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与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互动
中共中央与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互动
牟蕾 黄伟
[摘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主要是由项英、陈毅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分局直接领导的。长征后北上抗日的中共中央一直竭力关心留守在南方浴血坚持的各游击区指战员，非常重视南方各游击区的军事、组织和改编等各项工作。中央分局和留守红军指战员也一直心向党中央，虽然曾一度失去联系，但一直努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实现了跨越时空的良好互动。项英、陈毅等中央分局主要领导和留守将士的卓著功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
[关键词]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由项英、陈毅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分局领导的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同不断进行“清剿”的国民党军开展的广泛的游击战争。三年间，长征后北上抗日的中共中央一直在自身遭遇各种危难险阻的境遇下，竭力关心留守在南方崇山峻岭间英勇奋战的各游击区指战员。中共中央分局也一直心向党中央，虽然曾一度失去联系，但一直努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极端残酷战争环境下实现了跨越时空的良好互动。
一、中共中央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制定路线方针，作出明确部署，中央分局在极端残酷条件下坚持贯彻并灵活执行，进而通过突围战争保存了留守红军和干部的骨干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和军事指挥而失败。中共中央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同时，“为了保护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留一部分红军和干部在中央苏区来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并对留守相关事宜作出明确部署，要求留守人员“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的统治下去，以准备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反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由此拉开帷幕，中共中央在艰难困苦中依然为留守的中央分局进行了指导。
（一）在中央苏区成立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构
长征出发前夕，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对留守红军和干部的领导，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任命项英为书记，陈毅、贺昌、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委员；同时还成立了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处理所有政务事宜，由正在疗伤中的陈毅担任主任；随后还专门成立了中央军区，负责领导全部军事事宜，由项英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贺昌为政治部主任。这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各司其职又集中统一，负责领导整个中央苏区与周边苏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留守的红军和干部总人数约四万人，其中约有两万名伤病员。
《红色中华》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1934年10月3日，为了让苏区群众充分了解中共中央关于战略转移和安排留守部队及干部的重大部署，中共中央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联合发布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的文告。文告首先强调了当时的危急形势，指出“现在敌人已经侵入我们苏区，石城、兴国、汀州都在敌人直接的威胁之下”，然后重点阐明了将要开展的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在这个紧急关头，群众的游击战争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游击战争是每个苏区工农群众保护自己的生命、儿女、土地、财产的自卫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牵制扰乱、疲惫和分散敌人，帮助主力红军取得决定胜利的重要工具之一”。【《红色中华》1934年10月3日。】
（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明确战略方针和基本任务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训令的核心主题是说明在当时的形势下红军主力必须突围转移，同时将留守部分红军部队和干部在中央苏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训令通过深刻分析当时的国内革命形势，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峻形势，强调主力红军不得不实施突围转移的被迫选择，系统阐释了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主要目的，要求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做好解释工作，让留守红军和干部明白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意义以及坚持留守开展游击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训令明确强调游击战争必须成为对敌作战的主要方式，并指出具体的战略原则，要求留守的红军部队及地方独立武装，不能盲目硬拼与敌人开展阵地战，而是要“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的武装，缴获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与扩大自己，在主力红军的周围，要团聚着强大的地方部队，与广大的群众武装，充实自己的武装与弹药，这样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指明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战斗方式方法。训令还进一步强调：红军主力必须“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留守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390页。】训令立足实际，分析敌我形势，预见到即将面临的更加严酷的斗争形势，制定了工作的总方针，指明了基本任务。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可以说布置得比较妥当充分，对于中央分局的工作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训令把“保卫苏区”作为游击战争的重要任务是不现实的，对于比较弱小的留守红军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致于束手束脚严重影响了游击作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最终变成残酷的事实，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后，中央分局面临着异常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斗争形势。虽然战争局势异常险恶，作战条件极端困难，但留守的党和红军依然坚持中共中央的训令精神。由于中央提出“保卫苏区”任务的不现实性，加上项英对形势的乐观估计，以及敌人过于强大等各种主客观原因，留守红军在浴血奋战中遭受巨大损失。此时，中央分局的领导集体内部在战略意见上也产生了重要分歧，陈毅主张突围出去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但项英在训令的影响下一直要求等候中央的指示。
1935年初，随着中央苏区遭受严重挫败，项英逐步认识到留守红军不能困在苏区范围日渐狭小的土地上坐以待毙，应该及时调整战略战术。基于变更“保卫苏区”这一重大任务必须获得中央批准的考虑，项英分别在1月30日及2月1日、4日、5日给中央发电，详细汇报了中央苏区面临的险恶局势，希望中央能够给予明确决定与指示。电报主要提到“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在请示中央的同时，项英多次主持召开会议，重点讨论留守红军如何突围以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会议主要形成两种意见：一是留下少数红军和干部在苏区范围内开展斗争，中央分局率领留守红军的主力向西突围，力争去湘赣边界地区开辟新苏区；另一种意见是让留守红军以团为分兵的标准，努力向湘赣边、闽赣边等方向分散突围，同时由中央分局率一部分红军部队继续留守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具体负责领导指挥苏区的广大军民依托根据地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长征路上的中央和军委，一再强调“中区（中央苏区简称，下同——引者注）环境日益紧急”，请求“将中央方针与对中区指示电复”。【《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第11页。】
（三）三次复电指示要求分散突围和开展广泛游击战争
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所面临的情况复杂而严峻，尤其是主力红军遭受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的错误领导日渐怀疑。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在接到项英的迭电后，充分意识到留守部队面临形势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于是在1935年2月5日发出《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一方面明确提出中央分局要坚定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胜信心，坚持游击战争的范围可以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但是必须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要精简后方机关；另一方面要求“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2月13日，党中央又发出了《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给中央分局的指示》，再次强调了2月5日复电的主要指示精神，要求红军留守部队以连、营建制为单位独自为战进行分兵游击，做到短小精干又灵活机动，最终实现“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这个指示中明确提出了留守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要求打好良好的群众基础，“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此外，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下，联系隔断在所难免，因此各级地方党及游击队还必须培养独立自主、孤军奋战、自力更生的战斗素质和生存能力。为此，“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81、488、489页。】同日，中共中央还追发了一份电报，即《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了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其基本要点包括：一是要充分解释动员，保证休息、训练、补充的时间；二是游击部队要绝对轻装；三是干部必须要分散；四是干部要分散隐藏在群众中建立秘密工作；五是多余干部留地方加强领导；六是让干部树立独立工作顽强奋斗的思想；七是建立周密、秘密的交通网；八是反对关门主义，广泛发动群众。【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93—494页。】
从遵义会议后中央三次复电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对留守部队开展斗争的战略战术指示是具体且贴合实际的，“保卫苏区”的提法也不再作为根本性的任务，而是实事求是地提出应该“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同时，复电对项英和中央分局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比如说：不能盲目地采取“老的斗争方式”，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和随机应变；在斗争策略上，“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正是中央三次复电，使项英逐渐改变了他的一些相对“左”的错误认识和观点，进而使留守红军开始从留在苏区内线正规作战改为向外线突围、在周围开展游击战的重大战略性转变。
依据中央三次复电的指示精神，项英等主要领导人及时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根据斗争形势，全面转变战略战术和组织方式，迅速作出分散突围、小部队各自为战、灵活开展游击战争的具体部署。项英和陈毅等随即部署指挥被围困的红二十四师以及一些地方独立团等红军部队，还有留守的一些工作人员和轻伤病员，分成九支小部队择机分散突围。同时在2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已遵中央指示布置部队主要分布于赣南与龙、上、崇、寻、安、武、蕉、福建间”，还表示“我们已执行中央指示并彻底检查了工作与错误”，制定并执行了突围并实施分散的广泛游击战争的具体方针策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正是这次重大战略转变后，开始了从1935年2月下旬一直到3月中旬的突围战争，避免了被动挨打、全军覆没的局面。分成九路的红军部队在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后，迅速转移并分散到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省份的边远地带，继续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逐渐建立起相互保持一定联系的独立游击区，使党和红军的部分核心与骨干力量得以保存并发展壮大。这为开展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中共领导筹建新四军打下扎实根基。
这次战略思想的转变对于中央分局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和具体部署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总的来说，从中央分局教条地执行不太现实的“保卫苏区”的基本任务，一直到战略思想转变、实现突围转移，都是严格执行中央的具体指示的。前期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左”倾错误占据领导地位，制定了不切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后期突围转移成功的原因主要是遵义会议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制定了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引领了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正确发展方向。
二、中央分局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依然心系党中央，恢复联系后中共中央非常关心重视南方八省游击区的各项工作
（一）中央分局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依然心系党中央
1935年3月3日，由于分散突围的紧迫性和局势的严峻性，中央分局在把当时中央苏区现况和红军部队分散突围等相关问题电告中共中央后，迫于时间紧迫和轻装方便突围，不得不把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就地掩埋，同时把密码本烧毁。从此之后，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这段时期，分散在南方八省山区地带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央分局和各路红军游击队，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共中央彻底失去联系。但是，虽然联系彻底中断，南方各大游击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一直心向党中央，积极了解学习中央精神，关注国内外革命斗争形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国共双方正式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决定把陕北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担任总指挥，彭德怀担任副总指挥。在筹备改编红军主力为八路军的同时，中共中央亦同步思考如何把散布在南方八省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改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而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不予考虑，并拒绝承认南方八省游击区红军和游击队的合法性，还坚持要拟定“北联南剿”的战略。
而此时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央分局和红军及游击队，一直在努力寻找中共中央。项英和陈毅通过一些地下联络渠道，获得一份在香港公开出版的进步杂志《新学识》。该杂志刊登了一篇1937年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所作大会报告的摘要文章，据此了解到中共中央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方针与策略。这对失去联系后一直努力重新获取党中央消息的中央分局而言可谓如获至宝，项英和陈毅立即组织了学习研究讨论，根据这个报告摘要间接领会到了中央指示精神。项英还联系当时形势，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撰写《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该文章结合斗争实际分析了党中央强调的在统一战线内部如何保持党的独立性、如何掌握抗战领导权等一些原则性问题，要求分散在南方的各游击部队，必须严格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努力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同时要在坚持统一战线内部保持党的独立性等原则的前提下与国民党进行合作谈判。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第一时间响应，率先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8月8日，项英、陈毅在大余县召开赣粤边区党的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会后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不断推动各游击区和游击队的工作重心迅速转向抗日救国。
（二）中央分局努力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文件精神
1937年9月24日，中央分局在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当局前期对接沟通后，项英和陈毅等领导人主动前往南昌，与其准备进行关于合作问题的正式谈判。在抵达南昌后，项英才重新获得使用电台的机会，他首先致电当时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联络的叶剑英，告知中央分局和留守红军部队的现状，同时并请他转报毛泽东。自此，中央分局才正式恢复与中共中央中断长达两年半之久的联系。在南昌期间，项英还看到《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项英等人从中捕捉领会到党中央的精神。正是依据这些文件精神，项英和陈毅等人在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的谈判中取得了成功，同时双方就一些合作的基本问题形成初步协议。这两份文件也为之后中央分局领导推动赣粤边等地区的国共合作，以及赣粤边地区各游击部队与国民党当地党政军的谈判和改编等具体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还有力地指导了当时分散在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与当地国民党当局如何对接谈判改编工作。
9月27日，项英在南昌发表演说。他在讲演中强烈呼吁：全国民众的精诚团结是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也只有全国民众保持精诚团结，才能够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所以全国民众一定要精诚团结，一定要相信抗日战争必定取得最终的胜利。
9月29日，项英和陈毅回到了赣粤边游击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公开发布《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公开信主要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根据当时南方游击队在各方面不够规整的实际情况，决定把分散在南方各游击区的游击队聚集起来，统一集中改编为抗日救国人民武装部队，争取像八路军一样有自己的统一番号，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救国救民而勇赴前线。随后，他们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召集了赣粤边特委以及各游击区主要负责人的专题会议，会议传达并学习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同时还研究交流了如何对赣粤边的红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进行统一改编等相关议题。根据讨论情况，大会决定要深入到各游击区向广大指战员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指示精神，要求想方设法广泛联络所有零散的游击队，一起下山进行统一改编。
（三）恢复联系后中共中央对中央分局和南方各游击区作出重要指示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在综合各方面掌握到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的情况后，于10月1日发出《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强调“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必须十分重视南方各游击区；同时还必须揭穿并挫败“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的阴谋；此外，中央专门强调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等重大问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560、561页。】10月30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原则的指示》，要求南方各游击区按比例改编各路游击队，其中五分之一建成以叶挺为军长的军队。【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可见，党中央非常关心和重视南方各游击区的改编等各项工作，通过制定具体的符合实际的详细策略和具体政策，为保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结束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的来说，项英、陈毅领导的中央分局在失去同中央的联系后依然心向党中央，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学习贯彻中央精神，用以指导南方各游击区的实际工作。在积极恢复联系后，更是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1937年冬，项英根据中央指示奉命去延安作系统汇报，同时请示了如何集中改编南方各红军游击队等具体问题，12月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专题报告，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全过程以及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作了总结，并对自己的一些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三、中共中央高度赞扬项英、陈毅等中央分局主要领导和留守将士的卓著功勋，充分肯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
（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中央分局领导指挥的分布在南方八省15个地区间的红军和游击队，在生存条件极端困难、战争环境极其险恶的条件下，浴血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机动力量，在战略上有力支持并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等各项重大军事行动，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顽强坚持存续下来分布在南方各省的游击根据地，也随之成为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战略支点。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赞扬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以及南方八省的各游击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
（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军事将领和骨干力量
开展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是在异常残酷的反“清剿”中顽强存续并锻炼出来的一支极其英勇坚毅的人民武装力量，这支在浴血奋战中保存下来的不怕牺牲、勇敢顽强的英雄队伍，成为日后集中统一改编为新四军并参加抗日战争的一支铁血劲旅。同时，通过血与火的洗礼锤炼并培养出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以及一大批骁勇善战的优秀红军指战员，为此后新四军这支英雄部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干部队伍基础。
（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党员干部和广大将士身上的革命主义精神成为全党全军的学习模范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该决议高度地评价了中央分局和留守红军部队，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部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决议在高度肯定项英等人的卓著功勋的同时，号召全党向他们学习，提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03页。】
综而述之，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隔着时空实现了有效互动，确保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也成为红军革命战争史上的“南天一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广大红军将士以百折不回的英雄气概、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压倒一切的必胜信心，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坚持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三年血战，有力支持并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军事战略行动，顽强地坚持到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实现，并发展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一支劲旅，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
（本文作者：牟蕾，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25；黄伟，贵阳中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贵州贵阳550001）
（责任编辑：刘志辉）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