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于斯大林会见周恩来、瞿秋白的一则新史料》的补充
冯铁金
《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刊登的梁化奎文《关于斯大林会见周恩来、瞿秋白的一则新史料》（以下简称《一则新史料》）认为，和瞿秋白一同受到斯大林会见的“苏同志”就是周恩来，笔者认为是正确的，但觉得理由似嫌不足，试作一点补充。
《一则新史料》说：“虽然周恩来见斯大林目前仅见这一条记载（指周恩来说的‘我一九三○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之语——引者注），但以周恩来当时的身份和活动，也足以为证了。”这句话，说的是周恩来见了斯大林，但不能说明斯大林接见的“苏同志”就是周恩来。况且，“仅见这一条记载”，也属孤证。
扩大一点范围，在1930年7月21日这一天，在莫斯科的中共重要人员，除瞿秋白外，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王若飞、陆定一、蔡和森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受到斯大林接见，也就都可能是“苏同志”。特别是张国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瞿秋白），并且他和瞿秋白以前曾受到过斯大林的召见。斯大林第二次召见他们，听取关于中国革命情况的汇报，也不是没有可能。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布哈林宣布，今后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六届一中全会后，组成了五人的常驻代表团。团长为瞿秋白（政治局委员）、副团长为张国焘（政治局委员）。成员有：邓中夏（候补中央委员）、余飞，同时为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同时为驻农民国际代表。1928年底后，又增加了两位成员：陆定一，同时为驻少共国际代表；蔡和森（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后受到李立三错误打击，被免除上述职务。1928年底至1930年底赴莫斯科治病，同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稍加分析可知，邓、余、王、陆四人分别是驻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少共国际的代表，只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能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因而，他们都不可能是“苏同志”。蔡和森虽然是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则他到莫斯科主要是治病，二则他已被解除党内的高层职务，只是一名普通的代表，有张国焘在，他也不会受到斯大林接见。
前面讲到，在斯大林1930年那次会见之前，瞿秋白、张国焘曾受到过斯大林的召见。张国焘本人在《我的回忆》中说：1928年11月初，也就是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组成人员为斯大林、米夫和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秘书）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约见瞿秋白和他。这是斯大林第一次与他们两人直接商谈中国问题。地点在斯大林那间陈设很简单的办公室。时间从晚上9时到12时，约3个小时。张国焘说：斯大林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对我们很亲切”【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张国焘没有提及斯大林1930年对他有一次会见。照理，受到斯大林会见，对当时的中共成员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和值得自豪的事情，如果张国焘参加了，是应当写出来的。这只能说明，斯大林1928年的那次召见，是张国焘在莫斯科任上述职务两年多时间（从1928年7月以后至1931年初他起程回国之前）里，唯一的一次。由此可以断定，斯大林1930年那次召见的“苏同志”，不是张国焘。
《一则新史料》中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方面给中共中央和远东分局分别发去指示电报，表示坚决反对在大城市举行罢工和暴动，另一方面决定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去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的精神，纠正中共党内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我的回忆》中说：“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因而邀请他去莫斯科。”【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第133、134页。】又说：“周恩来于一九三○年四月来到莫斯科（正是中大清党事件结束以后），共产国际对他优渥有加，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认为他一向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成绩斐然……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周恩来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受到会众的欢呼。这不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国共产党代表，也很少受到这种荣誉。”还说：“共产国际所期望于他（指周恩来——引者注）的，是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这段文字，与本文所引的《一则新史料》的那段文字，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共产国际把纠正李立三错误的期望，寄托在了周恩来身上。《一则新史料》一文写作时，可能并未参考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这些文字，而叙述周恩来在莫斯科活动时，文字却和《我的回忆》大体一致。
顺便说一句，张国焘说“周恩来于一九三○年四月间来到莫斯科”，和周恩来本人所说的“我一九三○年三月动身去莫斯科”并不矛盾。“三月动身”、“四月到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时间上是合理的。另外，周恩来的这句话是1960年7月说的，但第一次公开发表却是在1984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中。张国焘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发表、出版《我的回忆》时，不可能知道周恩来讲过这句话。他是依据自己的记忆来写作的。
总之，张国焘的回忆文字，为周恩来参加了斯大林的那次召见作了有力的证明：既然“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又“邀请他去莫斯科”，“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还“期望”“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会见周恩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斯大林1930年7月21日会见的“苏同志”，就是周恩来。会见后不久，周恩来、瞿秋白便于8月初起程回国，去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
[作者冯铁金，中共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河北唐山 063300]
（来源：《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