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激流中的探索与思考——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的报告和发言简析

历史激流中的探索与思考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的报告和发言简析

王香平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秘密而隆重地在莫斯科郊外维尼果罗德镇的“银色别墅”开幕。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的周恩来，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从6月18日至7月11日历时24天的会议中，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周恩来不仅参加了政治、组织、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等委员会的工作，还具体承担了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工作。本期登载的《组织报告》就是周恩来代表组织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在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以下简称《发言》）则是在瞿秋白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后召开的讨论会上周恩来所作的个人发言。透过80年的历史烟尘，周恩来在《组织报告》和《发言》中所阐述的一些重要思想以及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的勇气和方法，使我们对中共领导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有了更为立体、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从党的组织建设角度对革命形势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估计。

从大革命失败到六大召开不到一年时间里，关于如何估计中国革命面临的形势，一直是党内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在瞿秋白1928年6月20日作政治报告后，大会安排了连续近10天的政治报告讨论会。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经过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最终达成了基本一致的共识，即六大《政治决议案》中所说：“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底特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页。】在《发言》中，周恩来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作了深刻的判断和分析【参见周恩来：《革命的性质和形势》，《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在《组织报告》中则从党组织建设的角度对革命形势作了具体翔实的分析，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关于政治环境与社会基础，周恩来首先用事实详述了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打击，结论是：“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我们的损失巨大”。紧接着，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反抗”是英勇而从不间断的。尽管在残酷的斗争中，我们遭受的亦是残酷的失败，但“在这些反抗中，难道只是失败吗？”周恩来坚定地回答“不是的”，原因是“我们在这些英勇的长期的反抗中重新得到新的力量的结合”。报告通过列举党领导各地罢工的次数、参加罢工的群众以及从城市到乡村建立起的苏维埃政权等来证明“新的力量的结合”，说明在大的失败中包含着小的胜利。失败之大与胜利之小，两相比较，周恩来得出了“合全国计算我们的力量尚是薄弱”的结论。尽管革命斗争此起彼伏，但“失败的次数居多”的事实说明，从总体上看，全国还没有达到可以进行“总暴动”的革命形势。这就有力地回击了“左”倾盲动主义者的言论。但是，党在斗争中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各地的工农都认识我们的党”，“我们虽然受了大的摧残，依然保存着基础”，这些又给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者以信心和希望。可见，年幼的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识到了革命斗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和估量正确与否，决定着政策制定的正确与否。周恩来对革命的客观形势所作的科学分析，对全党正确估计当时革命形势，进一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统一全党认识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确保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作为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在六大前后曾花费很大精力对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他所作的《组织报告》，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两方面提出了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改进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

1、提出要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无产阶级基础，同时又要反对“唯成份论”。《组织报告》中关于“组织上的基本问题”部分，首先从11个方面详述了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在改组、党团、工农会、青年妇女、纪律和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实际状况和具体问题，接着又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存在问题的主要根源：一是党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二是支部生活不健全；三是存在诸如极端民主、家长制、反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四是秘密工作方面既缺乏经验，也没有相应机关和工作人才；五是党和群众的隔离。为了克服以上错误倾向，周恩来在“今后组织任务”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的总目标。为此，周恩来着重从“建立无产阶级党的主要条件”和“党在群众中的组织任务”两个方面提出了既简洁明了又易于实施的29条要求。

六大前后，党内普遍存在一种片面强调党员的工人成份的思想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共产国际影响的结果。周恩来对此进行过多次批评。如他在《组织报告》中指出，八七会议后改组，“吸取工农同志到党中负责工作”，各地“都发现了不好的现象”，往往“太机械、太形式”。周恩来直言不讳地批评广东改组：“他们加紧的吸取了工人……但也有错误，第一是反知识分子。”在《发言》中，周恩来谈到“改造党的问题”时说：“我们是吸收工农分子，同时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工农同志一定要在工作中学得经验和理论。”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在宣传贯彻六大精神的《告全体同志书》中又一次指出：“只是机械的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的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不是由那些旧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政的笑话，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0页。】对此，周恩来1944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总结道，六大“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可见，周恩来提倡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但反对“唯成份论”的“机械化、形式化”的建党思想，是早期党组织建设中颇为重要的探索成果，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错误影响，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在当时，对于以工农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来源的党来说，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是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根本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党的政治教育”，认为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是“很明确不易的遗训，我们如果没有理论，我们谈不到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同时也不会有正确的政策来夺取群众”。在周恩来看来，革命的政治理论是所有革命实践的总纲和基础。在强调从政治上思想上建党的同时，周恩来还提出要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组织报告》分析组织成份时指出，“农民的意识反映到党的组织上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尚很明显，还含有一些封建性”等；“北方改党”时“顺直的决议，犯了极端的小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错误”。这些现象归纳到“组织上的错误倾向”就是“极端的民主”、“小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小资产阶级的封建倾向”等。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破坏党的组织，而且严重地妨碍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建设，同时也是导致党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因此，周恩来强烈呼吁：“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51页。】同时，《组织报告》明确要求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使通俗化”作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这是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积极方法和重要途径。

三、强调党的作风建设，触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

周恩来在《组织报告》和《发言》中没有明确提出“党的作风”，但他所主张的一些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已经初步体现出对后来形成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积极倡导。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周恩来在《组织报告》中谈到“支部生活”时指出：“党过去他没有真正从群众中、支部中找出工作人材，往往是由外国回来的，用到上层指导工作上去，我们的理论又少，他们工作经验也很缺乏，支部生活又不好，这也是发生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原因。”周恩来从实践斗争中体会到，一些领导干部，要么是不懂理论只有革命实践，要么是缺乏实践经验而空有理论，而这两种倾向都是危险的。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于开展革命工作的至关重要性。理论联系实际，还体现为在掌握正确理论的同时，也要有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组织报告》谈到党在秘密条件下工作时“应有好的调查与统计，并且要是实际的，过去有许多不正确的报告，因此上级的指挥也会错误”。能否获得对客观情况的正确认识是决定“上级的指挥”能否正确的重要依据。周恩来不仅认识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而且也体会到要让正确的实际与理论相辅相成也并非容易之事。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联系群众，在六大前后不仅是工作作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涉中国革命路线与方针的重大问题。大革命失败和其后一年中的多次暴动屡遭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能深入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看不到群众的力量，最终导致与群众的隔离、断绝。六大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把党的工作中心从原来组织实行“总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政治决议案》明确规定：“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第677页。】周恩来当时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在《发言》中谈到马日事变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群众力量是可以征服敌人的，党不但不能领导群众进攻，而且禁止群众进攻，这是中央与省委都要负责的。”谈到反帝运动与城市工作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将来我们对资产阶级并不是争领导权的问题，而是争群众的问题。然而争群众的具体方法怎样？”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争取群众以及怎样争取的问题，已经严肃地摆在了全党面前。为此，周恩来在《组织报告》中提出建立“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并把“党在群众中的组织任务”作为组织建设的两大主要任务之一。可以说，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中心，这对六大后党的整个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后来土地革命的兴起，都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关于如何密切联系群众，周恩来从工作作风的角度也提出了颇具真知灼见的思想。如《组织报告》中提出，“我们接近群众是要自己到群众中去，并不是把群众招来开一个会议就是我们接近了群众”；“党应改变旧的一切命令群众压迫群众的方法，而坚决的去执行说服群众、引导群众的实际工作”；“应有实际的口号去夺取群众”，等等。这些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极富针对性和指导性。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说，周恩来的《组织报告》和《发言》，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显著特征。首先，从形式上看，《组织报告》和《发言》的内容都是以批评或分析革命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为主。如，《发言》中“机会主义的教训”和“几个必须解答的问题”两部分内容占了主要篇幅；“几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列出18个问题，不管涉及哪一党部、地方或负责人，他都逐一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批评和分析。《组织报告》第三部分“组织上的基本问题”不仅占去了报告近二分之一的篇幅，报告第一部分关于组织的“社会基础”和第二部分中“中央与各地的联系”也都是以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批评错误的认识或做法为主。为什么“批评错误”成为六大报告的鲜明特征呢？一方面，固然跟大革命失败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一个成立不到七年的尚不成熟的党缺乏斗争经验息息相关。

其次，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总结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周恩来在《发言》的开场白中开宗明义：“我们的原则是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得到明白的解答，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我们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我们是要使大会得到好的结果，群众都了解正确的路线。”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周恩来无私无畏地开展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发言》中谈到八七会议时，周恩来一方面指出“八七会议在党的根本上有伟大的改造意义”，同时指出会议“对土地问题没有弄清楚。秋白认为没收一切土地，李维汉通函湖南同志也是这样主张，我却怀疑动摇，莫衷一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开诚布公地坦陈自己思想上的模糊和动摇，表现了周恩来襟怀坦白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同时，也反映了六大以“纠正错误、统一认识”为宗旨的良好会风。要彻底修正错误，对真正的错误就不能姑息迁就。周恩来在《组织报告》中批评党的政治纪律“死板、混乱”时举例说：“广州暴动失败后把许多军事的政治的技术的混在一起，去用一个政治纪律的处罚。在武汉问题，武汉还未回答中央，而北方就先讨论了，对中央来了一封信。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这种以事实为根据而又有分寸的批评，在以理服人的同时也达到了团结同志和改进工作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组织报告》的“今后组织任务”中，明确把“实行自我的批评”作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之争”的重要思想方法提出来。这表明，“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一种优良作风，在六大时就已经成为党的重要思想原则了。

四、在总结大革命失败后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提出党员军事化、工农割据等关于武装斗争的一些重要思想。

在大革命时期，党遭受的挫折是残酷而严重的，首当其冲便是“右倾机会主义”。周恩来在《发言》第三部分专门谈了“机会主义的教训”，从机会主义的来源、表现及其危害三个方面分析了肃清机会主义的紧迫性。周恩来认为，大革命时期，机会主义在政治上最根本的表现就是“党失了独立性批判性，不明白革命阶级的转变，不能领导民众斗争”。如关于上海谈判，原因就在“广东对争领导权认识的模糊”。上海暴动是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斗争，而实际情况却是，“事先我们没有多的准备，我们是动摇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残酷现实，不仅使党深刻地认识到彻底清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方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让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党连续组织的几次暴动尽管从领导、动员、组织和实施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失误，但中央对暴动本身的重大意义却给予了高度肯定。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南昌暴动“是含有土地革命意义的反抗”，“虽然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可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领导”；秋收暴动“是从新团结工农力量的一个正确的反抗”；广州暴动“是中国英勇无产阶级团结力量企图推翻统治阶级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第一声，它含有伟大的世界意义”。这说明，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与北伐时期相比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了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周恩来还提出了党员军事化、工人武装、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建立和组织红军以及部分地区割据等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思想。

如同六大在取得重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样，周恩来在六大所作的《组织报告》与《发言》，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尽正确的认识。如关于建党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前，党的组织都是处在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区域的党要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的党则要公开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六大并没有认识到白区党应以积蓄力量为总的方针，只注意到组织形式上的改变和缩小；又如对阶级矛盾的分析，六大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认识，不能辩证地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认为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此，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已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但是，周恩来的《组织报告》仍是中共党史上比较早、比较全面地论述党的建设的一份重要文献。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艰危时刻，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能够挺身而出，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百折不挠，在历史的激流中执著奋进，他们经过探索凝结而成的思想成果和对待失败与错误的非凡勇气，都是值得我们永远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