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南渡长江计划的提出与演变

解放战争时期南渡长江计划的提出与演变

杜桂剑

 

[摘要]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为打破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形成的僵局，1947年7月到1948年9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作出派遣若干纵队南渡长江，以调动国民党军，从而减轻中原战场压力的战略计划。南渡长江计划经历了提出、暂停执行、重新启动、再次暂缓执行、最终放弃的复杂过程。从计划的发展变化过程看，刘伯承、邓小平等对南渡长江计划的意见，各部队领导同志认为粟裕提出的先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方案比较合理并表示赞同，以及粟裕兵团对南渡长江计划的后勤准备出现严重困难等原因，是中共中央暂缓执行南渡长江计划的重要考量。南渡长江计划的暂停到最终放弃，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进行更为全面的判断和对战局进行具体分析后作出的审慎决策。

[关键词]解放战争；南渡长江计划；毛泽东；粟裕；邓小平；刘伯承

 

1947年6月底，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挺进大别山区，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一部挺进豫皖苏边区，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挺进鄂豫陕边区。但在一段时间内，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形成僵局。为打破这种局面，1947年7月到1948年9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作出派遣若干纵队南渡长江，以调动国民党军，从而减轻中原战场压力的战略计划，即南渡长江计划。

南渡长江计划经历了提出、暂停执行、重新启动、再次暂缓执行、最终放弃的复杂过程。关于这一计划开展的大致脉络，学术界已经作了比较清楚的梳理，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何一再调整这一计划？其间发生了些什么？笔者认为，这要从历史背景和客观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高层领导同志的认识中寻找答案。本文即在这方面作些分析和探讨。

一、南渡长江计划的提出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提出以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南渡长江的计划。电报要求：“叶、陶两纵队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电报对创建闽浙赣根据地的步骤和时间作了具体规定：“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电报要求熟悉南方情况的广东纵队受叶飞、陶勇指挥并随同南下，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考虑组织东南分局，让邓子恢、张鼎丞、曾山前往主持。【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南渡长江到闽浙赣建立根据地呢？除了考虑到闽浙赣是革命老区、有一定基础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把战争引向国统区，执行外线作战战略任务，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解放区的人力、物力消耗，而且有利于从国统区获得战争所需的多方面资源。7月21—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全军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作战。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0页。】1948年5月，陈毅在华野高干会上传达中央会议精神时说：中共中央南渡长江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页。】。

其二，中共中央当时得到的信息是国民党在闽浙赣地区兵力空虚，大军到达之后便于站住脚。1947年2月27日，闽浙赣区委书记曾镜冰致电中共中央并华中分局。电报说：“目前闽省只有五个保安团，沿海地区正闹灾荒，国民党又抽丁征粮，故发动游击战争，客观条件甚成熟。”【《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此时，中共中央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3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分局书记刘晓并转告闽浙赣区委书记曾镜冰。电报说：“目前蒋管区后方甚为空虚，许多省份只有保安团并无正规军，特别东南各省为然。”【《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173页。】

但实际情况是，在闽浙赣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与中共的判断是有出入的。大约这一时期，“福建实有保安团7个，特务大队2个，工兵大队1个，通信大队2个”【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2页。】。军事上的考虑在战争决策中自然是要被摆在第一位的，选择闽浙赣地区作为南下的目标即是如此。不过，对军事形势的判断需要综合分析大量信息，在当时的条件下，难免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由于信息掌握不足而导致判断不准确。

对中央军委7月23日电报的内容，各地表示拥护，但又提出面临的困难。

7月25日，华东局复电表示：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发展大别山和闽浙赣的方针，但又提出叶飞、陶勇纵队是否“候内线歼敌二三个师后再取道淮北南下”【《张云逸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32页。】的建议。

7月27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复电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方案，但又说：“如果我们能在内线再歼其机动旅十至二十个，将对外线歼敌有极大之便利”，同时表示南渡长江计划“完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在目前之大规模作战是困难太大”。【《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

7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粟裕等，表示拥护中共中央7月23日电，但因南渡黄河后连续作战，损耗甚大，加上经费不足，部队南进面临困难；同时还建议，如果在陇海路南北坚持两个月时间，并消灭敌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页。】

考虑到各地方领导人对南渡长江计划的态度，中共中央在经过对战局的进一步分析后，于7月27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报要求刘邓部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52页。】7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粟裕等，指示：“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其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粟裕年谱》，第171页。】

对比最初的设想（7月23日电），中共中央此时（7月29日电）在南渡长江这个问题上作了两个小的调整：其一，在南渡长江的时间上，原定于1947年9月初或9月末，由于华东局、中原局等领导同志在复电中都建议在内线作战一段时间，以及陈毅、粟裕表示叶飞、陶勇纵队有困难，中共中央调整执行南渡长江计划的时间明确改为9月末；其二，在渡江南进的部队上，原定是以叶飞、陶勇两个纵队为主力，现调整为叶飞纵队和其他纵队去执行，并要求在这个期间派遣干部和小支队先行。

二、南渡长江计划的暂停

虽然时间上推迟了一点，执行任务的部队也还待定，但南渡长江计划仍在切实推进中，上述变动不等于暂停执行这一计划。那么，暂停计划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说法值得探讨。8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要求华野六个纵队（分别是华东野战军的第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必须全部出陇海线直接掩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认为，只要陈毅、粟裕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即从刘邓大军的反方向钳制敌人，“一切有办法；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这封电报实际上改变了中共中央要求叶飞、陶勇7月23日率第一、四纵队分兵渡江南下的计划。【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15页。】对此，笔者认为，电报中的“南进”所指的不是渡江南下，而是南进中原地区。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早在194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曾要求华野采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2页。】的战略方针，但在华东野战军“七月分兵”【1947年6月，考虑到国民党军集中兵力，难以各个击破，中共中央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两至三个纵队出鲁南，以两个纵队出鲁西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以四个纵队监视正面之国民党军。6月3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下达各部执行这一命令。以叶飞、陶勇率领第一、四两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八、十纵队经莱芜向鲁西挺进，陈毅、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第二、六、七、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于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待机出击。虽然命令是6月30日下达，但具体执行是到了7月，故称为“七月分兵”。参见《粟裕年谱》，第165—166页。】以后，南麻、临朐几仗打得并不理想，损失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要求集中南进而不是分散南进中原地区是情理之中的。

第二，就在这个电报发出的第四天，8月11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六纵似宜开至聊城相机与宋时轮王秉璋会合，直接策应陇海路南北，不宜分散使用。”【《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592页。】此时，刘邓大军刚到达陇海路附近。很明显，这里的“不宜分散使用”应是为了策应陇海路附近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部队不宜分散使用。这与四天前的电报内容是吻合的。

第三，在这个时间前后中共中央电报的话语中，常见“南进”一词是指南进到中原地区的意思。比如，在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三天，8月10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电报中要求陈唐、叶陶部队到豫皖苏后，在该区活动一段时间，掩护刘邓大军南进。“南进”就是指南进到中原地区。【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3页。】

综上所述，这封电报中“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应该是指：如果分散南进中原地区，则对全局不利，起不到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目的。而此时刘邓大军还在挺进大别山的途中，确实需要策应。8月14日，刘邓大军进入到豫皖苏边区，27日，刘邓大军才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参见《邓小平传（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47页；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686页。】

实际上，中共中央决定暂停执行南渡长江计划是在9月份。9月17日，陈毅、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如果要渡江南下，“则拟将一、四纵队开（黄）河北整补1个月，待机南下，执行新任务”。【《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9月22日，中央军委复电陈毅、粟裕说：“半年内，不拟派一、四纵队去江南。”【《陈毅年谱》上卷，第503页。】9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原定叶、陶去闽浙赣之任务，停止执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15页。】

既然把战争引向国统区，进行外线作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那么，为什么要停止执行南渡长江计划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叶飞、陶勇第一、四纵队在作战中减员很大，兵员补充却困难；二是为了支援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不宜急于渡江南下。

具体而言，华野“七月分兵”后，在南麻、临朐等战斗中减员较大。第一、四两个纵队各伤亡约5000人，非战斗减员各约5000人。第一纵队3个师，除第二师尚余2个团外，其余两个师均只有1个团。【参见《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622页。】1947年8月2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在致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叶、陶两纵伤亡和非战斗减员万余人。”【《粟裕年谱》，第172页。】

不仅如此，新兵的补充也很困难。8月19日，张云逸、邓子恢等致电中共中央，在汇报部队新兵补充时说：“准备从东纵一个新团及教导旅两个团（七千人左右）抽补，惟教导旅的两个团无效”，并且地方干部在秋后兵员补充上提出各种困难。【参见《张云逸年谱》，第335页。】10月4日，晋冀鲁豫领导人复电朱德、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准备在1947年冬扩充10万新兵，给叶飞、陶勇两纵队以补充，但另一方面强调：“唯新兵须经短期训练，估计明年一月始能拨兵。”【《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6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继续执行南渡长江计划，势必要让第一、四纵队北渡黄河休整。但是，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其面临的困难很大，主要是重武器无法使用、粮食不足、布匹、棉衣欠缺等。【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688—689、691页。】这就存在两难的选择。要是让第一、四纵队执行南渡长江计划，就得让第一、四纵队撤出中原战场，北渡黄河休整，这无疑增加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压力。要是让第一、四纵队暂时留在中原战场，支援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第一、四纵队就没法北渡黄河休整，这样势必要暂停执行南渡长江计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的决定是让第一、四纵队留在中原战场，但暂停渡江南下计划。9月24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电报说：“叶飞、陶勇两纵虽减员较大，当此紧要时机，不宜北渡。”【《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692页。】

正由于中共中央暂停执行南渡长江计划，陈毅、粟裕对江南游击战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0月4日，陈毅、粟裕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等认为：江南各区之游击战争“不在调动江北敌人配合江北反攻而在发展与扩大自己”【《粟裕年谱》，第184页。】。

三、南渡长江计划的重启和最终放弃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蒋介石从山东、陕北调兵回援中原，使中共处在中原的部队承受了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巨大压力，战争形成僵局。为扭转战争局面，夺取军事战略主动权，从10月中旬始，中共中央重启南渡长江计划。

作为前线指挥员的粟裕，结合他所了解的中原战区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对南下作战可能性的思考，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共中央发出“子养电”。这篇电报提出了和南渡长江计划不同的看法：“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的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箝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5页。】毛泽东十分重视粟裕这个建议，立即要求粟裕和陈毅赶赴中央，详细陈述这个建议，共同讨论是否继续执行南渡长江计划。

1948年4月29日，陈毅、粟裕到达西柏坡。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毅、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人。会议第一天，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大打歼灭战的方案，并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认为改变中原战局的关键在于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的歼灭战，而要打大的歼灭战，以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河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在成熟。【参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42页。】最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既定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粟裕的建议。【参见《粟裕年谱》，第206页。】即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第1301页。】

5月5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一方面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地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另一方面又强调，粟裕兵团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队）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行本）下卷，第308页。】5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饶漱石等，明确“粟裕兵团暂缓南下”【《周恩来军事文集》第3卷，第358页。】。5月14日，陈毅、粟裕致电华东局、中原局及陈士榘、唐亮，传达中共中央决定：“粟兵团南渡任务不取消，同意在中原打几个月仗作南下准备。”【《粟裕年谱》，第207页。】

由此可见，一方面，中共中央接受粟裕的建议，暂缓南渡长江；另一方面，又明确等条件成熟还是要执行南渡长江计划，并要求派遣十个营的兵力准备过江开展游击战争。

为什么中共中央最后再次暂停执行南渡长江计划？笔者认为，这主要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南渡长江计划十分慎重，时刻注意根据形势和战局的变化，作出必要的调整，力求使作战计划更符合客观实际；同时，粟裕根据部队实际情况进行深思熟虑，提出的建议比较合理。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对南渡长江计划提出了合理意见，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决策的重要参考，也对中央及时作出计划调整起到了一定影响。

一是在南渡长江计划与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两种方案上，刘伯承、邓小平等由原来积极支持南渡长江计划转变为两种方案都认可。1948年1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中央工委，提出：大别山情况的改变，除本身斗争外，还依赖于整个淮河以北的巩固，江汉、桐柏两区工作的深入和开展，苏北、淮南的工作开展。而且，强化游击战争，可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使东北西三面宽大面积连接起来，互相应援，“最根本的则是以强大兵团过长江”【《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708页。】。2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建议，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分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2月、3月作充分准备，3月底或4月初行动。【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78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715页。】可见，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等仍是积极支持南渡长江计划的。

4月16日，粟裕在反复思考渡江南进和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两种方案后，为谨慎起见，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的建议，征求他们的意见”【参见《粟裕年谱》，第205页。】。4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并陈毅、粟裕，分析了两种情况。一方面认为：“从中原形势而论，粟部过江迫使敌人抽走几个师，将发生很有利的变化，于全国战局的发展亦极有利”；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粟部迟出，加人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形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730页。】可见，刘伯承、邓小平肯定了粟裕率部过长江在战略上的意义，但同时也认为，华东野战军暂不过江而加入中原作战，也是于战局有利的。【参见《邓小平传（1904—1974）》（上），第698页。】4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工委转中央军委，对粟兵团的使用，再次分析道，“如粟兵团出动，将调动一部敌人，如粟兵团留中原作战一时，我军实力亦可超过敌人”，并且说“粟部是否留中原作战一时期，请军委考虑确定”。【《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731—732页。】尽管没有明确赞同放弃渡江南进，但刘伯承、邓小平对南进的意见成为毛泽东、中共中央决策时的一个重要参考。

各部队领导同志对粟裕提出的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方案也表示赞同。1948年3月15日，粟裕致电华东局，重申“子养电”中基本观点。华东局3月18日复电表示：“你对战争发展的估计、后方的准备，原则上同意。”4月24日，张云逸、邓子恢致电中央工委转中央军委说：“同意粟卯巧（4月18日——引者注）电对今后战况估计，在长江黄河间须有几个大歼灭战才能解决中原问题。”【《粟裕年谱》，第204、206页。】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在讨论粟裕部渡江南进时，李先念在发言中对粟裕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说：“如果不歼灭国民党几个正规军，想过长江也过不去，即使过去了，也难以扎根。”【《李先念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4页。】聂荣臻“也向毛泽东提出在江北作战的建议”【《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页。】。因此会议在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时，采纳了粟裕等人的意见，作出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南进，而先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

各部队领导同志之所以在对南渡长江计划的态度上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粟裕处于战争的第一线，对战局的分析和建议比较合理，比较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粟裕兵团进行南渡长江计划的后勤准备工作时，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当时胶东、渤海军区各调一个新兵团来担任粟裕兵团进行南渡长江计划的物资准备，但是物资运送非常困难，军队补给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3月27日，张鼎丞、曾山等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等，电报说：“胶东、大鲁南均无新兵，只有调军分区基干团前去担任运挑物资，得很好动员，一般恐难全部使用挑运。”【《张云逸年谱》，第347页。】尽管为了便于粟裕兵团更好地执行南渡长江计划，中共中央军委在军工品分配上，要求在原协定数量的基础上，给粟裕兵团“多补充些，以利粟裕南进”【《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81页；】，但是到粟裕兵团准备执行计划前不久，对南渡长江计划的后勤准备工作情况却仍然并不乐观。1948年4月18日，张云逸、饶漱石等致电中央工委转中央军委并告陈毅、粟裕，告知“东北拨给粟兵团三十万七九机枪弹尚未运到”【《张云逸年谱》，第347—348页。】。

由此可见，刘伯承、邓小平等对南渡长江计划的意见，以及其他领导人认为粟裕的方案合理表示赞同，同时粟裕兵团对南渡长江计划的后勤准备出现严重困难等原因，是中共中央暂缓执行南渡长江计划的重要考量。也就是说，再次暂停南渡长江计划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进行更为全面的判断和对战局进行具体分析后作出的审慎决策。

豫东战役的胜利，连同其他战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证明了解放军有可能在长江以北依托老解放区大量歼敌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对南渡长江计划再次作出重要调整，毛泽东于7月13日致电中原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322—323页。】与5月5日再次暂停南渡长江计划的电报相比，这封电报的内容至少有两点变化：第一，执行南渡长江计划的时间推迟到1949年春季或夏季；第二，执行南渡长江计划的条件，原定是“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完成准备渡江，改变为不歼灭五军、十八军就不渡江。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对战争局势进一步作出分析，他认为，“国民党现有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是在第一线（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东，承德和长春之线以南）”，为了集中力量打败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九月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页。】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派遣若干纵队南渡长江，调动国民党军，从而减轻中原战场压力的战略计划终止。

而从1948年夏到1949年初，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战役的接连胜利，证明在黄淮地区大量歼敌是可行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战局。这样，进行外线作战从而策应中原战场的南渡长江计划也就没有必要了。至于1949年4月开始的渡江战役，那是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和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的新的重大决策，与本文所说的南渡长江计划不是同一概念。

（本文作者：杜桂剑，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安徽合肥230601）

（责任编辑：宿凌）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