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编译局是我国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的机构，这里不仅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献，产生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而且还收藏有数量可观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这些文献资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建设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文献看作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理论资源，把这些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运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各种形式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多方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在北京大学二院开辟了名为“亢慕义斋”的活动室，存放了很多英文、法文、俄文、德文版本的马列著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北大图书馆成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最丰富的图书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只要条件允许，就会千方百计加强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1938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创建了马列学院，张闻天兼任院长，其中的编译部是党中央正式组建和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马列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但马列学院还是专门组建了一个图书馆，通过各种途径搜集马列经典著作和珍贵历史文献。毛泽东、张闻天对马列学院图书馆的工作十分重视。张闻天多次听取图书馆的工作汇报，不时到图书馆翻看目录，了解图书馆的困难，指导图书馆的工作。到1941年，马列学院图书馆的藏书已达3万余册，成为当时延安规模较大的图书馆。①
1949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前身中央俄文编译局刚刚成立，党中央就以苏共中央赠送的8000余册图书作为奠基馆藏，在这里创办了马克思主义专业图书馆。60多年来，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一直得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指导。毛泽东同志将自己收藏的100多册精装马列主义著作赠送给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同志都曾到这里视察；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可与国外相关机构建立图书交换关系。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对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国内外许多机构和个人都向这里赠送图书。
正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努力下，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专业藏书体系。这里收藏的文献不仅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中央文献翻译和理论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普及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源支撑。
二、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
经过60多年的建设，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专业图书馆，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图书馆馆藏中有不少稀世之宝，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概括起来，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的特色文献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1．建国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研究文献
这些著作和文献包括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全集、选集、文选、文集，以及单篇著作、专题文选、摘要汇编、生平传记、目录索引等。这部分文献收藏齐全、系统、完整，总量达4000余种。
2．世界各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及研究文献
这些文献涉及英、德、法、俄、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捷克、波兰、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芬兰、丹麦、越南、印尼和世界语等20多种语言，共计1万余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手稿原件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珍藏本。
珍贵手稿有：马克思1876年10月16日写给友人托马斯·奥尔索普的书信原件，在这封信的另一面，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写给奥尔索普的信，原文都是英文。其中，马克思的信第一次发表于1970年《经济和社会》（日内瓦版）第4卷第11期，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50卷第464—465页发表了这封信，而燕妮的信未曾发表过。信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和燕妮因奥尔索普的夫人去世而对他表达的慰问。
马克思1878年6月25日写给英国周刊《自由新闻》主编与发行人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书信原件，原文是英文，至今还未曾发表过。信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向科勒特借阅一篇抨击布赫尔的文章。
恩格斯1882年11月2日于伦敦寄给德国记者卡尔·希尔施的明信片，以及1894年他亲自签名、送给英国地质学家乔·威·兰普卢的两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文版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
经典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弗·梅林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选》，奥·倍倍尔和爱·伯恩施坦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德文版和俄文版，《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第2版，《资本论》德文第1卷第2版和第3版、第2卷1885年版和第3卷1894年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86年德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第1版，《列宁全集》俄文1—5版，《怎么办》1902年俄文第1版，《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俄文第1版，《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日内瓦版，等等。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各种文献
这类文献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出版的马列著作、中央苏区刊印的马列著作、延安时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列宁选集、各种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和生平的中文资料等。
其中，珍稀的经典著作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第2版以及后来出版的各种《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陈启修（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1930年）、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2分册和第3分册（1932年、1933年）、吴半农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1934年）、王思华、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上册（1932年）、中册和下册，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1930年），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年），刘曼翻译的《经济学批判》（1930年），杜竹君翻译的《哲学之贫困》（1929年），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1932年），李春蕃翻译的《帝国主义浅说》（1925年），成则人翻译的《讨论进行计划书》（1921年），等等。
有关研究著作和资料有：马尔西著、李汉俊译的《马克斯资本论入门》（1920年），考茨基著、陈薄贤译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0年），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4周年当天中国劳动组合部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纪念册》，梁赞诺夫著、李一氓译的《恩格斯马克思合传》（1929年），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克卡朴著、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等等。
4．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文献资料
这类文献包括辛亥革命前后和五四时期的珍贵报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革命活动家的早期著作，中国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以及国统区出版的革命文献，等等。
其中，有康有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创办的《清议报》，邹容的《皇帝魂》和《革命军》，中国最早译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新民丛报》、《民报》、《天义报》、《新世界》等，毛泽东在长沙主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主编的《觉悟》，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戴季陶、沈玄庐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周恩来主编、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参与编印的《赤光》，以及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报刊如《新青年》、《共产党》、《先驱》、《向导》、《前锋》、《中国工人》、《政治周报》、《布尔什维克》、《实话》、《群众》，等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革命活动家的著作有：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上海亚东书局1922年11月初版），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1921年版），鲁迅为纪念瞿秋白编印的瞿秋白文集《海上述林》，邓中夏的《工会论》（广州印务局1925年版），以及恽代英、萧楚女、彭湃等人的早期著作版本，等等。
5．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史史料
这些史料包括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文献，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各种流派的资料等。主要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外文原版报刊，如：列宁创办和领导的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秘密报纸《火星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月刊《新时代》，全套俄文《真理报》，以及《布尔什维克》、《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共产国际》，等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重要活动家的外文原版著作，如：特精装12卷德文版《拉萨尔全集》，俄文版《普列汉诺夫全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有伯恩施坦的亲笔签名），以及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巴枯宁、布哈林、考茨基、卢森堡、拉法格、饶勒斯、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的珍稀版本。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珍贵史料，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早期历次代表大会的原始文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原版文献，等等。
6．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原版书刊
这些书刊中有许多图书出版于17、18世纪，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如：1729年在法国出版的17世纪荷兰法学家、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法》（两卷），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1821年柏林版，1865年在巴黎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文集《洛克著作集》1824年英文版，《费尔巴哈全集》1887年德文版，1663年在伦敦出版的《葡萄牙人费迪南德·门德斯·平托的航海探险记》，1666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荷属殖民地的东印度公司公使馆官员》德文版，1688年在伦敦出版的《暹罗旅行记》，等等。
这其中还有从日伪满铁图书馆接收的近两万册外文社会科学书籍和一些满铁调查部资料。标着“秘”、“极密”等字样的满铁调查部关于我党抗日活动等方面的情报资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铁证，现已成为国内外少见的特藏。
7．国内外机构和个人赠书
建馆60多年来，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获得了10万余册来自国内外的赠书。其中有：
毛泽东赠书。1959年5月，原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狄克曼率团访问我国，转交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民主德国总统威廉·皮克赠送给毛主席的104册精装马克思主义图书。此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将这批赠书连同特制书柜转送中共中央编译局。这批赠书的装帧极为精致，采用羊皮面烫金精装，上口涂金，制作考究，堪称精品。
著名语言学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学时的老师黎锦熙先生赠书。其中包括毛泽东五四时期写给他的6封书信和送给他的《新民学会通讯录》。
王禹夫藏书。王禹夫原名王振明，又名王辛民，曾先后在保定、北平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创办并主持我党的地下出版社——北方人民出版社，一生收藏了大量珍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其中有马列著作，有共产国际的文献，有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而做了改换的“伪装书”，有非正式出版的史料，有“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小报，还有一些珍贵的字画和照片。王禹夫同志逝世后，家属根据其遗愿，将两万余册文献全部捐赠给中央编译局图书馆。
旅日爱国侨胞刘明电先生赠书。其中有大量的日文进步书刊，还有刘明电先生与日本共产党的来往通信。
其他赠书者还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原德中友协名誉主席王安娜女士，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程希孟先生，原高教出版社社长武剑西先生，语言学家刘泽荣先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张仲实先生，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国家出版总署、上海译文出版社、原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原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史研究所、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英国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俄罗斯外文图书馆、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等机构。
8．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字画和艺术品
这些艺术品包括：140多幅蒋兆和、艾中信等国内著名画家创作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生平的油画、国画等，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塑像、剪纸、展板等艺术品，以及近千余种缩微胶卷（片）和声像资料，如列宁活动的电影资料片、列宁和斯大林的讲话录音资料等。
9．数字资源
这些资源主要有：马恩经典著作数据库，中国共产党文献库（包括一大以来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著作），中央文献多语种外文版数据库，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库，马克思主义图片库，等等。
10．档案资料和工具书
档案资料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过程稿，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中央文献对外翻译过程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对苏共“九评”的档案资料，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的手稿，等等。
工具书包括世界主要的百科全书、各种文字的语言词典、各门学科的专业辞典、各种地图、各国地名人名录、各种年鉴、手册、书目、索引等。
三、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的思考
在新的时期，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战略发展规划，文献典藏建设与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正在抓紧实施“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大力推动文献信息化和理论网站建设，目标是要把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建设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和数据网络中心。面对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总结历史发展经验，我们必须制定科学规划，明确工作重点，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取得实效。
1．抓住发展机遇，坚持开拓创新
从建馆伊始，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的定位就十分明确，即以收集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的文献为目标。为此，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利用一切条件来扩充馆藏，使得这里的藏书数量不断增长，藏书特色日益突出。同时，馆舍面积不断增加，藏书条件不断改善，业务领域不断拓展，机构和队伍也不断扩大。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中心”的目标，确立了“大信息”理念，坚持“全局业务发展，信息工作先行”，积极推进传统图书馆向现代文献信息中心的转型，先后经历了文献资料和信息化建设相互融合、信息研究与舆情跟踪格局调整、图书文献与珍贵档案整理开发一体化等重要机遇期，逐步形成了信息化建设与发展、文献信息收集与服务、文献信息研究与开发三位一体、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整体推进的业务工作新格局。
回顾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善于利用机会，勇于解放思想，锐意开拓进取，不断推动发展。2010年，中央编译局召开科研人事人才工作会议，明确了新时期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其中把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与研究列为重大研究领域。同时，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投标项目中，中央编译局申报的“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整理与研究”正式获得立项。对于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事业来说，这既是又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是新的挑战。文献信息工作者必须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明确发展路径，把握工作重心，改进工作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2．突出资源特色，完善馆藏结构
作为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专业图书馆和世界上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中心之一，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将继续坚持并进一步突出自己的馆藏特色优势，特别是要找出与国内外同类型文献机构的差距，找出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对文献信息需求的差距，从中央编译局经典著作编译、理论研究、宣传普及的需求出发，从全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的需求出发，全方位构建特色突出的馆藏体系，构建收集齐全的馆藏结构，保障馆藏特色的可持续性和完整性。具体来说，要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文献资源的建设：（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遗产，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生前出版的著作、论文、评论、手稿、摘录、书信、文件和藏书，特别是一些珍贵手稿和早期著作版本。（2）世界各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选集、文选、文集、专题汇编及各种研究资料。（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办或参与的重要报刊，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的著作。（4）反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历史的文献、史料。（5）国外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主要人物的文献。（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特别是外文版本）。国内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很多，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的重点是要收集各类型、多语种的外文版文献，形成自己的特色。（7）各类相关档案资料。这些都是中央编译局经典著作编译和中央文献翻译过程中产生的珍贵档案资料，工作重点是对这些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并进行数字化。（8）与上述各类文献相关的图片资料、音像资料、数据库和艺术品等。特别是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数据库、中央文献多语种外文版数据库、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库和马克思主义图片库的建设力度，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网打好基础。
3．拓宽采集渠道，多方收集文献
在新时期，文献资源的采集渠道和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在充分利用原有途径的基础上，正在结合本馆收藏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加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的采集力度。除了传统的统订工作、零订工作之外，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将更加注重加强现场采购力度，通过走访书店、参加重要书市、组团赴国外进行专门收集等，及时获得相关文献。同时，将充分利用中央编译局的对外交流平台，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委托出国进修和出访人员代购图书文献。在文献收集过程中，将更加重视利用网络平台，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的资料交换，加强与社会知名的机构、个人及图书出版发行机构的交流与协作，积极拓宽文献采集渠道。
4．加强理论研究，指导文献建设
任何实践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建设同样需要加强相关的研究工作。作为其中的主要参与部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正在充分利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整理与研究”，系统梳理、全面摸清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国内外产生的重要文献资源和珍贵档案资料，在形成形式多样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为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建设提供依据和指导。在研究过程中，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将以研究成果为指导，对文献资源进行有效补充和完善，并联合相关机构，建立面向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教学机构的专业文献服务网络和保障体系，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理论研究、宣传普及提供强有力的文献资源支撑。同时，该网络可与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建立固定联系，成为中外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2011年11月，借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之机，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与国外六家收藏、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的重要机构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为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5．重视队伍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建设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与之相比，目前的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文献信息工作者队伍，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整体素质，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因此，配备、培养高素质的文献资源建设人才队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当前，结合中央编译局的人才强局工程，图书馆正在对文献信息队伍建设进行科学规划，加大力度，以便构建合理、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人员的业务培训和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其业务工作能力和整体水平；另一方面，要合理补充所需的各领域、各专业的人才，为文献信息工作提供人才资源保障。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同志指出，文献典藏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高水平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又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②作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工作者，必须清醒认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断解放思想，勇于迎接挑战，制定科学规划，扎实开展工作，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建设向前推进，更好地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理论研究与宣传普及工作提供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源支撑。
注释：
① 赖伯年：《延安马列学院图书馆》，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衣俊卿：《亲睹经典真迹 领略伟人风采》，载《人民日报》2011年6月24日。
（作者：魏海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郗卫东，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主任，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