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具有最为根本的地位。要真正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它的哲学。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十分重视，并形成了比较丰厚的成果积累；而随着实践的推进和认识能力的提升，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近些年来，在对以往的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讨论中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见解，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这些问题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解和把握，因而有必要给予充分的关注。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定位：科学世界观与“形而上学”
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以往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创立了被他们自己称为“新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对于这个新的哲学，多年来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即认为它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使哲学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科学的性质，成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一个评价，当然是有多方面的依据的，而其中首要的一条，便是它科学地解决了哲学研究的定位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并没有明确的研究定位。哲学这一概念的本意是“爱智慧”，因而哲学也被称为“智慧之学”；但这个提法并不是一种严谨的规定。古代时期，由于科学尚未生长起来，哲学家们见仁见智，力图借助逻辑推演和主观臆想去勾画对世界认识的各方面图景；到了近代，哲学家们仍继续维持这样一种旧的传统，并且还试图将各门科学的研究也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使哲学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科学的科学”。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样一种做法必然越来越不合时宜。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宣告了这种旧哲学的“终结”，他们重新审视了哲学的定位及其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科学的解决；其基本要求，便是在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将哲学真正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使之成为一种严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他们在谈到自己的哲学时所指出的：这已经不再是旧的意义上的哲学，“而只是世界观”[1]。从基本规定上说，所谓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亦即对世界的根本性问题的回答；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新的哲学，便是专门探究这一层次的根本性问题，包括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等领域的最一般规律。它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同时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一定位，应该是有广泛共识的。而在近些年的讨论中，这方面问题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进展。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要揭示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同时要研究和探索作为主体的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问题，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以及人自身的发展和解放问题。同时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种世界观，而且还有着自己的价值观，要充分重视它的价值维度的研究，把世界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应该说，这样一些新的认识，对于进一步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与此同时，讨论中也出现了某些片面和极端的倾向。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根本变革，并非使哲学成为以往所理解的那种“科学世界观”，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研究定位，超越了“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的“转向”；也就是说，它不再研究世界的本原及其一般规律等“形而上学”问题，而是转向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不再研究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而是转向与人及其实践相关联的“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虽然都在讲“世界”，但此“世界”并非彼“世界”，两者定位各不相同。还有一种观点索性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定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压根不再研究世界观领域的问题，而只是研究人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从而由“知识论哲学”转向“认识论哲学”，由“实体性哲学”转向“主体性哲学”，如此等等。
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重大分歧。如果这些观点成立，那无疑将从根本上颠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科学世界观”被当作“形而上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定位中排除出去，属于这一领域的一系列原理便统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但情况真的如此吗？回答却是否定的。
认真研读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便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从一开始便是着眼于包括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等领域在内的“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而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中再以人的活动为轴心划分出一小块领地，然后将自己的新的哲学局限于这一狭小的范围，而将所谓“与人的实践没有直接关系”的“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不错，他们关注作为主体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强调主体通过实践“改变世界”的能动作用，重视打着主体印记的“人化自然”，但这并不是说只需要研究人自己的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就可以了，而将这方面研究与“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的研究对立起来。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着大量关于“整个世界” 或“宇宙世界”、关于世界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论述，特别是集中体现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恩格斯还特别指出，他们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无视这些重要著作和成果的存在，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世界观的高度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研究，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有一些论者试图对此做出解释，认为恩格斯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他的著作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说法恐怕连提出者自己也会觉得勉强。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发自己思想的过程中各有侧重，他们研究问题的关注点也各有不同，但这绝不意味着思想观点的对立，或者反对和否定对方的研究。相反，他们多次公开申明相互之间观点和主张的一致性，他们的著作应该说是他们共同合作的成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专门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3]而进一步说，不仅是恩格斯的著作，而且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也同样有不少关于一般世界观的论述。如在谈到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时，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他公开宣布：“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5]
一些论者还提出了一个理由，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宣告了以往那种旧哲学的“终结”，而旧哲学正是把形而上学地研究“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构建某种“世界图景”作为自己的使命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是否定了这个研究定位。这是一个明显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旧的哲学，主要是反对那种依靠哲学家本人的主观臆想和思辨推演去构建“世界图景”的研究方式，否定这个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并不是说不需要研究“整个世界”、不需要进行一般世界观领域的研究了。恰好相反，他们主张在各门具体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从而使哲学真正成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对此，恩格斯曾做过专门的说明，他指出：“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6]“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7]自然领域是这样，那么社会领域又是如何呢？恩格斯进而指出：“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8]这些论述清楚地说明了经典作家解决问题的思路，而正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他们在否定旧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的哲学，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那种“形而上学”的科学世界观。
实际上，一些论者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定位问题上坚持将所谓“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的研究排除出去，并非有多少经典依据，而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关系，因而没有意义。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须知所谓“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与“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说到底从属于后者，是作为后者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存在的；不研究 “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也谈不上正确地进行主体的各类实践活动。进一步说，所谓“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并不是一种不变的存在，而是要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向“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拓展；而这里的前提就是不断探索处于“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之外的新的未知领域，也就是要研究“整个世界” 或“宇宙世界”。不进行这种研究，就不可能有新的实践和新的拓展，而所谓“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也就只能成为一种僵死和封闭的领域，而这样的结果显然是荒谬的。
最后，关于那种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定位，试图用所谓“认识论哲学”、“主体性哲学”取代“知识论哲学”、“实体性哲学”之类的观点，更是没有什么经典依据，而主要是这些论者自己的愿望和主张而已。并且也不是什么新的见解，而只不过是“以西解马”的老套路。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只能说，哲学家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提出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但不能将这些主张随意附加给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先要有客观的态度，特别是要原原本本地解读经典作家的思想，这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定位，接下来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基于这样一个新的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形成了怎样的学说体系？这一体系中究竟包括什么内容，或者说主要成果？弄清这一问题，才能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根本变革，以及它何以成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这一问题上，讨论中同样出现了较大的争议，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世界观的高度，在批判地吸取以往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成果。它借助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新的条件，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科学统一；特别是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亦即唯物史观。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按照这一理解，以往的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区分为相应的两大部分。而在新时期的讨论中， 许多论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传统体系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板块结构”，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把握，且容易造成各种误解；而在内容上，传统体系更多地偏重于客体方面的研究，对于主体方面亦即现实的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实践问题关注不够，对于这方面的成果阐发不够。因此，需要在深入研究经典作家思想的基础上，打破传统体系的局限，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此出发，一些论者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线，对原有体系做出新的调整和梳理；而另一些论者则提出了以“实践唯物主义”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思路。
从总体上看，讨论中形成的这些新的认识是值得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从根本上区别于旧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其成果无疑是多方面的。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科学统一、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些当然是重要成果；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科学地解决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这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同时也是“实践唯物主义”，综合起来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或者说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新唯物主义”，应从所有这些成果的有机统一来认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体系，也应按照这个有机统一的要求来把握。在表现形式上，的确应改变传统教科书的“板块结构”，将各方面内容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逐层展开。至于这个统一体系的名称，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但仅仅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都不足以反映“新唯物主义”的多方面成果；因此，在没有更适合的表述之前，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名称似乎更为稳妥。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中还提出了其他一些不同观点和看法，其中也包括某些片面和极端的倾向。一些论者认为，对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并不简单是一个调整和整合的问题，因为这一体系中包含了许多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关于世界的本原及其一般规律等等的原理，都属于“旧唯物主义”的范畴，是“形而上学”；所以应对传统体系进行“清理”和“分解”，将这些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剔除出去，在此基础上重新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难看出，这一观点是与前面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上所遇到的极端观点相呼应的，所涉及的仍然是所谓“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与“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的关系问题。之前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否定旧哲学的时候，并没有否定“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这一研究定位；那种试图将 “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与“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机械地分割开来，从而将“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出去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而在这里，试图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本原以及一般规律等方面的原理当作“旧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加以排斥，也同样是没有道理的。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形而上学”，主要是指那种依靠哲学家本人的主观臆想和思辨推演去构建“世界图景”的研究方式，而不能简单地将所有关于“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的研究一律等同于“形而上学”；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世界观的高度对这一领域所作的科学性质的研究，也都错误地等同于“形而上学”。
不仅如此。在依照这种“清理”和“分解”的思路“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已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先后被赋予某种特殊的含义，并用来标志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用“实践唯物主义”来“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不同于上面提到过的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而是主张摒弃“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只研究与人及其实践相关联的“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特别是摒弃“物质本体论”，主张“实践本体论”，认为“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实践”创造的，因而都应用“实践”来解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只有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才能现实地提出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这个世界当然不是与人“无关”的“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而只能是与人及其活动相联系的世界，也就是所谓“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离开“历史”的世界，只能是抽象的、虚幻的世界；而“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中的一切，包括人类实践，都可以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所以这种“历史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二者是完全等同的。
虽然这两种观点分别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用语，但从根本上讲都是难以成立的。就这种特殊含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而言，且不论其机械分割“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与“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这一前提性错误，即使在所谓“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的范围内，也不可能用“实践本体论”来取代“物质本体论”。因为实践的作用再大，也只能改变物质的存在形态，而不能创造或消灭物质本身；而即使是这种改变，也必须借助物质的力量、遵循物质运动的规律才能实现。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过明确论述：“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9]重视实践的作用当然是正确的，但若要将这种作用夸大到“本体”的高度，那就是错误的了。真理往前走一小步便是谬误，更何况是走向极端。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试图“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样一种理解，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真正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并对这一用语的使用造成混乱。（其实，持这类观点的一些论者也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明确提出用“实践哲学”这一名称取代“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以为这样便可以将“旧唯物主义的残留”彻底地“清理”出去了。）
在讨论中，一些论者还经常引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论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0]这段话被解释为马克思主张“实践本体论”，而反对 “物质本体论”。其实，仔细研读一下便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并非简单地否定“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而只是指出其“缺点”，即他们“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外部世界。请注意这个“只是”。因为人所面对的世界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存在的，仅仅看到客体的方面无疑是不够的，同时还要看到另一个方面，即主体的方面，要从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去理解。客体方面和主体方面，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必须全面理解和把握。应该知道，马克思指出以往唯物主义的缺点和不足，是要向前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而绝不是要掉过头来推翻唯物主义的既有前提，不能由此得出非此即彼的极端结论。
关于那种特殊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虽然在具体理路上与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有所不同，但其进行“历史”考察的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即同样是把“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与“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 机械地分割开来，进而用后者排斥前者。其实，在经典作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本来是一个领域概念，是指与自然领域相对应的社会历史领域；他们明确地将“自然界和历史”作为这样两个不同的领域并提[11]，并深入探究了“自然领域”与“社会历史领域”之间的异同。[12]他们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无疑是将这两个基本领域全都纳入视野，是既包括历史观、也包括自然观的完整体系。而一些论者却以“人与世界的关系都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为由，以历史观排斥自然观，将“历史”变成一种独断的尺度，并以此来“裁决”自然领域，只承认与人及其活动发生直接联系、并在这一意义上进入到社会历史领域的“人化自然”，而将这一领域之外的自然界或者说“宇宙世界”斥为虚妄；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承认一般意义的“存在”和“意识”，而只承认“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只剩下这种膨胀了的历史观，而真正属于一般世界观层次的内容以及自然观等等则被当作旧的“形而上学”完全排除出去了。这样一种偏颇的理解，既没有经典依据，也不合乎逻辑。将唯物主义历史观推向极端，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原理隔绝和对立起来，只能在扭曲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同时，严重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以上这些片面和极端倾向的产生，无疑是有多方面的根源的。而从认识论根源看，这里存在着一个颇具迷惑性的逻辑误区。一些论者之所以力主将有关“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除出去，常常是基于这样一个推论，即认为只有从实践出发，或者从“历史”出发，才能达到对世界的真正的认识；离开实践或“历史”，就只能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或直观。所以，那种关于“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的研究，包括以往“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对于世界的本原及其一般规律的研究，都属于这类抽象或直观，因而必须抛弃。这样一个貌似有理的推论，实际上却包含着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即它混淆了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十分不同的问题：一个是认识的目标，即我们究竟要认识什么；另一个则是认识的路径，即应该如何去认识。所谓从实践出发，或者从“历史”出发，其实都讲的是路径问题，即要求通过实践或“历史”的路径去认识。而通过这一路径所要认识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是外部世界，并且不仅是 “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还应该是“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这两个不同的问题绝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把认识的路径误解为目标本身，以为强调从实践或者“历史”出发，就只是要对实践或“历史”本身进行研究就足够了，而把真正的目标排除在外，把所有对于这一目标的认识都笼统地加以否定。这样的逻辑错位和混淆，必然导致认识的扭曲和中断。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本原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决不是什么离开实践或“历史”的“形而上学”，而恰恰是从实践、“历史”出发，通过这一正确路径而取得的科学认识成果，它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真正的认识目标的体现。（对于这个问题，可参阅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逻辑问题》一文中的相关讨论。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后收入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综合起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亦即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着眼于整个世界的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它的基本原理贯穿世界观层次的各个研究领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13]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体系，深刻认识其内在逻辑，防止和反对各种片面和极端的倾向。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根本变革，不仅体现在它的研究定位和学说体系上，而且还体现在它的基本功能上。这种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书斋学问，而是直接面对实践，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提供根本的方法论指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体现了作为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特殊品格。在近些年来的讨论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但与此同时，前面所提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定位和学说体系问题上的某些争议和分歧，包括某种片面和极端的倾向，也进一步延伸到这个基本功能问题上。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不同，在于它不是这样那样地“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所以它只需要关注人和人的实践，关注与人及其实践直接相联系的“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就可以了，而有关“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世界的本原等本体论问题的研究，都是为了“解释世界”，所以都是“形而上学”，都应该被“超越”和摒弃。这样一种观点，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逻辑上说，决不能将“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简单地对立起来。“改变世界”是我们的落脚点，但是要想“改变世界”，首先必须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要“解释世界”。那种错误的、荒谬的“解释”当然应该反对，但不能因此就走向极端，从根本上反对“解释世界”，亦即否定认识世界的必要性。“改变世界”当然要依靠实践，而实践是作为主体的人能动地作用于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的过程；这种实践要想取得成功，就不能只是盲目的实践，而必须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为前提。至于所谓“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当是与“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了；不认识“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就不能认识“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所谓“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当然是人们实践的结果，但是不应忘记，人们正是在对“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进行不断地探索和认识的基础上，才创造出这个结果。而为了满足不断生长着的新的需要，人们还必须不断地对未知领域进行新的探索，促使“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不断地向“现存世界”或“人类世界”转变。没有新的认识或“解释”，这一切皆无可能。因此，简单地将有关“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的研究仅仅归结为“解释世界”，似乎与“改变世界”无关，是毫无道理的。
其次，从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马克思批评以往的哲学家们，是因为他们“只是”“解释世界”，而没能由此再向前一步；从这里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根本反对“解释世界”，并进而理解为否定有关“整个世界”或“宇宙世界”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世界的本原等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当然，旧哲学采用那种非科学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解释世界”，无疑是错误的、不可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因此而明确宣布了这种哲学的“终结”；但是不能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反对一切方式的“解释”和研究，把所有这一领域的研究都统统归结为“形而上学”。恰好相反，他们正是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对整个世界的根本性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和“解释”，并使之成为面向实践、指导实践的科学方法论，最终发挥出“改变世界”的基本功能。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问题的时候，还不能不提到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某种严重脱离现实实践的学院化、思辨化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面向实践、为实践服务的，是用来“改变世界”的，但在当前的一些研究中，恰恰忘记和偏离了这一点。如果说当年被马克思批评过的那些“哲学家们”只是忙于“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的话，那么现今的一些“哲学家们”则是连“解释世界”也没有兴趣，而只是热衷于解释各种概念和“范式”，亦即“解释哲学”。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脱离实践的现象却是在几乎无处不在的“实践”语境下发生的。究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应具有的活生生的实践精神被改变成了纸面上的实践概念，本应面对现实实践的研究被改变成了对实践概念的考证和思辨，其中包括各种牵强附会的推演和主观臆断。所以，尽管言必称“实践”，但距离真正的实践却越来越远；口口声声要“摒弃”“形而上学”，但实际上却越来越接近那种真正应该摒弃的、“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15]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这样一些以“实践”相标榜的所谓研究，最大的弊端就是不能实践，甚至妨害实践。
当然，应该确认，在近些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与这种空谈实践的做法不同的、真正面向现实实践的研究也一直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着，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当代社会发展的活生生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提供了新的土壤。我们应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深入研究和探索当代实践中的各种重大问题，为实践提供根本的方法论指导；同时又要着眼于新的需要，在总结新的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真正意义的理论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而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这种真实的双向互动中，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真正体现出来，确保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功能切实有效地得到实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46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9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46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25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252—25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25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5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25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