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最根本原则是怎样确立和贯彻的
宋月红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对于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称为第二个历史决议，并作为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标志而永载史册。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关键在于起草工作确立了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最根本原则。然而，贯彻这一最根本原则却并非易事，既排除一些干扰，又实现理论创新，才终成第二个历史决议。
邓小平在看了决议提纲草稿后，明确提出起草工作“总的原则”
决议起草工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后即已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起草小组也是以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30周年讲话的写作班子为基础而组建起来的，由胡乔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第一步是草拟决议写作提纲，但这一工作起初并不理想，症结在于“铺得太宽”，内容不够集中，也就是中心思想不够突出。在决议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上，邓小平及时给予了指导。他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后，在1980年3月19日召集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指出决议“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而要做到这些，他提出“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这就是起草工作此后所遵循的“总的原则”。
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总的原则”，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以上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涵盖了起草工作的根本点、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了决议的主题与主线。邓小平还称这一“总的原则”为“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指导思想”。其中，他指出：“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由此，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成为决议起草工作不可动摇的最根本原则。
如何理解这一最根本原则，邓小平作了具体阐述。首先，不仅今天，而且今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认为，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他认为，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他指出，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些论述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后来的决议起草工作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为决议起草工作确立这一最根本原则，从思想发展来说，根源于其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科学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致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随后，他在5月24日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针对“两个凡是”这一阻碍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在后来干扰决议起草工作的错误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7月21日，他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就“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阐释，指出就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中，他就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邓小平、陈云共同推动决议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从方法论意义上破解了决议起草工作贯彻最根本原则的难题
决议起草工作自确立最根本原则以来有一段时间，仍然将认识和研究的历史局限于“建国以来”，以至于妨碍了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把握。邓小平起初在1980年4月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的关于决议的设想中曾有一个前言，主要是回顾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建国以来”的局限性，解决了怎样写好决议中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内容的问题。
在决议稿征求老同志意见的过程中，陈云明确提出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去看望陈云。在他们这次交谈中，陈云对修改决议稿提出两条意见，除建议中央提倡学习外，另一条就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陈云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3月26日，邓小平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转述了陈云的意见，认为“这个意见很好”。陈云的这个意见是按照邓小平确立的决议起草工作的最根本原则提出的。他据此说：“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随后，决议起草根据陈云的这一意见，写了一个前言，不仅实现了邓小平原来关于决议框架的设想，而且解决了决议怎样写好毛泽东思想的难题，具体而充分地贯彻了决议起草工作的最根本原则。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并成为党史国史上一篇光辉的重要历史文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来源：《前线》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