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论十大关系》研究述要
柳建辉 潘鹏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讲话内容只在高中级干部中传达。1976年12月26日，这篇文章首次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论十大关系》研究作一概略性评述，以期为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资鉴。
一、研究的基本概况
（一）研究的阶段划分
对《论十大关系》的深入研究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研究过程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当时学术研究刚刚摆脱“左”的束缚，正常的党史研究刚刚开始，需要探讨的问题浩繁，《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直到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论十大关系》作出评价后，学者们才进一步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研究刚刚起步，成果不多。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1991年出版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专辟章节回顾了《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学者们以此为依托，以纪念建党70周年和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发表了许多有质量的论文。1995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以下简称“论十二大关系”）的讲话，1996年又适逢《论十大关系》发表40周年、毛泽东逝世20周年，学术界掀起了研究《论十大关系》的高潮，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这段时间研究在平稳中推进，特别是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研究又获得了新的生长点。学者们不仅注重研究《论十大关系》本身，而且注重对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十二大关系”、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论十大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一是出版、整理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和资料。除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等领导人传记、年谱中披露了大量相关资料。此外，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石仲泉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盖军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等书中都有相关章节。二是召开了多次大型的专题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论十大关系》发表40周年之际，北京、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纷纷举办专题讨论会。随后出版了张启华主编的《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中共八大召开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三是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据粗略统计，从1979年1月至2007年4月发表的相关论文达300多篇，其中不乏有见地的作品。
二、若干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一）《论十大关系》产生的历史背景
《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研究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比较一致，着重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展开分析。从国内来看：一方面，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另一方面，中共在建国头7年的工作中初步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增强了独立探索的自觉性。从国际来看：一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为中共专心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可能；二是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既“揭了盖子”，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形成了一股解放思想之风，又为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苏共二十大的负面影响在社会主义阵营制造混乱提供了机会。对此，中共必须作出响亮的回答。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苏联在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艰巨任务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暴露出一些问题，而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许多方面又照搬了苏联模式，一些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并意识到：必须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二）《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发表
学者们对《论十大关系》的形成作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其大致过程如下：1955年12月21日至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到保定、邢台、杭州、上海、南京等地，找沿途的地方干部谈话，作了一路的调查工作。调查的直接结果是完善了《农业发展纲要》，同时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积累了第一手材料。回京后，从1956年2月14日起历时43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毛泽东会同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先后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在分析概括这些汇报中所反映的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过3天的讨论，他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述，并在讨论结束时作了结论。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论十大关系》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是总结实践经验的产物，是执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李力安：《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纪念〈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40周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
由于一些原因，上述两次《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当时并没有向全党公开。直到“1965年12月27日，根据少奇同志建议，并经毛主席同意，中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这次印发稿，以4月25日讲话为基础，吸收了5月2日讲话中的部分内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页。】。1975年全面整顿时，在邓小平的建议下，由胡乔木主持进行重新整理，在忠实反映“以苏为鉴”的主要精神的基础上，恢复了1965年整理稿中许多没有收进去的内容，文字也作了不少加工。这次整理后的《论十大关系》在1976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发表，10年后又被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
在《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作用。学者们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强调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曹应旺撰文指出：“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阐释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曹应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李媛也指出：刘少奇“深入调查研究，对《论十大关系》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并“把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作为指导方针体现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中坚持《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思想原则”。【李媛：《刘少奇与〈论十大关系〉》，《长春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周忠瑜认为：“在《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内部印发、公开发表、全面评价的各个阶段，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周忠瑜：《刘少奇、邓小平与〈论十大关系〉》，《青海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崔玉斌等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朱德“扩展和深化了《论十大关系》”【崔玉斌、毛树林：《朱德对〈论十大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
（三）《论十大关系》与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论十大关系》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方针，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
1、率先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确立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周承恩认为：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经济、研究我国建设发展的问题中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页。】。逄先知等也认为：“‘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页。】《论十大关系》不仅明确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而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
2、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指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研究者指出，毛泽东论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实质上是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他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导致“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的教训，提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为中国工业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3、初步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协调区域经济的设想，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显露出改革开放的思想端倪。一些学者认为，《论十大关系》“初步论述了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观点，其中包括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问题，中央要简政放权，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观点”【杜蒲：《“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党的八大召开4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同时还论述了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并且表露出调整生产力布局、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思想。讲话还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什么要向外国学习，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因此，它“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改革的先声，开放的前导”【唐振南：《〈论十大关系〉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导》，《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第3期。】。
4、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设想，并对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在民族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在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是非问题上，坚持分清是非、教育同志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而对反革命，则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要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又提出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有这些，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原则和指导方针。从这些方针的提出来看，“《论十大关系》已经孕育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思想的萌芽”【李力安：《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纪念〈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40周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
（四）《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自己曾多次评价过《论十大关系》，认为它“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
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46页。】1975年7月10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这篇讲话时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508页。】80年代初，他又明确指出：“《论十大关系》是好的”，“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297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作出评价，认为它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还从多方面、多角度对《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从而使评价更加全面。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论十大关系》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开端”、“历史先河”、“开拓性著作”，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并且成为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
此外，人们还从《论十大关系》与八大的关系和它在促使全党乃至全国解放思想、调查研究方面的作用这两个角度，对其历史地位进行评价。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八大的召开作了准备。有文章甚至认为“《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正如刘少奇所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从这个意义上讲，“《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地位堪与八大相提并论”【邬莲平：《〈论十大关系〉——走中国自己的路之发韧》，《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2期。】。
薄一波指出：“毛主席率先探索，在党内和思想理论界也发生了良好的影响。1956年到1957年头几个月，我们党内掀起了一股调查和探索的风气”，“这股新风的出现，同毛主席率先对十大关系进行探索、探索过程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分不开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508页。】。有学者认为，在《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以自己的切身行动，倡导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全党形成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表率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一作风，亦启迪和教育了后人”【刘导平：《〈论十大关系〉——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石》，《广东党史》1996年第3期。】。
在一致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人们也冷静客观地指出了《论十大关系》存在的历史局限，认为它所取得的成果毕竟是初步的：虽然隐含着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但对苏联模式的根本弊端还没有透彻的认识；虽然涉及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思考和认识问题，没能提出实行根本性变革的主张；虽然涉及对外开放的问题，但没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找到对外开放的有效途径；还有一些当时可能认识到的重要问题没有被论及，比如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矛盾等。当然，学者们大多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论述这些局限的，强调这是由历史的局限和人的认识的规律造成的；在许多矛盾及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在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论十大关系》已经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
（五）对《论十大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人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论十二大关系”再到科学发展观，都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论十大关系》的有益成果，而且超越了其历史局限。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论十大关系》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研究较为细致成熟，而且为人们熟知，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仅对近年来学界探讨比较热烈的《论十大关系》与“论十二大关系”、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研究作简要概述。
1、《论十大关系》与“论十二大关系”。1995年江泽民发表“论十二大关系”的讲话以后，《论十大关系》与“论十二大关系”的比较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张建军指出：“这两篇看似独立的文章，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探索中国式发展道路共同创作的一篇大文章。”【张建军：《探索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一篇大文章——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社会科学论坛》1997年第1期。】后者作为前者的续篇，与前者有众多的相同点，表现出很大的继承性：两篇讲话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内容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关系”；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辩证地分析矛盾的各个方面，全面地把握各种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促进矛盾双方的协调发展”；“都是立足中国实际，又研究了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发表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李国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光辉篇章——学习〈论十大关系〉和“论十二大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同时，学者们也指出：两篇论著毕竟相隔40年，与40年前相比，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条件、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更多的新问题、新矛盾，驾驭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本领也更强了，这就决定了“论十二大关系”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论十大关系》的简单重申和复述，而必然有所发展。首先，“论十二大关系”论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并把它放在统领全局的首要地位，然后分别论述发展中的四大关系、改革中的五大关系，最后论述作为改革和发展保证的两大关系，使所论述的十二大关系更具层次性，这是《论十大关系》所不具备的。其次，“论十二大关系”提出的诸如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更具时代特征和更高层次的大问题，也是《论十大关系》中没有的。再次，即使在两篇文献论述的相同或相似的关系中，“论十二大关系”也与前者有不同的侧重点，并有所丰富和发展。
总之，如果说《论十大关系》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的认识，那么“论十二大关系”则是继承了《论十大关系》的积极成果，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2、《论十大关系》与科学发展观。有学者对《论十大关系》中映射出的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到坚持以人为本”，“从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到统筹城乡发展”，“从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到统筹区域发展”，“从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到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从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到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从向自然开战到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发展观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即“更加注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性和协调性”，“更加注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王诚安：《从〈论十大关系〉的统筹兼顾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科学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全局出发，对党的发展理论、发展观念、发展思路作出的一系列新的总结和概括，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除了内容方面的比较研究外，学者们还指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为后人作出了表率，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十二大关系”、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三、进一步深化对《论十大关系》的研究
总体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论十大关系》研究平稳而扎实地推进，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研究不够均衡，集中在某几个问题上，忽略和遗漏了其他一些方面；重复选题、重复论述现象较多，缺乏新意，缺乏学术争鸣；研究深度也有欠缺，有些文章还带有较强的宣传色彩，缺乏深入的学术分析和思辨。因此，尽管学者们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一是对《论十大关系》文本的研究，即讲话在最初形成过程中、征求意见过程中、修改整理过程中直到公开发表，并入选《毛泽东著作选读》，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原因是什么，根据在哪里，这些变化对基本思想的表述产生了什么影响。
二是对其中每一个关系的具体思想特别是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影响的研究。以往，我们更多地是把《论十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深入挖掘《论十大关系》中某一方面思想的微观研究则略显薄弱。例如，《论十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形成过程研究得较多，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关系是怎样逐步提出的却很少有人考察。再如，每一个关系后来又是如何逐步完善的，其贯彻落实的情况以及历史命运如何？这些问题都还需继续研究。
三是对《论十大关系》与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研究。上述《论十大关系》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才刚刚破题，还很不全面，也不到位。有学者还尝试着探讨了《论十大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这是很有必要的，但又都是初步的，亟待深入下去。
[作者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 100091；潘鹏，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2005级博士生，北京 100091]
（来源：《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