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一些著名学者视野中的《新民主主义论》
李晓宇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1940年1月。对于民国知识阶层来说，无论是积极拥护共产党的左翼知识分子，还是游移观望的其他党外人士，《新民主主义论》都不失为他们认识和了解中共政策和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一条绝好途径。
那么，民国知识阶层是从何时开始接触到《新民主主义论》的？他们阅读后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呢？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内容最迟在1940年4月就已传到上海。当时，《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一书的作者李平心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上海周报》上撰文写道：“‘新民主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今天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此时距离毛泽东演讲刚刚过了三个月，李平心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新民主主义论》潜在的“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也预示了这篇文章日后对中国人前途命运的影响非同小可。
一些政治上相对中性或保守的著名学者，他们接触《新民主主义论》的时间较晚，一般都在1949年以后。这些学者为数众多，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他们当时所透露出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却很值得研究和深思。下面略举几个比较知名、且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个例子是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浦江清。曾担任陈寅恪的助教、并与朱自清交谊深厚的浦江清，是在1949年1月7日，中共北平区军管会接管清华大学前两天。才读到《新民主主义论》的。他在日记体著作《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中写道：这一天，土木系的一个学生吕应三给他“送来共方刊物多种，有毛泽东所作《新民主主义论》等。油印不清楚，细心披读一过”。
第二个例子是著名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他在1949年2月，开始接触毛泽东的著作。据刘乃和回忆：“陈垣首先学习了其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篇章，立刻被这精辟的理论所吸引，爱不释手，反复钻研。”3月14日，陈垣致信三子陈约之，说：“余近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从前宥于环境，所有环境以外之书不观，所得消息，都是耳食，而非目击。直至新局面来临，得阅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接下来，4月29日，他又与弟子刘乃和、柴德赓、刘乃崇一起讨论，写成《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并请范文澜修改后发表在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信中说：“在这样的新社会里生活，怎么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这封信发表后，在海内外知识界引起了很大震动。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的奠基人翁文灏。翁先生早年主持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后因突出的科学贡献和社会声望，被延揽入南京国民政府，官至行政院院长。1949年10月，飞往巴黎避难。1951年，经周恩来同意，从法国回国，3月7日抵达北京后，他立即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践论》等著作及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并开始“草拟‘我所见到蒋政权投美卖国的情况’（共5250字）。草拟‘反省以往错误，回到人民中间’（共12700字）”。而且，在写作过程中，还“蒙邵力子、孙越崎、钱昌照、王昆仑、吴景超、黄季宽、徐冰善意相商，反复审阅，多次修正，并将文中‘错误’改为‘罪过’。7月21日，邵力子来言周总理已阅余文稿，认为可行”（见《翁文灏自订年谱初稿》）。不难看出，翁文灏已成为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改造时间较早的一分子。这个例子的象征意义在于《新民主主义论》已经由解放前左翼知识分子畅想新中国愿景的经典，开始转变成对民国旧式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教材。
还有一个例子是吴宓与王恩洋。吴宓早年曾赴美留学。回国后，曾一度主持开办清华国学研究院事宜，钱钟书、贺麟、张荫麟等知名学者皆出其门下。他还参与创办了《学衡》杂志，任总编辑，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949年4月入川，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读《新民主主义论》始于1952年5月2日。三天前，他因不满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作为旧文人学者的典型，而出言顶撞了文教部的领导，情绪十分低落。这天上午，吴宓独自在家研读《新民主主义论》，适逢王恩洋来访，他雄谈惊座，令吴宓精神为之一振。二人交谈的内容即与《新民主主义论》密切有关。谈及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时，《日记》上说：“王先生极称赞共产党、人民政府及毛主席之丰功伟绩。谓其救亡兴国戡乱施治之大业，正吾侪儒生所想望者，而彼于一二年中竟成之。共产党人皆刻苦勤劳、智勇兼备、牺牲自己、拯民救世之人，是吾侪所当深佩，而应竭力与之合作。所谓应天顺人，功不必自我成者是也。”王恩洋通达的话，让吴宓耳目一新，深为感动，并觉得与王的气宇弘阔、态度豪爽相比，自己是一个忧惕苟偷之人。
（来源：《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