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蹊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回眸（四）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路》课题组
第四章另辟蹊径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一位是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20多年社评的政论家，两人坦诚地交谈，话题广泛而不乏尖锐。邓小平问：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多少种？查良镛列举了多种，但仍难以说全。邓小平说：总有100多种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
这是我们看到的邓小平关于根据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较早论述。实际上，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要早得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则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主题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一开始，邓小平就指出：“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邓小平为什么从解放思想入手撬动历史转折？这篇讲话经历了怎样的酝酿过程？它又是如何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宣告了新时期的到来呢？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走入了死胡同。政治动乱，思想、体制僵化，人民生活改善缓慢，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邓小平本人也经历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这一切使得邓小平不得不对严峻的现实进行反思。复出后不久，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追问：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这样的疑问在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文稿中随处可见。一个个沉重的问号下，邓小平反复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
带着这样的思考，1978年9月13日到20日，访问朝鲜归来的邓小平特意到了东北。他考察了大庆、鞍钢两个企业，但更多的时间是他自己在谈，不知疲倦地谈，谈那些他思虑已久，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话。他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在东北视察期间，邓小平先后发表了六次谈话，9月16日他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的谈话后来收入了《邓小平文选》。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谈话中，他连续用了11个问号。可见他那时就在考虑：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东北的广大干部也正是从邓小平的谈话中，慢慢明白了，社会主义首先要搞生产，要搞经济建设。
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和他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实现这样的转移谈何容易。
此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在全国展开。由此引起了长达数月之久的争论。常识问题都需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这一争论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迅速突破，同时邓小平也受到极大的触动。不解放思想，不打破思想的禁锢，一切将无从谈起。
1978年11月10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陈云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改变了会议的方向。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启发下，人们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清算，会议一直持续了36天。思想解放迎来了大好的时机。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和会议上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他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此前，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已经起草了两稿。这前两稿的重点是论述工作重点的转移。比如11月19日完成的修改稿说明讲话的主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必须从明年1月起，及时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形势迅速发生变化。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原来着重讲的重点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了，要突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他的讲话稿要重起炉灶。
12月2日，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谈重新起草他的讲话稿问题。此前，他亲笔拟出了3页纸、400多字的讲话提纲。提纲开宗明义，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此外，改革制度，发扬民主，权力下放，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物质鼓励，国内市场的重要，加强责任制，引进项目，一切向前看等，后来他讲话中的关键词和主要思想尽在其中。两天后，新的讲话稿起草完毕。12月5日，邓小平看完稿子后再次约见胡乔木。当时，胡乔木在稿子背面记下的邓小平这次谈话的内容，第一句话是“语言太多，砍掉一半”。这就是邓小平的风格。最后定稿不到八千字。邓小平就是用这八千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这篇讲话，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从而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扫清了道路，而他提出的一些崭新的思想也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
这篇讲话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并加了一个很长的题注，其中有一句话是“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与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内容不难发现，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基调，并为全会接受，构成了公报的核心内容，因此，说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恰如其分的。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当时和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也是这篇讲话。这篇讲话也成为人们公认的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
思想的解放，推动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推动了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但疑问随之而来，政策会不会变？这些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么干？只有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才有解决群众的疑惑，坚定前行的信念。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刻反思
1980年4月至5月间，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和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的谈话、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的谈话、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后来，这四次谈话的节录以《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邓小平的这组谈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思考，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邓小平的这四次谈话有三次是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谈的。他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如此集中地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谈论同一个话题呢？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非洲盛行。从那以后，非洲国家相继出现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或“村社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但非洲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尝试，并没有达到理想目标，反而在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后果，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普遍出现衰退现象，越搞越穷。
与此同时，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出现了曲折。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国在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更迫使中国共产党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严肃的反思。应当说，这个时候，非洲国家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有相同之处，就是要解决贫困的问题，而要解决贫困问题，首先就要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经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在这组谈话中，邓小平还说了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尽管他还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但他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两个方面来论述社会主义优越性，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邓小平开始在实践中探索和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搞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至关重要。如果把一些非本质的、手段性的东西当作本质加以固守，就会阻碍社会主义发展。过去我们长期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纯粹的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结果导致了体制的僵化。邓小平从发展生产力入手，通过不断探索，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逐步有了明确的认识，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经典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也是在这组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他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的领导人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98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即是说，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看，如果按马克思当初设想的较高级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来说，我们是不够格的。现阶段，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国情，根据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政策，决定怎么搞社会主义。后来党的十三大报告确定以这个问题作为理论的突破口，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邓小平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使党内外对我国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使人们对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特点有了更加清醒的了解。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但是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形成的前提条件。这一理论一出来，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进行改革开放等等，就有了根本的理论依据。
探索和实践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不断地纠正各种错误倾向、排除各种干扰中不断前进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和国家的立国之本和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四项基本原则被称作“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前后分为两段。第一段，1月18日至2月26日。第二段，3月28日复会。这次会议批评了“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深入讨论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会上会下也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倾向和思潮。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局面。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右的倾向。就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的同时，北京出现了“西单墙”。社会上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的错误，散布种种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股错误思潮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3月27日，他在就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等的谈话中，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说：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
邓小平对这篇讲话的起草十分重视，多次约见胡乔木等人进行研究。他向来主张讲短话，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不过八千字，这篇讲话则长达一万八千字，是《邓小平文选》中难得一见的长文。他强调：“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1982年，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载入党的十二大党章和新修订的宪法，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人们形象地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为撑起共和国大厦的四根擎天巨柱。在此后的岁月中，邓小平反复论述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还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词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晚年，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关注最多的还是四项基本原则。那段时间，他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家中同弟弟邓垦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我们能看到的邓小平留下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随着全党工作中心的成功转移，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完善，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逐步明确。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的。实际上我们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就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们逐步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线就此确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步步举起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构想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1984年，当邓小平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却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了前来参加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他在这次谈话中系统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最重要的方针政策和理论观点，清晰地勾画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框架。邓小平这次谈话里面有许多新内容。他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还说，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邓小平最后说：要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个多月后，1984年8月20日，《瞭望》周刊第34期在“中南海纪事”专栏独家刊出了题为“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报道，立即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瞭望》原副总编辑刘野后来回忆说：当时《瞭望》派出资深记者朱敏之采访了这次活动。朱敏之回来后对我说，小平同志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么详细过。她给我念她记录的内容，我越听越觉得重要，说赶快整理出来，争取公开发表，这个太重要了。稿子写出来后，朱敏之在采访小平同志的另一次外事活动时，请他亲自审阅。小平摆了摆手说：不看喽，你核对一下就可以了。
《瞭望》的这篇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是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说清楚了。当时读到的人都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方针政策一下子明了了。有的地方，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还专门下文件组织干部学习。于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式整理了这篇讲话，在内部刊物《文献和研究》上发表，题目就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邓小平会在这篇谈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系统阐述？为什么两年前提出这一口号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此时却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1984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局面。在这一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大都较完整、成熟地形成了，其正确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都到了可以从整体上对这些认识进行系统概括和阐述的时候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及时地做了这一系统化的理论工作。
1985年1月1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出版。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外媒体开始提到“中国的道路”。1985年1月2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的第二天，路透社记者杰里夫·克利夫特从北京发回的报道称：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以令人生畏的高速度加紧进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他的这场席卷全国的平和的革命将抛弃陈旧的经济体制，代之以一种同刺激鼓励联系在一起的更加富有生气的社会主义，目的就是要到21世纪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邓小平正在使这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将会在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确实是一条新路。回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一条是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条是有待人们去开辟的新路。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批判“两个凡是”，不走老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的观察力和智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走邪路；以一个政治家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解放思想，带领我们开辟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