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姚宏志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发表，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正处》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性质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转换，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正处》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代的理论思维，问世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并不是偶然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向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历史转折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包括民族民主革命以及与之相续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紧紧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随着第一次伟大革命任务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主题逐步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转变。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促进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实现——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要在革命中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在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敏锐地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成为这一探索的新起点。《论十大关系》围绕着“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主要阐述了解决我国经济建设（这是主要的）和政治建设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的基本原则，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制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纲领和实现宏伟纲领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方向。在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其他一些重要思想观点，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毛泽东《正处》的适时出现。
《正处》是中共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由于第一次伟大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经被赶出中国大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农村的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掌握国家生产资料的主人，实现了真正的当家作主。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这些新变化，清楚地表明社会发展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如何适应这一变化要求，不失时机地把实践主题由革命转到建设上来，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的实践基础。这一点，在毛泽东的《正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说：在这个时候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1956年国际形势新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问题的暴露，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苏联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反思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学说的思考，是考察《正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时必须关注的又一宏观背景。
1956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是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全面揭露和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在全世界引起强烈震动。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严重骚乱事件。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潜伏着的问题一下子暴露了出来。复杂的情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重新思考苏联模式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什么一直宣称没有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会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概括是否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还是“政治与道义上的一致性”？与以往阶级社会矛盾相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运动特点、解决方法有何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什么？这些思考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迷信中摆脱出来，开始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蓝本，独立自主地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道路、新理论。
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1957年初，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正处》重要讲话，讲话涉及以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过程中从未有人遇到过的、或者遇到了却又没有能够正确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独创性发展的突出例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着重点。前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动态过程，后者则彰显了其静态结果；前者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连续性表征，后者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特质。然而，二者在根本上又是辩证统一的。因为作为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内在地包含这个过程的结果；而作为结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个环节。我们对《正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阐释，同样沿着这一路径展开，将作为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作为结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者统一起来分析。可以肯定，《正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具体体现。
首先，《正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它们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为我们正确分析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在《正处》中，毛泽东从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来解释当下中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往阶级社会一样，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它们同旧社会在矛盾性质、运动特点、解决方法等方面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和内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由此决定了它们的解决方法同样不同；同时它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这些思想观点，既是对长期以来盘踞在苏联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评，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严格地加以区别，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以新的鲜活内容，为日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也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了一条宽广的认识之路。
其次，《正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立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客观现实，注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汲取营养，使丰富的建设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大规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相继结束，社会大量涌现出来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党内外不少人对新矛盾新问题缺乏思想理论准备，工作陷于被动。加上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正处》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实践，紧紧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题目”，在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等12个“小题目”上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原则、新方针。如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解决科学文化领域中的矛盾，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解决经济建设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的矛盾等。这些极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个性和历史传统的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实践面前进行理论创新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并升华到理论高度，而且赋予这些经验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再次，《正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卓有成效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了建设性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包括：（1）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2）明确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人正确回答的问题，指明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方向。（3）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提供了理论补充和合理解释，指导我们顺利完成了消灭作为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4）第一次将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升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内在联结的深层次考察。
三
通过以上考察和分析，对于《正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评价，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本土化进程来看，《正处》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第二波”浪潮中的最后一个高峰。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本土化大约历经“三波”：“第一波”自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相继建立，其突出表现是马克思主义逐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的意识形态。这一波到19世纪70年代进入高潮。“第二波”从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到马克思主义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突破性进展。马克思主义以其独具特色的理论威力和实践性品格，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一跃而成为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使本土化运动变成势不可挡的世界性潮流，推动着各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第三波”大约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展开的新一轮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运动。以上三波浪潮，形象地再现了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本土化运动及其曲折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的复杂态势。
基于以上视角，笔者试图将《正处》纳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三波历程进行定位，发现它正处于“第二波”浪潮的方位之上。更进一步说，《正处》是“第二波”浪潮中的最后一个浪峰，它的理论高度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知名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相比，无人能出其右。自此之后，由于苏共二十大的持续震荡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也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本土化浪潮跌入低谷。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正处》是中共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延伸和系统总结。
从《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再到《正处》，这些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探索成果，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图景和良好开端。如果说《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主要是从政策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那么《正处》则是力图从哲学高度追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依据的自觉努力。《正处》代表了此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水平，也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索达到的最高点。此后20年毛泽东的著作，虽然在个别问题上还有所前进，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达到和超出这篇著作的理论水平。【金春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理论高峰》，《科学社会主义》1997年第3期。】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看，《正处》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思想资源，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内核”。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和吸取以往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从历史的十字路口艰难地走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新时期。这样，一场可能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大幕，在经历了20余年的迟滞和漫长的等待之后才毅然决然地开启。近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探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科学发展观，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从“抓革命，促生产”到“稳定压倒一切”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历史性突破和战略性决策在高度彰显出中国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特征的同时，也鲜明地折射出它们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学说这一思想资源和理论传脉的紧密关联。如前所述，《正处》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奠基之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内在的渊源与先导关系。
在充分肯定《正处》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方面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提出《正处》以前，一直是比较正确地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因此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恰恰是在《正处》提出后仅几个月，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说明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基本课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何把正确的理论贯彻落实到实践中去，引人思考。
[作者姚宏志，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安徽芜湖 241003]
（来源：《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