’去理解。”[10](P21) 这里文德尔班给我们叙述的正是哲学的历史逻辑。

其实,西方哲学的生成与展开正表达着哲学的这种历史逻辑,自西方哲学之父泰勒士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水开始,西方哲学就进入了“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研究,到柏拉图理念论的提出,真正奠定了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传统,之后西方哲学的发展无不可以回溯于此。本体论对世界是什么的研究最终必然导致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因为,本体论内含着一个没有经过哲学反思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类能不能认识世界、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就是思维与存在能不能统一、如何统一的问题,本体论研究的深入与困境必然走向哲学对其前提的反思,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其实质上是本体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无论是由笛卡尔开启的欧洲大陆的唯理论,还是由培根奠基的英国经验论其实质都是旨在解决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的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就不是完整的本体论。但无论是经验论的发展还是唯理论的发展最后都经不起怀疑论的怀疑,休谟的怀疑论和康德对于自在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划分无疑更加突出了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这一问题,因为认识论本身也内含着一个前提,这就是本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的分裂对立。由此,便奠定了康德之后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题,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自黑格尔用世界精神来统一主观与客观、本质与现象开始,谢林、费希特都表现了同样的努力,马克思哲学则用实践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因哲学的历史逻辑也同样表现着这种哲学的理论旨趣。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发展主要是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则较少的表现了哲学的历史逻辑,主要表现在割断历史,丢掉自己,忽略中国哲学自己的问题,而更多地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引进一些西方哲学的问题,继承的不是中国哲学的历史逻辑,而是西方哲学的历史逻辑,即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或现象学等,从而在其中完全不能找到中国哲学自己的历史。然而,“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因此,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Werden,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6](P9)哲学的历史逻辑要求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决不能割断中国哲学的历史,并且必须在本质上与中国前此的哲学建立联系,从中国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这就是要面对中国哲学自己历史逻辑中的问题,因为只有中国哲学自己留给我们的问题才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的历史与实践现实,也最能满足中国的现实实践;也因为忽视中国哲学自己的问题的哲学就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它实际上内含着一种中国哲学虚无化的观念;还因为不面对中国哲学自己的问题就没有中国哲学的创新,因为哲学的“创新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丢掉自己。”[11]P55而创新是哲学的生命。

注释
文化总是不仅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而且也包括自然科学,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8.)这里实际涉及的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内在关系,哲学本质上必须也把自然科学作为其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行文不便不多论及。

  参见我的导师高清海.《从马克思走向未来、开创未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37-38.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格局的划分可参见衣俊卿、丁立群等著《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一书。

参考文献
[1]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4)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黑格尔.哲学全书 (1).导言.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 梁漱溟.中国人:社会与人生[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8]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0]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 ()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1] 高清海: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03.4.P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