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闻言实
1956年，在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对于摸清新中国成立7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向八大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纲领，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党的八大的准备过程，也是展开调查研究的过程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对八大的准备工作作出部署。他说：准备明年9月召开八大。为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就要使八大的工作和各部门、各地方的工作结合起来。八大中央的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我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谈，请你们准备。有材料请你们送一些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天，刘少奇开始安排，第三天座谈会正式开始。由此揭开了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进行较大规模的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序幕。
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体育、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个方面。5月28日，他又听取了新华通讯社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的汇报。在3个多月时间里，刘少奇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和出席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座谈会。座谈会一般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有时甚至开到深夜一点多钟。座谈中，刘少奇详细询问和了解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在这之前，毛泽东集中精力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这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业问题上，目的是为八大做准备。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得知刘少奇正在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部门汇报工作，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在薄一波等的组织安排下，从2月14日起，毛泽东开始了他在建国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对经济工作的系统调查。
和刘少奇一样，毛泽东听取汇报的部门，主要是国务院所属的部委。不同的是，他只限于经济部门，不包括文教部门，而且是按照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林水利、财贸金融这个顺序进行的。到4月11日，毛泽东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整整用了37天。随后，他又连续6天参观机械工业展览。从4月18日起，又用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的这次调查研究，历时两个月才告一段落。
在毛泽东听取汇报过程中，周恩来几乎每次都来。邓小平、陈云有时也来参加。刘少奇也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汇报会。这样，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他们在听取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气氛异常活跃。
就在这次听取经济部门工作汇报期间，发生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的重大事件。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会后，中央领导同志虽然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处理这个问题上，但仍未中断他们的调查研究。4月下旬至5月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在各部委进行汇报时，毛泽东又提出在今后几个月拟再分别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经济工作的汇报。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3月30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并列出以下10项汇报内容：（一）目前各省、市、区的主要经济状况。（二）本省、市、区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完成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三）对全国和本省、市、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意见，本省、市、区的主要资源情况和主要发展方向。（四）当前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竞赛高涨的情况，工业、农业、交通、商业、财政各方面的潜力表现在哪里，如何具体地在生产、基建、运输、流通各方面发掘潜力。（五）如何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中央和地方在事业、财政、计划的体制划分的意见。（六）地方党委对地方各种企业和中央国营企业如何更好地加强领导，如何进行统筹安排。（七）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情况和发生的问题。（八）私人工商业、私人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中的问题和意见。（九）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分工的意见，对工农产品的价格政策的意见。（十）对资金积累、负担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见。
通知要求，各地汇报应当根据各自的特点，“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央，字数以15000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的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上述10项如果一次写不完，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6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由此看出他对这次调查研究的要求之认真、细致。
在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毛泽东还接受李富春的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200到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分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一书面汇报。
从5月3日起，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其间，他不断找各地党委负责人座谈。5月14日，他又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就各地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进一步作了具体安排。关于汇报内容，毛泽东根据初步调查了解的情况，将它归纳为11项：一、工业；二、交通运输业；三、商业；四、农、林、水；五、财政和金融；六、干部；七、统一战线安排问题；八、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九、失业安排问题；十、少数民族问题；十一、其他特殊问题。通知强调：“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16—117页。】，毛泽东已在听取34个经济部门和国家计委汇报的基础上，于4月25日、5月2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总结了两个月调查研究的成果。通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显然与《论十大关系》中的一些内容密切相关，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予以充实和完善。
这一年，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也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2月8日至18日，他在北京连续10天按行业听取私营商业改造的形式和办法的情况汇报。4月19日至5月13日，他离开北京，先在上海召集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和上海市对资改造小组负责人的汇报会，后在武汉召集湖北、湖南两省和武汉市的汇报会，接着又在广州召集广东、广西两省和广州市的汇报会，并在上海、武汉、广州三地分别同省、市工商联正副主任委员进行座谈，在上海还同工商界著名人士荣毅仁、胡厥文等座谈，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5月13日，陈云回到北京。5月14日至29日，听取南方15个省、市私营工商业改造情况汇报。6月3日至9日，听取北方14个省、市、自治区私营工商业改造情况汇报。7月27日至8月7日，陈云又连续10天主持召开物价问题座谈会。
年事已高的朱德也投入调查研究工作中。5月16日至21日，他在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到辽宁考察。两次考察重点，都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新情况。
所有这些调查研究，都为党的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作了重要准备。
二、这次调查研究的直接成果，是形成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会上，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大大超出了原定的会议议题。
《论十大关系》的重点是讲经济建设问题，同时也包括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页。】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虽然这一探索是初步的，却是比较系统的。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体现了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精神。
《论十大关系》的产生和形成，是1956年调查研究的直接成果。许多重要思想是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逐步酝酿、产生和形成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在2月14日至29日的最初16天中，毛泽东先用13天时间，集中精力听取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当汇报结束时，薄一波问他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后来，随着汇报单位的增加，毛泽东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他针对大家谈到的一些问题，开始发表一些意见。比如，在轻工业部门的汇报会上，毛泽东了解到轻工业投入少、见效快，但问题是国家以重工业为中心，对轻工业投入少，现有轻工企业设备陈旧，潜力不能发挥。毛泽东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纺织工业部、地方工业部、轻工业部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3月1日、3日。】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也是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等部门汇报时引起注意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55年底，上海市实现的利润就相当于“一五”计划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天津市实现的利润也十分可观。毛泽东听到这些情况后说：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限制发展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合理利用。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搞生产？【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纺织工业部、地方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国家计委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3月1—3日、4月18日。】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早就注意到并一直比较重视的。在听取汇报的第一天，毛泽东开头就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毛泽东的这一想法，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明晰起来。天津市委在汇报中说：商业部在商品价格的管理方面，把本应由地方管理的300来种商品也管了起来，使地方无法进行工贸平衡。毛泽东听后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毛泽东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3月2日。】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这一思想，后来经过进一步丰富和归纳，成为十大关系中“党和非党的关系”。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同样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逐渐总结出来的。毛泽东明确表示，现在的危险是基本建设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4月18日、19日。】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在汇报过程中多次涉及。制定“一五”计划时，由于缺少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所以汇报的话题经常集中到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毛泽东明确主张：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刘少奇在他召集的汇报会上也说：采用最新技术，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是只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他国家学习。【刘少奇听取邮电部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2月18日。】
在国务院各经济专业部门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工作汇报。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都来参加。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关系上。经过不断思考，4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归纳出三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他说这三大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这是他经过认真的调查和积极的思考，在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上形成的新思路。过了一天之后，毛泽东在原来三大关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薄一波回忆说：因为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过急，引起整个工业建设全面紧张，这是34个部委汇报中提出的最尖锐的一个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页。】计委在汇报时，也请毛泽东考虑这一问题。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至此，毛泽东提出了五个关系。这五个关系主要反映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也是《论十大关系》中的主要内容。4天后，4月24日，毛泽东又加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了六大关系，他称为“六大矛盾”。毛泽东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4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又增加了四个关系，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最后形成十大关系。
4月25日，毛泽东第一次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发表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3天。通过吸收大家的意见，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论述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一文，就是根据这两次讲话记录整理而成的。
《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来自于调查研究，也来自于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是调查研究和探索精神，使毛泽东集思广益，逐步形成了这篇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重要著作。
三、《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起草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起初，把反对右倾保守，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农业四十条》公布以后，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国务院各部委纷纷修改1955年夏北戴河会议确定的各项计划指标，粮、棉、钢、煤四大指标都比原计划提高一半以上，完成的时间也大大缩短。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原定为112.7亿元，后来增加到200多亿元。这使1956年上半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2月17日，刘少奇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刘少奇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2月17日。】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突出地提出当前的基本建设规模同实际所能供应的物资不平衡的问题。陈云在会上谈到生产与基建的关系时说：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而不是决定于财力。“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材料买不到，钱又有什么用？”“以后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决定，开源节流，以缓解供需之间的矛盾。
这年5月，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在中央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准备向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份报告，根据五月中央会议精神，写上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话。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份预算报告初稿，并提出要加重反对急躁冒进的分量。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预算的报告》。报告指出：“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李先念文选（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6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决态度和采取的断然措施，这年上半年出现的来势很猛的冒进势头被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得以比较平稳地向前发展。
1956年上半年，中央领导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形成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是八大准备工作中的重大收获之一。这个方针符合实际，为八大所肯定。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经过半年的系统调查研究，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由原定的“反对右倾保守”，改为《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当年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页。】
从6月底开始，八大政治报告进入具体起草阶段。根据中央决定，刘少奇主持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这时，毛泽东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政治报告的讨论、修改和定稿上。到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先后主持了19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少数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年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向全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基本任务和新的方针政策。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政治报告正确估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及时地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刘少奇在报告中宣布：“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03页。】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重要判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9月16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条件下所面临的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邓小平报告后，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在充分肯定“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总结出四条带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基本经验。
在八大准备工作中，中央领导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在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部分，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此外，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大会上的发言也都从某个方面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主张。
在这些发言中，值得注意的是9月20日，陈云在八大的发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中所系统阐述的我国经济体制应该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他指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的这个构想，实际上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思想，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一种突破。
1956年的这次调查研究，以经济问题为重点，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7年来的历史经验，目的是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次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分批召开汇报座谈会为主，辅以阅读大批的书面汇报材料。有些中央领导同志还到各地进行调查。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对一些重大问题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形成了共识。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的高度进行概括，反映了我们党在探索中前进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