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三次外事谈话看他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平来到陕甘宁边区。他想知道，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披露了他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这段谈话看，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信仰，是经过认真慎重的鉴别和选择的。这种选择，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中，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开始了信仰的选择和救国道路的思考。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他常讲“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所谓“读奇书”，就是要读有大智慧的书，以“修学储能”，然后寻求“大本大源”，进而找到指导救国救民的好的“主义”。

当时，在中国社会传播的“主义”是形形色色的，“远近高低各不同”。“五四”前后，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的各种无政府主义，等等，都先后传入中国，都各自拥有自己的信众，并由此掀起一系列的论争。同当时中国的很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也曾信奉过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思想流派的一些见解。但是，经过学习思考、比较分析，毛泽东最终得出“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的结论，并将它看作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

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新年座谈会上，面对会员中的思想分化和争论，毛泽东列举了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并对自己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1921年7月毛泽东在参加完中共一大之后，立刻回到湖南组织农民运动。尽管革命实践中遇到重重困难，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丝毫没有动摇。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接连失败，许多人感到迷茫，不知革命希望在何方，乃至丧失了信心。但是，毛泽东坚信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道：革命高潮已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坚定执着，由此足以见之。

执着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革命的执着不是迷信，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不是盲从。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再一次谈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过：“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由此可见，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始，就将之视为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把它当作教条无条件地照搬的。在1944年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毛泽东更为清晰地谈到了自己的这种认识：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毛泽东这段论述的背后，饱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经过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开创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道路，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星火。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的中共党内，一些自封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党内理论家”，片面照搬照套俄国革命经验，照搬照套共产国际决议，结果导致经过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中国各大根据地相继丢失，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一度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将这种像背诵《圣经》一样去背诵马克思主义具体论断的行为，称之为教条主义，并深刻地揭示它的病灶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书本之上，没有在实践中“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深知，要避免教条主义错误的发生，必须对症下药，从思想源头上解决问题，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定与执着，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他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所谓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土壤里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而那些一切都搬本本来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

翻开毛泽东的著作，人们会发现，其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并不多。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我写文章不大喜欢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语录。但正是这位从不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上，而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于中国实际的中共领袖，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指引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始终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充满自信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多月的时候，毛泽东乘火车来到莫斯科。毛泽东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1950年2月，各项访问活动圆满结束。毛泽东到克里姆林宫辞别斯大林，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编辑成选集出版，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表示已有此意，并希望斯大林能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来中国帮助完成此项工作。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赴华。1950年7月，尤金来到北京，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对于这件事，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他说：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话，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自信。因为他很清楚，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正因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才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自信，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又要求全党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表明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工作向前推进了。总之，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言：“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正是这样既不丢“老祖宗”，又能不断地写出“新著作”，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又陆续创造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从而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活力，不断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关系中国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业、大学问。上述毛泽东的三次谈话，也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粗线条地描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境界”，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执着追求，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自信。这“三重境界”，充分体现出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革命气魄和理论创造勇气。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