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历史贡献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多年后，江泽民同志在评价这个决议时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起草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到6月，邓小平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共进行过十多次重要的谈话。为《决议》的最终形成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

一、决策起草历史决议，对建国30年来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科学总结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批评“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就不断被提出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恶毒攻击毛泽东同志。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人们比较集中的讨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和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出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作一个总结，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的总结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但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到了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全国随后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课中，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再次提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思想就不能大解放，禁区就不能突破，改革开放就进行不下去。而且，这个时候国际上也十分关注这一问题。我们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拨乱反正，全党的认识不能统一，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局是否稳定，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否连续，外国人在和你打交道时就会产生怀疑，就会等待观望。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认为，我们党要真正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经验。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和过。起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因此，他提出，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对建国30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针对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不要急于做历史决议，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的意见，邓小平说，很显然，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1979年10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他说，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二、确定历史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

1.邓小平亲自指导建国30周年讲话的起草，为起草历史决议奠定基础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这个讲话要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总结，必然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对这个讲话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邓小平提出，对建国30年的总结，要有“新内容”、“新水平”。他认为，不要局限于过去党的认识，要随着几年来的实践向前发展。
第二，邓小平提出，建国30年讲话对毛主席的作用和贡献一定要讲够。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讲话稿几经修改，9月下旬，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获得讨论。
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们建国30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个讲话比党的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前进了一步，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要求。为随后历史决议的起草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2.确定历史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
10月底，中央组织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邓力群等20多名理论工作者先后参与起草。邓小平亲自主持决议的起草这项工作。
1980年3月，胡乔木等人拟出了《决议》起草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3月19日，邓小平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还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这三条”贯穿历史决议起草过程的始终。
3.对历史决议稿的整体框架结构做了设计
关于历史决议稿的整体框架设计，邓小平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说，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然后，建国以来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这是邓小平最初设计的五个部分，后来，邓小平又提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这样，决议就成为六个部分。在实际写作中，基本上是按照这六个部分写的。只是后来在起草过程中把“建国17年”分为前7年和后10年两个部分，并在这两个部分之前增写了“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这样，最后形成的决议就成为八个部分。
邓小平还对决议每一部分怎么写，也先后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前言部分，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话不要太多”。“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结语部分，邓小平提出“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等等。
邓小平提出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写作要求，为决议的起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三、全面地、科学地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历史

1.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
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对决议草稿中历史部分提出了重要意见：他认为，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从历史问题决议中肯定成绩，指出缺点错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很必要。但是千万要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
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前10年这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和原先设想的方针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10年“文化大革命”错误写得差不多了。也要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要说得恰当。
邓小平对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了他自己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看法：他认为，建国头7年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的前10年情况比较复杂，争议也比较大。其间发生的问题比较多，在决议草稿讨论的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这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邓小平认为，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整个是一场反革命。邓小平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
他主张，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事件要作具体分析。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产物，是非法的。邓小平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要承认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这不符合实际”。“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2.对建国以来党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
历史决议中涉及建国30年来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邓小平强调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比如说高饶问题。邓小平认为，“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作为当事人之一，邓小平回顾了当时高岗、饶漱石搞分裂的情况，认为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再比如，反右派问题。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但是，“错误在于扩大化”。对于错划的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邓小平特别强调，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对华国锋的问题写不写，怎么写？粉碎“四人帮”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决议稿中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在讨论过程中意见不一致。邓小平说：“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华国锋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华国锋的旗帜的这种动态，邓小平说，“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
3.不要再提“路线斗争”
关于“路线斗争”的提法，邓小平提出，以后“原则上不再用”这种提法。他说，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
把“路线斗争”、“路线问题”提到比较严重地步的始于斯大林。在我们党内是从30年代王明开始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的生活中间，在搞所谓路线斗争、在批判所谓路线错误的时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提过一段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历史决议要不要这样提？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第一次对决议起草提纲谈意见时，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谈了对党内的几次大的斗争的看法。
他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但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
决议起草过程中，在分析毛泽东和党过去的错误时，有人提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邓小平认为，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他说，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

四、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