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积薄发 重在传神
——序《周恩来在建设年代》（1949—1965）
杨胜群
《周恩来在建设年代》（1949—1965）是刘武生同志继《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之后又一部研究周恩来生平思想的力作。作者长期在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生平思想研究岗位上工作，他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2006年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当年11月在香港出版海外版，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他的这本《周恩来在建设年代》（1949—1965）同《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一样，是一部积数年之功、厚积薄发之作。
书名说的“建设年代”，是指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65年的17年。从建国初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到50年代上半期国家工业化起步，再到1956至1965年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期的鲜明特点当然是建设。这17年是新中国这艘航船启航的时候，是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建设打基础的时期，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几乎参与了领导国家建设的所有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担当了重要而且难以替代的角色。这一时期，国家的内政外交无不浸染着他的思想和印迹。《周恩来在建设年代》（1949—1965）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若干方面，分30多个专题，全面而深入地评述了周恩来这一时期的业绩和贡献。很多专题文章，内容涵盖的时间跨度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不仅有始有末、细致入微地评述了周恩来在某一方面或者在处理某一重大问题时的业绩、建树，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国家某一方面工作的发展过程。比如，关于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专题，从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一直写到1975年1月他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党和政府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既把周恩来在这个方面的贡献全面地介绍了出来，而且把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提出和实施的过程也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因此，这样的专题文章，可以说是一种“专题史”——周恩来生平活动的“专题史”与党和国家某些方面工作的“专题史”。
这本书不是作者一口气写成的，而是他20多年间对周恩来生平思想专题研究成果的结集。该书收入的多篇专题文章，都是他在参加编辑周恩来著作的过程中积累资料、反复思考、深入研究的成果。其研究，不仅体现在对这一时期周恩来生平活动细腻、准确的记述上，而且体现在对周恩来方方面面思想的深入梳理与提炼上。思想是人物的神。特别是写周恩来这样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准确地记录下他的言行，恐怕还不到一半功夫，更重要的是写出他的思想。这本书是刻划周恩来的传神之作。其每一个专题，都对周恩来某一个方面或在某个重要问题上深邃的思想、观点或主张，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概括。比如，周恩来在1956年初，比较早地察觉到经济建设上的“冒进”错误并提出“反冒进”的思想，而这在一般史书中大都是粗略记载。在本书“艰难的探索”一篇中，作者在对发生在党内这一段“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日子里的事情详细叙写的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周恩来关于反对“冒进”和纠正“冒进”错误的深刻的思想、观点及主张。如，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指冒进）”，等等，有不少是过去人们所不了解的。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研究工作中，有一句大家身体力行的口号，就是“研究老一辈，学习老一辈”。学习老一辈，包括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品德。作者长期钻研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稿档案，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范，可谓耳濡目染。因此，这本书尽管不是刻意写周恩来的精神，但却在事件和场面的叙述、描写中，对周恩来那种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严于律己、谦虚谨慎的思想品格和艰苦深入、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作了自然而然的展示。写周恩来，如果写不出他的这种“神”，当然不是成功之作。这本书写出来了。
资料翔实是写史类作品的基础。作者因工作关系，在占有资料上颇有优势，这本书真正做到了资料翔实。很多专题，都尽可能利用、参阅相关领域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和其他材料，特别是许多有价值的文献档案资料。全书的史料价值、资料价值是很突出的。
总之，这是一本对于了解和研究周恩来这一时期的生平、业绩和思想，非常有价值的书。
[作者杨胜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编审，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