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相关文献解读

“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相关文献解读

王为衡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和战略措施，举措之一就是积极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实施的结果，新中国先后在1951年和1952年出现了两次城乡物资交流的高潮，极大地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本期《党的文献》所刊载的档案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梳理这一时期关于城乡物资交流和国内贸易的文献档案，归纳政策举措，总结经验，对于我们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一、“怕塞不怕流”—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的背景、缘起

1949年10月，新中国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烂摊子。1950年年初，在经过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之后，市场发生很大变化，全国贸易系统的统一管理得以恢复。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种窘境，那就是市场陷入停顿，商业资本不足，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许多工厂不得不缩工或停产。此外，由于多年战争使得旧的商业网被打乱，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再加上我们有的干部“重任务轻政策”，对市场情况缺乏调查研究，致使农副土特产大都积压在农民手中，出现谷贱伤农的困境，农民无力购买必需的工业品。就连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作者注)主任陈云也坦言：“我个人在这一件事情上没有经验。”【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期《党的文献》刊载的重要文献。】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恢复国民经济，安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城乡物资交流和市场渠道流通问题。1950年5月8日，以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在北京开幕。陈云在会上指出：“这次会议，只是以几个大城市的工商业为中心，了解它们生产力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94页。】

在会上，陈云问几个省的工商局长情况怎么样，他们都说东西卖不出去。陈云又问：“农民是不是要买工业品？”这些局长回答：“买是要买，但是要首先把他们的猪鬃、茶叶、草帽辫、蚕丝都卖掉，他们有了钞票，就可以买工业品。”陈云还问中小城市工商业者要上海的什么东西，他们说：“只要我们的土货能运出去什么货都要。”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及中财委就想到解决问题的两条办法，陈云形象地将其喻为“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收购土产为何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呢？陈云概括得十分简单明了：“收购蚕、茶、猪鬃，这样也不用借钱给他们，也不要加工订货，他们就可以搞好了，这样就救了城市。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这一收购的结果，商人也有事干了，东西也卖出去了，工厂开工，失业减少，税收增加。”【《陈云传》，第712页。】所以，在陈云看来，收购土产“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陈云文选》第2卷，第118—119页。】“对于这个问题是怕塞不怕流，交流的愈快，愈是对农民、对整个国家经济有利。”

二、“共产党有办法”——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的政策、举措

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后，面向农村广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成为工商业调整过程中的主流方向，大规模的城乡物资交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中共中央、中财委以及各地制订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举措。面对当时的困境，陈云和中财委从容地表示：“不要紧，有办法的，有文章可做。”

1．国营商业机构作主导，构建县乡商业据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商业机构主要职责是加强对市场的领导，调剂供求，稳定物价，辅助人民合作事业。为了大力收购土产，中央首先要求各地对国营商业系统进行一次检查，纠正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建立和巩固必要的经营管理制度，加强贸易工作干部的政策教育，提倡执行任务的自觉性，号召大家精通业务，学会做生意，提出“为人民作好生意是光荣的”口号。

在具体做法上，陈云提出：“在全国选五百至七百个县设立国营贸易机构，再在每个县内找四五个镇子，设立代理店。”【《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他还要求国营商业机构“亦须开展在中小城市的工作，与合作社相结合，在乡村中建立某些据点，以免一有风吹草动，货币便从乡村卷回城市”。【《陈云文集》第2卷，第151页。】于是，国营商业机构在各地纷纷设立农副土特产公司，供销合作社普遍设立农副土特产品收购门市部，并积极研究和掌握大宗农副土特产品的流通规律，以经济路线为主来调拨物资，千方百计恢复和开辟购销路线。与此同时，中央还要求国营商业机构切实负起责任来，维持好农产品的价格，保持农民生产的正当利润，防止私商压低价格，损害农民的利益。

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国营贸易公司即从农村收购供应城市粮食达50余亿斤，棉花600余万担，还有9．4万多斤鲜蛋，51万担茶叶以及其他数额巨大的农副土特产品。与此同时，遍布于广大农村和集镇的供销合作社又以适当的价格，收购农民的农副土特产品，还采取了订立“预购合同”、“结合合同”等形式，帮助收购农民的农副土特产品。

2．制订优惠政策，鼓励、欢迎私商游资下乡。在发挥国营商业机构领导作用的同时，中央还积极鼓励私商下乡收购土产。陈云在中共七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农村是很分散的，我们的国家又这样大，生产方式是零零碎碎的小生产，东西是在一家一户的，城乡物资交流单靠我们的贸易公司不行，这样会害了农民。”毛泽东也认为这样会“害了共产党，害了人民政府”。【《陈云文选》第2卷，第94页。】

为此，中财委于1950年7月5日向各地发出了《关于土产经营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今后国家只应经营主要土产和大部出口品，因此土产让出广大市场给私商经营。各地必须大力组织与鼓励私商经营土产，使现在集中于城市的游资到乡村去，应召集大、中城市的土产商座谈会，组织私商下乡，并教育说服小城镇的干部要欢迎私商下乡。”

1950年7月6日，陈云同薄一波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阐述允许私商经营土产的必要性：“物价稳定后，过去集中城市的商业游资，找不到出路，转向股票及进口物资投机。拟今后组织他们向农村收购粮食、棉花、土产品，帮助他们打开出路”，“组织游资下乡，收购土产，对于解决城市公私关系，解决农民出售土产品的要求，巩固物价的继续稳定，均属十分必要”。【《陈云文集》第2卷，第150页。】

此外，陈云还提出给予私商与国营商业机构及合作社同样的方便，“要适当地减免税收及减低运费，简化手续，以便于土产畅流和销售”【《陈云文集》第2卷，第151页。】。正是由于采取了上述政策，广大私商积极参与城乡物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云及中财委还认为，收购农产品在价格方面应该照顾到三方面的利益：必须消费者能接受，私商贩运能得到正当利润，同时要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在这三方面的利益中，主要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如果只强调对农民有利，虽然是对的，但又是片面的，中财委的《指示》指出：“今后各地必须做到对贩运者有利可图，这是组织私商下乡的关键”，认为只有这一步做到了，才能把私商的财力运用起来，给农民的土产找到出路，才是保护了农民的最大利益。

3．拟订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农产品价格过高，会促使城市居民生活费用高涨，增加工业的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过低，又会降低农民收入，使农民的生产情绪受到打击，从而限制工业的发展、缩小工业品的市场。拟订合理的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是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和国内贸易的决定性环节。本期文献中《华北局关于华北工农业情况和意见的综合报告》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地方，如绥远省就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差额问题，农民满意，认为“共产党有办法”。但也有一些地方工农业产品价格差额却不断增大。在太原市，战前200市斤小米可买一匹洋布，1949年12月升至280市斤小米买一匹洋布，而1950年9月则需320市斤小米。这种结果引起农民极大不满。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50年9月1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具体建议：(1)国营商店应依照高于市价的牌价大力收购粮棉；(2)动员各级合作社、私商有计划地收购粮棉；(3)组织工业品下乡，相应完成回笼货币的任务；(4)适当降低某些工业品的价格，加速商品与资金的流通。

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见此报告后即批示：“我认为华北局的意见是正确的，请陈薄即根据华北局所提各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具体方案，于数日内向中央报告一次，并迅即推行。此事极为重要，不能久延不决。”9月25日，陈云召集中财委有关部门开会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会议决定：放手购粮，把粮价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以免“谷贱伤农”，造成市场呆滞。同时，加强农产品的推销与出口工作，并进口一部分农民需要的日用品。【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这些措施保障了工农产品合理的价格比差，抑制了农产品价格偏低的现象，从而使城乡物资交流得以继续顺畅进行。

4．尊重商品流通规律，疏通和拓展流通网络。商品流通有一定的规律，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由于多年战争，旧的商业网被破坏，而新的尚未建立，这就对物资流转妨害极大。例如，上海的药材商人到平原采购中药，因没有货栈代收，困难很大，不得不放弃。所以，疏通和拓展土产的流通渠道，是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和国内贸易的重中之重。

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主要包括：(1)邀请有经验的老商人、老工匠开座谈会，当顾问，了解大宗土产的种类、数量、质量和季节性，研究物资交流门路，派遣有商人和内行参加的商业访问团、土产推销组到产地和销地进行购销活动。这种找回老线索、开辟新线索的办法是当时打开土产品销路的一个有效途径；(2)组织广大群众开展短距离的物资交流，恢复原有集市，建立新的集市、庙会，这些虽然是初级市场，但不少土产品不需要远运，只需在本地流转，即可卖掉，这是一种易于成功，行之有效的好办法；(3)鼓励建立货栈和过载行，允许保持合理利润；(4)召开土产会议，组织各级城乡物资交流会，订立贸易合同。1950年11月，华北地区最早组织了土产品交流会和以销为主的物资展览会。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北京、河北、山西、察哈尔、平原等5省市23个专区、89个县均召开过城乡物资交流会，仅平原省安阳专区订立的区以上贸易合同就达1300多件。1951年3月，根据华北、华中、华东某些地区的做法和经验，中共中央认为：有计划地召开土产会议或者土产代表会议，组织城市和乡村间，地区与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打开国内市场，活跃城乡经济，是解决各地农村日益恢复和发展的农副土特产品销路问题的关键。并提议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各专区，各县(市)、各区和各乡，均应有准备地在两个月以内召开一次土产会议，在此以后，中央也准备召开一次全国的土产会议。中央认为，自从我们为土产品找到销路，找到暂时的解决办法以来，“农民皆大欢喜”。

5．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花大力气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运输工作是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的一个极大问题。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汽车太少，单靠汽车是不能完全解决城乡物资交流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一方面积极建立推销土产的运输公司，联营公司，疏浚内河河道，整修道路，发展运输网，另一方面主张花很大力量来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在当时，完好的汽车只有4万多辆，而旧式运输工具，如兽力车约有84万多辆，手推车、驴、马、骆驼等都有很大数目，这些运输工具总装载量，要超过汽车装载量的许多倍。如果很好地组织起来，配合联运，这个运输力量也是很可观的。陈云曾经强调，假使不注意这一点，就是没有抓住大头，没有抓住重点。

6．进行城乡物资交流的同时，还要继续搞好内外交流。新中国成立伊始，农民土产卖不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把我们困了起来。陈云及中财委认为，打破这种封锁“是有办法的”，那就是在进行城乡交流的同时，还要想办法继续搞好内外交流。根据倡导，1952年某些口岸大城市举行的物资交流大会，就积极组织和带动了私营进出口贸易，争取了一部分土产的出口，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而且换回了国家需要的物资。陈云还提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愿和新中国做生意，那我们就与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1950年，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是62%，跟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是38%；而到了1951年，方向调了，码头调了，跟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是2/3，跟资本主义国家是1/3．

三、“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公仆”——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的成效及意义

正是因为全国把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新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快就实现了好转，有人说，大城市中的“霓虹灯都亮了”。1950年12月，陈云在政务院第62次政务会议上，将经济好转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除调整工商业外，是由于贸易公司收买农民的粮食、棉花、出口物资和土产，以百分之九十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带动了百分之十的工业经济转动起来。”【《陈云传》(上)，第712页。】可以说，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而且为工业品下乡创造了条件，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城乡经济，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搞好城乡物资交流，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由于经济封锁，农民的土产不再可能出口到国外，这就要求在内销方面必须找到出路。陈云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廉价的工业品供应农民，并且把他们的土产推销出去，那么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农民就会有怨言，会认为共产党搞不好经济，就会埋怨说：“帝国主义不好，军阀官僚不好，买办资本主义也不好，但是我们的鸡蛋、桐油、猪鬃、茶叶能卖出去！你们新民主主义好得很，但是我们这些东西卖不出去。”所以，陈云在1951年5月16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如果把眼前这一条管起来那他就要喊万岁。做经济工作一定要抓住这一条，不抓住这一条就等于没做事情，至少等于没做大事情。”荣毅仁就曾告诉陈云：“江南农民第一件对政府信任的事情是收茧。”

有鉴于此，陈云认为：“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必须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陈云文选》第2卷，第128页。】所以，陈云要求必须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好城乡物资交流工作。1950年，我们的贸易公司在收购土产时，就采用了不赚钱的方式，收购价比战前平均提高了10%—15%，这一点对农民而言，就是一件大事。解放前，西北的马步芳用很低的价格收购少数民族的羊毛，而解放后共产党却用很公道的价格，尽义务地去收购羊毛。这样一做，少数民族对共产党就很满意，很拥护共产党。正如陈云在总结我们党的政策措施时所说：“现在我们是要作人民的勤务员，现在老百姓才真正见到了人民的公仆，这个公仆现在才真正变了样。”“过去有那个政府这样干过呢？中国那个皇帝搞过这样的事情呢？那一个总统搞过这样事呢？统通没有搞过，现在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公仆。”

综观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一代杰出领导人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以超人的智慧和胆识，以人民公仆的赤诚之心，化解了经济上的难题。不仅在经济上促进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加强了工农联盟，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新生政权，从而使我们党在执政初期赢得了政治和战略上的主动，获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

〔作者 王为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