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的重要补充——以解放战争时期为例

《毛泽东选集》的重要补充
——以解放战争时期为例
金冲及

编辑出版《毛泽东文集》，最初是胡乔木提出来的，以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这部文集和其他毛泽东的专题文集不同，它是一部多卷本的综合性文集，可以说是《毛泽东选集》的重要补充。
乔木对这个问题大概早已想了很久。我从工作笔记本上翻到，他在1990年1月6日准备访美前说过：毛泽东的著作应该出个完备的本子，现在有些考虑过于短期了。对毛主席这样的人物，不应该限于只出几本选集。这件事要做个计划，否则将来一定被人认为我们这代人眼光短浅。毛主席的著作首先是中国人民的财富，其次也是历史，历史是不能抹煞的。研究中国这段历史，不研究毛主席怎么行呢？不这样做，对历史、对科学、对人民都没法交代。
把这项工作正式提到日程上来，是在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时候。那时遇到一个问题：《毛选》以外，毛泽东还有许多很好的文章，是不是需要趁这次出版《毛选》第二版的机会增补进去？记得乔木当时说：《毛选》是毛主席自己编定的，现在毛主席不在了，我们无权把别的文章增补进去。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反对本本主义》。毛主席十分喜欢这篇文章，但编《毛选》时没有找到。如果毛主席还在，他也一定会主张把这篇文章补进第二版的。其他文章就不能这样做，只能另外编一部多卷本的《文集》，把一些没有收入《毛选》的很好或比较好的文章选进去。
因此，应该说编辑《毛泽东文集》的目的，就是对《毛泽东选集》作补充，帮助读者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毛泽东思想。
《毛选》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最重要的文章都已选收进去，《文集》当然不能和《毛选》相提并论。但《文集》的重要性至少有两点，一是它收入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重要文章，特别是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不少是在《文集》中第一次发表。这对研究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基本制度，如何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如何应对和处理新中国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不能不读的。二是《毛选》的编选原则是精中选精，为此有许多割爱，而《文集》所收那些文章恰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很多重要观点的形成过程，并且有许多进一步的发挥。
对前一个问题，需要有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这里，只就后一个问题，以解放战争时期为例，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在《毛选》中，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稿，共70篇。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转折时刻，旧中国要在此时灭亡，新中国要在此时诞生，局势变化之迅猛，前进过程中不确定因素之多，是平时难以见到的。要驾驭这样复杂的局面极为不易。作为毛泽东当时对各种问题基本思考的记录，这一卷的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这四篇文章是其中最重要的基本著作，是其他著作无法替代的。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毛选》第四卷所能容纳的内容毕竟有限。
在《文集》中，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稿占了两卷，共249篇，超过《毛选》第四卷3倍以上。它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尽管它所叙述的那些事实，仿佛已是历史的陈迹，但透过这些文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处在这样激荡多变的历史转折时刻，是怎样时刻做到对全盘形势作出清醒的估计，怎样敏锐地察觉并抓住局势演变中出现的新变动和新问题作出判断，怎样针对异常复杂的问题及时规定明确的方针，怎样大胆地作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果断决策，怎样得心应手地引导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越过一切激流暗礁走向胜利。郭沫若不是有这样两句诗吗：“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仔细读读这些文稿，用心地思索并领会毛泽东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战略眼光、卓越智慧和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不仅是一种享受，而且可以从中汲取许许多多有益的思想养料，使我们终生受用不尽。
我们就从抗战胜利后的局势说起。
抗日战争的胜利必将到来，这是大家估计到的。但它会那样快地到来，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什么？
《毛选》中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说得很明确：“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这段讲话的意思是：方针只有一个，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但战争的发生并不只取决于一方的意愿，因此也需要有应对另一种可能的“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这本来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警觉性”。但因为讲了要作这种“准备”，有的人便以为党的方针是基点是立足于打，争取和平不过是为打作“准备”，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读一读《文集》中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就很明白了。那是毛泽东1945年8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一开始就说：“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这个论断，并不是短期的策略，更不是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而是对客观形势进行冷静分析后提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愿望。毛泽东说：“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国民党本身有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
读者可能要问：不是在10天前，毛泽东写过一篇收入《毛选》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讲了一些很强硬的话吗？这又怎样理解呢？毛泽东在前面所引的那篇讲话中作了说明：“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的，但因为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所以不得不再批评它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读读这些话，可以使我们的头脑复杂一点，不致被一时的现象所迷惑，把握不住局势发展的本质。
蒋介石确实不甘心在战后实现和平，仍多次挑起对解放区的武装进攻。中国共产党早就估计到这种可能性，并且坚决进行了自卫反击。在上党战役和平汉路战役后，有些人又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和平已经没有可能，内战阶段已经到来。毛泽东在1945年10月20日起草的《目前时局及今后六个月的任务》这份电报中又明确说明：“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以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这些话再一次告诉我们，历史是多么复杂，分清现象和本质是多么不易。它又告诉我们：应对局势的具体手段，可以因时制宜，千变万化，但除非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的基本方针不会轻易改变。
这就毫不奇怪，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通告，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是真心诚意地愿在抗战胜利后为实现和平建设而奋斗的，随后并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着手落实政协协议的措施：在内部已初步商定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和经过改组后的行政院成员的名单；准备将中共中央总部从延安迁到苏北的淮阴；解放区的复员整军工作也已开始。
但是蒋介石倚仗自己在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并不甘心改变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打算，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一步步走上发动全面内战的道路。对这一切，毛泽东一直留神地观察着。到了3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醒大家，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是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是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5月1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通知各地中央局：“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这个通知，正好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不到两个月。有这样一段准备和没有这样的准备大不一样。如果不在继续争取和平的同时，作好另一手的准备，就会在突然事变爆发时张皇失措而吃大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历史中用鲜血的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6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斩钉截铁地指出：“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这时，全面内战的爆发已是几天以内的事情了。在双方的谈判仍在进行、局势仍存在许多变化的情况下，能不能对时局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抓紧做好应对的准备，极为重要。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判断是完全准确而及时的。
随着全面内战爆发，客观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党的方针政策必须相应作出有力调整。毛泽东从来不墨守成规，总是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在不同的情况下说不同的话和做不同的事。他种可能性之地点。”7月10日，致电东北野战军：“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及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当刘邓大军准备挺进中原时，他在7月23日果断地致电他们：“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正是这些令人赞叹不已的作战指导，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和不失时机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起了关键的作用。
《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是毛泽东这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这篇报告已收入《毛选》第四卷。报告一开始就响亮地宣告：“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这个著名的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文集》中收入了他同一天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此作了透辟的分析。他指出：“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经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指出，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困难已经很严重，而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以后，又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
这是一个大判断，是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判断。毛泽东作出这个判断，经过十分冷静而慎重的考虑，这从他对蒋介石是否孤立的估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时机一旦成熟，他就断然以最明确的语言作出结论，并且把它昭告全党。有了这个大判断作依据，制定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纲领、方针、政策才能正式提到现实的工作日程上来。
十二月会议后9个月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集中全力来抓党的政策问题，特别是纠正土地改革运动和城市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这方面的文章，收入《毛选》第四卷的就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关于情况的通报》等。他还写下这样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为什么要在这时集中全力抓党的政策问题？这同中国革命正在迅速走向胜利的新形势直接相关。《文集》中所收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把这个问题讲得十分透彻。他说：“蒋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胜利？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要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了？我看不能这样讲。”“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状况下，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清醒地指出前进中存在的问题，毫不讳言这些问题，并且发出如此严厉的警告，立即采取一系列切实而有力的措施，对存在的偏向加以纠正，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样做不仅不会使人们对胜利失去信心，相反正是党对自己充满信心的表现。
这年9月，人民革命胜利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明朗。尽管国民党的军队数量、统治区域的面积和人口仍超过人民革命力量，尽管辽沈、平津、淮海三大决战还没有进行，中共中央却富有远见地在这时召开政治局会议，开始设计将要诞生的新中国的具体蓝图。9月8日，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毛选》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纲领性文献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里已经大体形成了。
领导，在于有预见。中国的老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1948年的9月政治局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整整一年的时候举行的。这次会议，除解决摆在人们面前的如何夺取全国胜利的问题以外，把相当大的注意力集中到研究未来新中国的各项基本制度上。再经过一年的酝酿和准备，使新中国成立时，一切工作虽然都是开创性的，却显得那样胸有成竹，有条不紊。这充分显示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超的领导水平。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他说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以往受人欺凌、任人侮辱的中国从此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无数优秀儿女前仆后继顽强奋斗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出的硕果。其中，毛泽东个人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决不可忽视。邓小平说得好：“没有毛泽东，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战争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对毛泽东思想，不能只是从教科书中学，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学，这样才能学到活生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如果把《毛泽东文集》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作为《毛选》第四卷的补充，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读，同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联系起来思考，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体会到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人的远见、胆略和智慧，领略到他观察和处理复杂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篇体会，只是以《毛泽东文集》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为例。其他各卷自然有着同样的意义，这是用不着多说的。

（来源：《<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