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和政策基本成熟的历史考察(1959—1966)
中国政府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和政策基本成熟的历史考察(1959—1966)
唐富满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特别是外贸出口面临新的严重困难。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港澳市场的供应，逐步探索出成熟的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和政策措施。对此，现有学术成果或偏重于对“三趟快车”和“东深供水工程”等宏观层面和重大事件的分析，或从经济角度集中分析出口创汇问题，综合考察比较少。本文拟在解读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贸易的实践，就内地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和政策措施的基本成熟作一系统的历史考察。
一
新中国成立伊始，对港澳市场的出口供应工作，就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为了确保外贸出口货源，中国政府在处理内外销关系上，逐步明确了“内销服从外销”的方针政策。1954年7月，由陈云起草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关于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供国内市场销售。”【《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这样，内销服从外销成为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之一，在事实上也充当了外贸部门争取货源的“尚方宝剑”。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央明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内销服从外销”的方针。1958年12月，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在广东省外贸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他说：有的同志喜欢把进出口摆在第一位，这是错误的。进出口的重要性绝不能超过六亿五千万人口之上。“搞出口，不能和国内自力更生需要的东西抵触。”【《对外贸易部叶季壮部长在广东省外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2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492．】这种变化给外贸出口造成了一定困难。据广东省佛山地区外贸系统的基层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方针提出后，该区的生猪、三鸟、蛋品都不出口，塘鱼也有所减少，水果、蔬菜、木蓍、淀粉也减缩出口。原先主要供应出口的小土产也强调内销为主。因此感到方针政策是变了。也有人说，即使方针政策不变，但实际情况是变了。有的认为，当前提出内销为主、外销为辅这个方针，对我们争取货源是很不利的，年度计划也不好制订了，衔接货源时，人家就说，现在是内销为主了。【参见吴康年：《内销为主、外销为辅的问题》(1959年1月3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4—1—74．】
而“大跃进”运动的负面影响，使得对港澳供应的农副产品货源问题更加严重，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无法得到解决。“大跃进”运动期间，全国各行各业竞放“卫星”，导致亩产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全国还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劳动力短缺，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入仓，导致丰产不丰收。另一方面，受浮夸风的影响，外贸部门对于货源问题盲目乐观。这不仅导致外贸出口计划过于“跃进”，而且造成严重的浪费。1958年冬，内地蔬菜水果对香港的输出，部分口岸在某些品种上大量集中，以致市场销售价格大幅度下降，甚至销售不完而积压腐烂。例如，全国果菜会议安排广西10月份对港输出板栗为150吨，而实出591吨；11月份输港配额100吨，1—9日即出200余吨。香蕉是广东单一出口的商品，10月份出口实际5274．3吨，为安排数的159．32，虽然降价销售，但仍不能每次销清，以致积压腐烂，11月上旬到港仍达2918．6吨。对此，广州特派员通电有关各省不得“只注意本口岸数量上的增相输出”，要求掌握均匀发运。【参见《当前对香港出口水果蔬菜发运工作上的几项问题》[1958年11月1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496．】农副产品的出产总量是有限的，前期的冒进和浪费预示着新一轮货源不足的周期将要来临。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8年末至1959年初，内地对港澳市场主要副食品的出口供应，都无预警地出现短缺性危机。如澳门方面，据南光公司报告，自1958年12月至1959年2月初，猪肉、家禽、塘鱼及蔬菜等鲜活副食品晚到或无到，市场呈现紧张，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参见南光公司：《1958—1959年度我腊味对澳出口情况资料》[1959年4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4—325—1．】据广东省委反映，各地对港澳副食品出口的供应情况不大好，主要是各地都未能完成供货计划。按照中央分配的配额数字，各地1959年2月份完成情况很不理想：广西家禽仅完成8．32%；湖南生猪完成35．72%，家禽8．45%；福建生猪完成35．96%，牛1．6%；湖北家禽完成0．6%。3月份的情况更糟：广西生猪完成34．75%，家禽7．11%；湖南生猪完成33．84%；福建生猪完成20．45%，牛9．6%。【参见《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513页。】
由此可见，截至1959年，中国政府对港澳市场的供应体系与政策措施尚未成熟，无法做到充足而均匀地供应。以上危机的涌现，亟需一套完整而成熟的制度来应对。
二
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迅速恢复了对港澳市场的稳定供应；同时坚持标本兼治，逐步探索出较为完善的供应体系和管理制度。其中最具成效的，是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和配额管理制度的完善。
(一)以强有力措施恢复供应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供应港澳地区副食品短缺问题。1959年2月，中央批转粮食部和对外贸易部党组“关于当前出口大米、食用油供货情况的报告”，责成各有关省区党委，立即采取紧急的有效措施，保证按照规定的数量、质量和时间完成国家出口计划。【参见《中央批转粮食部和对外贸易部党组“关于当前出口大米、食用油供货情况的报告”》(1959年2月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2—2—23．】3月11日，中央批转“对外贸易部党组关于执行对外贸易计划中存在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外贸出口“五优先”的要求：对于出口商品，应当安排在先、生产在先、原材料和包装物资供应在先、收购在先以及安排运输力量在先。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应成立一个对外小组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参见《中共中央批转“对外贸易部党组关于执行对外贸易计划中存在问题的请示报告”》(1959年3月1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2—2—23．】以上是针对整个外贸出口而言的，而对港澳市场供应是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
1959年2月24日，中央批转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对港澳副食品供应问题极为重要，必须解决。我们通过对港澳的贸易，每年可以拿到2亿以上的美元，单对港澳出口副食品一项，就有7000万美元，必须引起重视。目前，港澳副食品价格上涨很多，当地商业界和居民都有抱怨情绪，反动报纸对我们大肆进行污蔑。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求各有关省市对中央已经布置了的对港澳的出口任务，努力保证完成。【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3月，中央又专门发出《关于保证供应对港澳副食品出口的紧急通知》，除要求“广东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外，其他有关各省(自治区)也必须将对港澳出口的副食品的供应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保证完成，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按照中央安排的对港澳副食品出口数字如期供应。【参见《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第513页。】
在政策的导向下，全国各供货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迅速行动起来，大力支持外贸出口工作，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外贸收购、调运和出口的突击运动。例如广东，1959年2月初，省委书记兼省政协主席陶铸在与列席广东省政协会议的港澳知名人士座谈时，就特别提出“保证港澳副食品供应问题”。3月1日，省委又就检查对港澳生猪和塘鱼出口问题，给海南区党委和各地、县委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有出口任务的地、县委，立即检查一下辖区完成出口任务的情况，并采取措施坚决按时完成任务，在首先保证出口任务的原则下，再安排内销。”【《省委关于检査对港澳的生猪和塘鱼出口任务完成情况的通知》(1959年3月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2—2—8。】
但对港澳农副产品供应状况仍继续恶化。据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的报告，到1959年4月初，蔬菜、生猪、生牛、家禽、塘鱼等的出口情况并未好转，反而仍在减少。几种主要副食品均未能按配额供应。我副食品在香港市场的比重有下降之势，加以部分来货质量较差，供应和售价都受到影响。对澳门的供应也未能满足市场需求。【参见梁威林：《四月六日至十日我主要副食品对港出口情况及香港副食品市场动态简报》(1959年4月1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2—2—349。】据此，广州特派员提出以下恢复对港澳供应的紧急措施：(1)大力组织货源，积极解决必要而急需的原材料和包装物料等，各地还应大力组织计划外的适合外销的品种出口。(2)坚决贯彻“重质先重量”和“重合同守信用”政策，严格检查品质提高质量。(3)“赶前不拖后”，三季度要大赶，避免四季度过分集中。(4)认真调查研究国外市场的动向及各国的经济政策、法令和措施。(5)积极争取港澳华商和侨商，大力巩固原来的推销网，对于经营困难而支持不了的经销商予以适当照顾。针对当前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殊环境，应充分发挥香港的转口作用。(7)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加强协作。(8)运输问题仍是个关键性问题，必须充分重视及作好准备。【参见《1959年上半年对港澳东南亚出口工作初步总结》，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101．】
在此紧急措施下，货源问题至1960年有所改善。例如广东，出口比1959年增加10．83%，约600万美元，占全国对港澳出口总值的38%，占全省对资出口的62%。部分鲜活商品也比上年有所增加，占全国供应香港总数的较大比重，如生猪占42．6%，塘鱼占100%。但经营管理工作方面出现不少问题，特别是鲜活商品还是薄弱环节。【参见广东省外贸局：《关于做好对港澳供应工作和改善经营管理的意见》(1960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575．】此后，有关部门坚决贯彻执行恢复和保持在港澳市场优势地位的方针，积极组织货源，对港澳地区的副食品供应在1962年基本恢复正常。例如，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1962年上半年对港澳出口实际4216万美元，完成上半年计划3950万的106．7%不仅比1961年同期3071万美元增加1145万美元，而且还比1957年同期出口3938万略有增加。几项主要商品如活猪、鲜鸡蛋已经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逐步夺回被日本、泰国等占据的市场。从副食品销售金额来看，至6月20日已超额河北、云南等口岸；已经完成90%。的有福建、上海、河南；进展较慢的如广西、辽宁，也分别完成75%。和75．6%。【参见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对港澳供应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1962年6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712．】
(二)建设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是新中国扩大出口商品的重要举措，也是稳定对港澳出口供应的战略性措施之一。在中央作出决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之前，“各省市自治区都已初步建立了一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包括专厂、专矿生产)，积累了一些经验，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中央批转对外贸易部党组“关于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请示报告”》(1960年6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2—2—3．】。其中，毗邻港澳、供应港澳市场任务较重的广东对此进行了早期探索。广东顺德县的塘鱼在1954年就已划定外销区，不过当时没有冠以基地的称号而已。【参见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在对外贸易部召开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现场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9月1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116．】1958年12月，广东提出了建立出口蔬菜生产基地的方案。该方案认为，建立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可解决内销与外销的矛盾，保证出口货源，以实现关于占领港澳、扩大星马，打开远洋市场的需要。1959年，广东划定中山、东莞、宝安、新会、潮安、潮阳、澄海、海丰、高鹤、开平、增城等11个县为出口蔬菜生产基地，确定糖、油、菜、桑、麻、烟、茶等八大经济作物基地建设规划；划定中山、顺德、东莞、宝安(后来增加新会)为出口货源重点县，作为供应港澳副食品的基地；划定珠江、平沙等11个国营农场为重点基地；北海、香洲等7个渔港为出口水(海)产品基地。9月，广东省外贸局提出了关于出口商品货源基地规划的意见。1960年2月，广东省在中山县小榄公社召开出口蔬菜生产基地现场会议，还邀请了供货部门和五丰行、南光公司的代表参加。【参见《关于召开出口蔬菜生产基地现场会议的情况以及今后措施》[1960年3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116．】3月，广东决定在三年之内基本上实现主要商品基地化，并分别提出年度任务。【参见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转发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会议文件》(1960年4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5—1—252．】
1960年4月4一20日，外贸部召开全国对外贸易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国务院批准对外贸易部成立了“生产基地局”。周恩来在指示中指出：搞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基本建设很有必要。会后，外贸部党组提出了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若干问题的意见上报中央。报告首先明确了“统筹安排，统一计划”方针，要求各省市确保出口货源。如基地完不成供应计划，各省市自治区负责补足。基地类型暂定为五种：一是划出若干国营农场或一定地区，进行多种出口商品的生产，如海南岛热带作物生产基地，密山、合江、新疆三大垦区生产基地，珠江三角洲副食品生产基地；二是就某一种商品划区生产；三是专厂(或车间)、专矿生产；四是农副产品加工基地；五是出口商品包装材料生产基地。外贸部先行拟定了1960—1962年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初步规划。6月30日，中央批准对外贸易部党组的报告，规划所需10亿元经费也获准列入国家计划。【参见《中央批转对外贸易部党组“关于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请示报告”》(1960年6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2—2—3．】8月，中央就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问题专门要求：须要认真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且迅速采取“一改、二建、三专”的办法。改，就是按照出口规格的要求改装一批设备；建，就是建立一批新的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和车间；专，口商品。中央还要求所有生产出口商品的地区、部门和重点单位，以及对外贸易部门分工负责基地建立的各项工作。【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515页。】
三年(1960—1962年)规划期满后，生产基地建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据16个省区统计，到1962年，已建成出口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共94个品种254个。【参见《国务院批转对外贸易部“关于当前对外贸易收购情况和存在问题的请示报告”》(1963年4月2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5—2—254．】其中，广东建立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主要商品有38个，包括农副产品13个，工矿产品25个，1962年基地提供的出口货源约占全省收购实际的25%左右。在1963—1965年的“继续整顿”期间，广东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得到进一步发展。蔬菜方面，仅番禺一个县，1965年培植的反季节蔬菜即达1万余亩，40多个品种，有些品种比正常收获时间提早50多天上市，做到“腊月出青瓜，夏至出萝卜”。另外，全省保留的工矿产品、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生产基地大致有45种商品，其中农副产品21种，工矿产品24种。1965年这些基地出口的产品约2．9亿元，相当于当年外贸收购总值的29%左右。【参见广东省外贸局：《上报“关于建立出口农副产品及加工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1966年9月2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264．】这些基地为增加货源、提高出口商品质量、稳定对港澳供应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三)完善配额管理制度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外贸部门就尝试对鲜活商品出口实行配额管理。1954年，外贸部召集的第一次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授权华南对外贸易分局定期制订对港澳出口供应的配额。以生猪为例，广东从1953年6月起由华南外贸分局制订对港澳出口配额。1954年8月底，分局制订《广东生猪出口调配管理办法》。除广东外，广西由分局会同省商业厅指示“严格依配额均匀出口”，湖南配额报请中南外贸局批准执行。【参见华南外贸分局：《通知开会讨论广东生猪出口调配管理办法由》(1954年9月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40。】由于缺乏整套的管理制度和有效指挥机构，配额管理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对港澳出口供应常因集中到货而造成跌价损失，或因调度不灵而坐失销售时机。如塘鱼出口，长期以来因存在月尾多、月头少，季末多、季初少和年末多、年初少的“三多三少”现象。对此，有港商说我们月头是“过渡时期”，月尾是“大跃进”。【参见广东省外贸局：《关于我省一年多来加强鲜活商品出口配额管理情况的报告》(1964年8月3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210。】
20世纪60年代初，对港澳供应配额管理制度的完善被提上议事日程。以广东为例。1962年8月，据香港五丰行反映，由于有些地区对港澳出口鲜活商品配额管理不严及运输途中保管不善，造成鲜活商品途中死亡残次及集中到货，以致低价销售和倒海事故接连发生。当时正值“继续整顿”时期，中央大力提倡扭亏增盈，改善经营管理。广东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降低商品流通费用为中心的群众性运动，广东外贸系统以加强配额管理为抓手。8月28日，广东外贸局规定：“属于配额商品应由省食品公司切实抓起来并由省食品公司统一指挥，今后每月应抄送各地海关并由海关协助督促、控制”【广东省外贸局：《采取措施防止鲜活商品出口事故及严格配额管理》(1962年8月2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160。】，以防止各口岸不按照配额出口的现象。1963年1月，广东省召开全省鲜活商品出口配额管理座谈会。香港五丰行和澳门南光公司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配额管理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商品品质、规格，改进包装，快装、快运，经常根据港澳市场的特点，按品种、按时、按质、按量安排出口，避免各种责任事故。会议制订了“鲜活商品对港澳出口配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参见广东省外贸局：《全省鲜活商品出口配额管理座谈会纪要》(1963年1月1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188。】
广东鲜活商品对港澳出口配额管理的主要内容为：(1)配额管理商品范围。凡全国多口岸及本省多口岸出口的鲜活商品，根据港澳市场要求，需要统筹安排、有计划出口的，可列为配额管理商品。(2)制订配额的原则和办法。事先征求港澳机构意见，各专区或口岸支公司每月20日前各自提出下月配额建议数，由省制订下月配额计划并在25日前直接下达给各出口口岸和抄送各地海关。(3)组织领导。省外贸局成立配额商品中心指挥部，制订下达及调整配额计划，检查配额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重大问题，组织有关会议，介绍、推广各地执行配额的经验；各地外贸局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办公室或指定专人负责。最初纳入配额管理的鲜活商品共6大类，34个品种。【参见广东省外贸局：《广东省鲜活商品对港澳出口配额管理试行办法(草案)》(1962年12月1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160。】到1964年，增加为42个品种。此外，海关监督也是配额管理的重要内容：(1)各地海关、分支关、监督站和派驻非设关地区的海关工作组，依据广东配额中心指挥部通知的配额计划，核对和审查各公司出口数量是否符合配额计划。(2)各公司在配额商品出口时，应向海关递交盖有“配额商品”字样的出口货物明细单和附送“配额商品出口数量核对表”。(3)海关按照省配额中心指挥部所制订的“配额商品出口品质、规格，包装标准及堆迭要求表”进行监督。【参见广东省外贸局：《海关对港澳出口鲜活商品的配额管理和品质、规格、包装标准进行监督的规定》(1963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88。】
在实践中，广东从生产入手合理安排，对大宗品种错开时间，以免大量集中上市；合理安排上市，把每旬甚至每日出口量落实到生产队、收购站，使配额管理建立在广泛的群众自觉执行的基础上。同时加强对港澳市场的调查研究，尽可能做到知己知彼。推行配额管理后，做到货源充足、出口均匀和品质好。在政治上，增强了客户经营信心，提高了竞争能力；在经济上，对改善经营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参见广东省外贸局：《关于我省一年多来加强鲜活商品出口配额管理情况的报告》(1964年8月31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210。】经过长期实践，广东探索出以下经验：(1)善于探讨市场规律，敢于打破旧框框。例如过去对香港出口荔枝有一个“日销不能超出200吨”的“魔咒”。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荔枝上市，百果让路”这个果中骄子的特点，狠抓荔枝销售的“快、鲜、高质”之关键，打破了“魔咒”。1965年出口6978吨，收汇123．5万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98．5%和184．1%。(2)随时注意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研究和摸清市场的新规律。(3)掌握市场规律，抓住主要矛盾，变被动为主动。实行“看价配量、稳进速减”，合理安排出口，达到稳价多销的目的。(4)把握鲜活商品出口的外在联系与规律。鲜活商品出口和气候变化关系很大。过去常因不掌握气候变化而造成被动。后来，有关部门准确掌握天气变化，使配额管理落实到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参见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1965年鲜活商品出口配额管理工作小结》(1966年2月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907。】
随着配额管理制度的完善，对港澳市场的均衡供应基本得到保障。1964年9月，中南外贸局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在山东烟台召开秋季果菜会议，强调要以改善经营管理为中心，“加强配额管理，严格按每月配额计划，均衡发运”【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下达1964年秋季果菜会议纪要的通知》(1964年9月2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800。】。到“文革”前夕，内地对港澳供应的配额管理制度基本成熟，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和推广。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设立配额管理办公室，各公司成立配额领导小组。配额管理在对港澳市场的供应中收到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
到20世纪60年代初，内地对港澳市场供应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已趋成熟。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立后，对港澳供应的货源得到保障，形成长效机制，不再依靠一时的外贸突击运动；配额管理制度完善后，达到了均衡供应的目标，确保了港澳市场物价的稳定。由于运作顺畅，有关部门和外贸人员已可轻松驾驭内地计划经济与港澳市场经济并存的局面。
随着相关政策趋于成熟，对港澳市场供应逐步成为一项国家行动和系统工程，形成多个部委，多个省、市、自治区承担的“举国体制”。统筹对港澳市场供应工作的协调单位，由华南外贸分局和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提升至外贸部乃至国务院层级。1959年1月25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内地对香港副食品供应量锐减的报道批示：“此件有用”，并指示邓小平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一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转引自徐曰彪：《为顺利解决香港问题奠定扎实基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香港回归》，《人民日报》1997年6月24日。】分管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亦多次主持召集各省协调会，对港澳供应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1962年，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外贸部和铁道部为适应供应港澳鲜活商品“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要求，共开通了编号为751、753及755的三趟快车，分别自上海、郑州、武汉三地始发，每日满载供港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香港。这就是通称的“三趟快车”。此前，内地输港鲜活商品靠零散货物列车运送，运载时间长，作业环节多，线路不固定，设施不配套，因此沿途活畜禽死亡率高，鲜果时蔬腐烂多。“三趟快车”开行以后，铁路部门制订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一保(保车源)三优先(优先配车、优先装货、优先挂运)”，除了中途加水外沿途不停。“三趟快车”的开行，扩展了对港澳市场供应的范围。由此，内地除西藏、宁夏以外的其他省、市、自治区，共同担负了对港澳鲜活冷冻商品的供应任务，标志着对港澳供应的“举国体制”最终确立。
“东深供水工程”的兴建，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港澳同胞的深情厚谊，凸显了祖国对于港澳地区经济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所起的重大作用。1960年，广东省宝安县建成深圳水库后，港英政府请求广东给香港供水。经周恩来同意，粤港双方签订协议，广东每年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米。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香港严重缺水，广东除允许香港派船只到珠江口免费取用淡水外，还同意由深圳水库增加供水317万立方米，并决定兴建“东深供水工程”，从东江引水供给香港。1965年工程完工后，基本解决了香港的用水困难。
内地对港澳供应体系和政策的基本成熟，增强了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中苏关系破裂后，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总额从1960年起连年下降，至1962年降为26．62亿美元，比1957年下降了14．18%，年均下降3%。【参见裴长洪主编《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但对港澳出口额却持续上升，1960年明显好于1959年，1962年超过了1958年的最高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港澳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为10%左右，1959年甚至只有8．45%。但到1962年，这一比例超过15%，1964年超过20%，1968年达到25．3%。
以举国体制为特征的内地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符合港澳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要求。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港澳特别是香港经济腾飞和产业结构升级，进口需求急剧增长，广大港澳市民对生活用品也有了新要求。例如过去每当鲜活商品供应不足时，一般市民多以干货和腊味为替代品，但后来难以满足一般市民的需求。而广东提供港澳市场农副产品的珠三角地区，自然条件几乎与港澳一致。每当香港自然灾害发生，珠三角的相关产品也同时因灾减产。在这种情况下，内地对港澳巿场的供应成为交通(特别是铁路)、商业(供销合作社)、粮食、气象、农林水等各部门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对港澳市场供应体系的基本成熟，对于中国政府开展港澳工作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广大港澳同胞养成了乐用内地商品的习惯。对港澳地区的稳定供应，事关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这项工作做得好，有利于新中国争取民心民意，并借机对港澳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感。这有助于加强内地与港澳之间的联系，为日后港澳回归祖国准备了条件，有利于在港澳地区开展经济外交和国际斗争。
“文革”期间，对港澳供应工作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党内健康力量也进行了反干扰、反破坏的斗争。可以说，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间的十余年，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成熟的政策措施，对港澳供应工作才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得到很好的坚持、完善乃至发展。
(作者唐富满，华南师范大学思政中心副教授，广东广州 510631)
(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