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澳门救亡团体

抗战时期的澳门救亡团体

赵佳佳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澳门民众成立了数量众多的救亡团体，由于澳门当局的限制性政策，许多救亡团体只能以“救灾”“赈难”的名义从事活动。但这并不影响这些团体的救亡实质，也不影响救亡团体在抗战中作用的发挥。综合来看，澳门救亡团体在抗战宣传、物资募集、避澳难民救助以及战地服务甚至武装斗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抗日战争；澳门；救亡团体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重大贡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SWU1709659、15BDJ042）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虽有诸多爱国将士殊死抵抗，数月之内东北还是沦于敌手。其时，日本亡我中华之心已然若揭。七七事变更是把战火推向全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民族危难，爱国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携手抗敌，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的人间壮歌。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3页。】这一时期，澳门因在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奉行所谓“中立”政策侥幸躲过战火，然而澳门同胞并未忘却祖国灾难，在爱国传统和紧迫时局的促动下，他们成立各种救亡团体通过各种办法和途径支援抗战，使澳门这块弹丸之地上出现了“轰轰烈烈、激动人心、影响深远的抗日救亡运动”【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版，第139页。】。

一、以救灾为名：战火催生救亡团体

抗战期间，澳门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唯一没有硝烟弥漫的城市，但国难当头，身处异邦治下的澳门同胞并未忘却“中原半落妖魅手”的祖国危难，他们通过成立各类团体赈难输财，与祖国共进退，投身到伟大的抗战洪流中。还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刚传至澳门之际，许多民众和团体就进行宣传报道，慷慨解囊捐助抗战。宏汉小学校长郑谷诒修书北寄，倡言“如募捐宣传之事，自当尽力服务，以尽微劳”【《澳门纪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座谈会》，《澳门日报》1991年9月19日。】；同善堂、镜湖医院等社团发起“赈济兵灾委员会”，以多种形式筹赈兵灾，各界纷纷响应。但由于地处天南相隔甚远，加上在澳门实施殖民统治的葡萄牙政府“中立”政策影响，彼时抗战团体尚为数不多。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国事日蹙，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澳门同胞掀起了成立救亡团体支援抗战的热潮。当此之时，葡澳当局因不愿得罪日本而谨守“中立”政策，虽允许澳门民众以人道主义方式从事救助活动，但却限制一切公开抗日活动及抗日团体成立。不得已，澳门爱国同胞只能利用这一政策空隙成立许多以“救灾”“赈灾”等为名进行抗日活动的救亡团体。1937年7月下旬，澳门工商界和上层人士成立澳门各界救灾会，这是抗战期间澳门最大的救亡团体。8月中旬，汇聚澳门青年爱国力量的澳门四界救灾会和中国妇女后援会澳门服务团相继成立。9月，由共产党员廖锦涛等倡议的澳门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邹鲁夫人梁定慧倡议的澳门妇女慰劳会（后改为澳门中华妇女会），以及澳门最早的新闻同业组织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诞生。其后，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澳门分会也应时而生。1938年，又有花界救灾会、革命同志抗敌后援会澳门分会、澳门救灾难民兼管理粮食委员会等相继成立。据统计，抗战时期仅澳门本土新成立的各类救亡社团就不下30个。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和英美开战并很快占领香港。澳门周遭沦陷，海上交通断绝，处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澳门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此背景下，不少救亡团体难以为继，纷纷停止活动。然而即便在此时期，以澳门中华妇女会、镜湖医院为代表的爱国社团仍然苦心经营，坚持工作。同时，也正是在此时期，澳门因其“孤岛”地位而在抗战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成为抗战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和情报搜集地，并在香港大营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澳门同胞的抗战活动与整个抗战历史相始终。

二、行救亡之实：多种方式参与抗战

日本的侵华战争激起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和报国热忱，不分畛域、无论阶级，没有性别年龄之分、跨越民族职业界限，所有爱国者都参与到了这场关乎民族存续的伟大抗战中。澳门同胞借助各类救亡团体“在漫天烽火的华南前方，用丹心和热血谱写了一段不可磨灭的爱国运动史灿烂篇章”【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39页。】。

（一）救亡团体与抗战物款募集

澳门民众对抗战的物资支持主要是通过各种救亡团体完成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澳门爱国商人范洁朋、李际唐等就发起成立了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强调“本会成立……一本精诚团结之心，贯彻长期抵抗之志，合作到底，始终弗渝，有厚望焉”【傅玉兰主编《抗战时期的澳门》，澳门文化局、澳门博物馆2001年版，第94-95页。】，表明当时的爱国人士已经作好了长期捐输的准备。七七事变后，如雨后春笋出现的各类救亡团体通过献金运动、捐薪运动、义演义卖、竞技比赛等形式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为抗战募集了大量物资。由澳门工商界和上层人士组成的各界救灾会通过长期捐薪及在戏院等公共场所设立捐款箱等形式筹集善款，支援抗战，并连续举办献金运动把民众的抗战热情推向高潮。

如在“八一三”抗战一周年之际，各界救灾会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举办“八一三”献金运动，通过大力宣传得到各界积极响应。“‘八一三’和其后一天，献金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商会献金台，将预先贮好金饰和现款的封筒献上，情况热烈，场面感人。”【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48页。】1939年“八一三”抗战两周年之际，各界救灾会继续举办献金运动，这次献金活动共印制献金封筒2万个，范围遍及澳门全岛和离岛以及偏远乡村，原定两天的献金活动，因为参与人数太多，不得不延期一天，3天献金活动共筹得款项10万元。【参见陈昕、郭志坤：《澳门全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此次活动范围之广令人瞩目，就连一直以来被人斥为“身为下贱”的歌姬、舞女也投入其中，献出大量项链、金饰，许多歌姬、舞女甚至将一连三晚的“出局”收入和陪酒所得悉数捐出，令人动容。为此，国民党中央侨务委员会还特别发出嘉许函，赞其“同仇敌忾，踊跃捐输，至足嘉佩”【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星光书店1990年版，第18页。】。

相比于澳门各界救灾会，澳门四界救灾会参与人数更广，活动更加多样。四界即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和戏剧界。成立伊始，四届救灾会便全心投入抗战救国工作中，通过各种活动筹得物款。总体来看，澳门四界救灾会的筹募活动分为三类：一是义演和其他竞技赛事。1937年四界救灾会曾一连三晚举办乒乓球比赛，不仅澳门各界踊跃购票，也得到社会人士的捐赠，共筹得1490元。【参见吕志鹏：《抗战时期澳门经济发展和社会救亡运动》，暨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24页。】有粤剧红伶等参与的义演和唱曲大会，“人人都努力异常，同胞们也踊跃购买。增加一些收入，就可以多救一个灾民，谁人不愿意呢”【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第123页。】。二是以售卖或服务等形式进行的各种募款活动。1939年9月，四界救灾会组织发动了各行业参加的为期40天的义卖活动，参与商铺达100多家，其中仅国货小贩的义卖就持续7天，共筹款5000余元。【参见吕志鹏：《抗战时期澳门经济发展和社会救亡运动》，暨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24页。】三是各类献金运动、捐输运动和沿门劝捐活动。1939年澳门公教人员在四界救灾会协助下举办年会，各校踊跃献金，其中培正初级小学开展的“一仙（铜元）运动”一年共筹得国币1550.13元。【参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港澳同胞与祖国抗日战争》，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

澳门中华妇女会在全面抗战前期的物资筹集中也表现突出。1937年“双十节”，澳门中华妇女会组织缝制棉衣运动，一个月就缝制棉衣110件，棉裤102件，棉背心501件，还缝制药棉纱布285包，绷带1185卷，三角救伤布530条，筹集旧衣物80包。【参见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386页。】

除了直接发起筹集款物运动外，救亡团体还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动员澳门各界人士积极购买救国公债，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就是为此而专门成立的社团。同时，由于战时需要多种多样，各救亡社团还根据抗战临时需求进行对应性实物募集。救亡社团募集的大批物资被送到前线，不仅表达了澳门同胞的拳拳爱国之心，也鼓舞了抗战将士的斗志，坚定了他们的必胜信念。

（二）救亡团体与避澳难民救助

“田园寥落干戈后，百姓流离道路中。”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扩大，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多次移民潮和难民潮。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港澳成为避难地，由此形成澳门历史上第一次难民潮。据统计，澳门1937年的总人口为164528人，难民的涌入使澳门人口总数激增到1939年的245194人。【参见黄启明、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3页。】这部分难民中，包括广东省政府组织迁澳的学生，其中1937-1938和1938-1939年度的迁澳学生数分别达到10011人和18004人。【参见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5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9页。】面对如此规模的难民，澳门民众不畏艰辛、广泛动员，救助受难同胞，其中澳门救济难民委员会、镜湖医院、澳门中华妇女会在救济工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澳门济难委员会除了进行常规救助，还在路环修建难民营，并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建成后主要将镜湖医院、莲峰庙、观音堂等处2000余难民迁至此处。【参见钟子程：《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的难民救济工作研究》，暨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17页。】为使难民生活自立，济难会在难民营推行以工代赈。如迁入湾仔蟹地后，济难会动员难民修筑道路，挖掘水塘，并分配以斩柴、黏火柴盒、制鞋等工作，并以此为依据给付工资。【参见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第381-382页。】

救济难民是一项常规性长期性工作，由于临时性难民救助团体并不具备长期救助能力，许多工作便由镜湖医院、同善堂等澳门本地慈善救助组织负责。镜湖医院是澳门华人于1871年创办的慈善医院，在澳门当地有重要影响。除收容难民外，镜湖医院还为难民提供医疗救助、无偿棺木，以及设立难童所、施粥赈济、送难民回乡等服务。镜湖医院的施粥工作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久，如1940年中山县二次陷落，大量难民流离澳门街头，时任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刘叙堂慷慨解囊，捐赠粟米及配料并由医院代为煮粥，每天施粥1000份，为期5个月。【参见澳门医院慈善会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镜湖医院慈善会2001版，第78页。】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澳门成为“孤岛”。由于日军封锁海上交通，澳门经济异常困难，进入“风潮”时期，许多救亡团体无以为继，自然解散，但仍有小部分坚持工作，这其中既有同善堂等长期从事慈善的组织，也有全面抗战后成立的澳门中华妇女会等组织。同善堂发起捐赠杂粮运动，镜湖医院加强医疗救助和难童救济，澳门中华妇女会从1941年到1945年，坚持设立平民粥场，新填海粥场到1944年6月底共计售粥1327600份，望厦粥场到1945年9月底共计售粥1332071份。【参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港澳同胞与祖国抗日战争》，第239页。】除此之外，中华妇女会还参加了镜湖医院及同善堂的筹款工作，协助留澳贫苦难民归乡遣送会工作。澳门救亡团体对难民的救助不仅维持了难民的基本生存，也使飘零异乡的他们感受到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

（三）救亡团体与抗战宣传

抗日战争使“澳门华人的民族自觉意识大为提高，同仇敌忾，掀起强大的社会救亡运动”【张晓辉：《抗战前期澳门的经济社会（1937-1941.12）》，《民国档案》2003年第5期。】。在这场事关民族存续的伟大斗争中，澳门同胞组建起一支宣传大军，在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抗战思想、鼓舞抗战斗志、提高抗战意识等方面不遗余力，以澳门四界救灾会和各类文化团体为代表的救亡社团在抗战宣传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从宣传方式看，救亡团体的宣传活动包括间接宣传和直接宣传两种。间接宣传指的是各类救亡团体通过各种筹募活动所达到的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和抗战信心的附带效果。募集活动是抗战宣传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救亡团体每进行一次物款募集活动就是一次成功的抗战宣传。直接宣传指的是各类救亡团体通过书刊发行、张贴标语口号、戏剧演出、讲演、歌咏等形式进行的专门宣传工作。四界救灾会成立之初虽以物资募集为主，同时也积极开展抗战宣传。1937年8月24日，刚刚成立的四界救灾会便派出宣传队奔赴中山等地进行宣传。他们“在这些地方张贴标语，讲演和表演话剧，举办军民联欢会，备受当地驻军的欢迎”。“当地民众纷纷冒着微雨来看，备受鼓舞”。【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第19页。】1937年9月5日，四界救灾会在清平戏院举办游艺大会，演出《还我河山》《前进曲》《抗敌歌》《布袋队》等歌曲戏剧，以“发人深省，令人与爱国之思”【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第120页。】。

宣传过程中，四界救灾会注重总结经验，通过帮助当地民众治病、动员男女队员帮助劳动、与民众谈心等方式深入群众，使宣传达到最大效果。“我们工作三个月后，已经相当完满，把民众组织起来了，随之训练儿童、妇女、青年、农民、保甲长。不久，自卫队成立，在敌人进犯高明三洲时，他们出来武装协助自卫团应战，他们一群一群的到前线去慰劳，后来，终于把敌人击退。”【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第19页。】一些文化团体“以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创造主流”【郑炜明：《“五四”至七十年代中期澳门文学概论》，《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对于唤醒民众团结御侮起了重要作用。由澳门报界人士陈少伟、陆翼南等发起的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不仅发挥着与新闻同业加强联系的作用，更是支持澳门同胞抗战活动的重要宣传舆论阵地。抗战前期，以《朝阳日报》《大众报》为代表的爱国主流报纸通过各种办法，如定期出版澳门四界救灾会的《救灾特刊》，在七七、“八一三”、双十等特殊纪念日发行专刊，邀请名人题词等直接或间接报道抗战活动，深受广大爱国同胞欢迎。“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的文艺活动蓬勃一时。活动的中心主题，都与抗战这一历史使命有关。”【李鹏翥：《濠江文谭》，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澳门青年纷纷组建各种文艺社团进行抗日宣传，激发民众对于内地抗战的支持。如艺峰文艺研究社创作了大量散文、诗歌、小说；由音乐爱好者组成的大众歌咏团每周进行一次抗战歌曲演唱，曲目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救亡进行曲》等，通过教唱和解说歌词的方式来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1942年成立的艺联剧团排练了《明末遗恨》《生死恋》等剧目进行公演，并转往内地进行巡回演出直到抗战胜利。

（四）救亡团体与战地服务和武装斗争

抗战期间，澳门的救亡团体还组织有志青年返回内地直接投身对敌斗争。他们主要从事群众动员、战地救护、战区服务、慰劳抗日军队等工作，有些人还直接参与对日武装斗争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组织澳门同胞回内地参加对敌斗争的过程中，澳门四界救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四界救灾会专门下设工作委员会负责招收团员和集训等工作。从1938年10月21日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回国服务团，到1940年6月，回国服务团共派出11个队160余人到内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服务团成员不避艰险、不怕牺牲，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广泛尊重。

宣传方面，服务团借用出版刊物，举办晚会、军民联欢会等形式，鼓舞抗战士气。服务团第三队还举办了5所民众夜校，在提升民众文化素养的同时，觉醒其抗战意识。该队还通过民众夜校帮助群众解决大情小事，在民众中影响很大，甚至连夫妇吵架都要服务团来解决。【参见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第19页。】战地救护和服务方面，服务团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参与伤员救护和战地服务。1939年2月11日，日军轰炸沙坪镇，炸死83人，炸伤88人。【参见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日军暴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页。】在鹤山的第二队于日本军机走后立即投入救护，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6时，“经过这次救死扶伤，亲身体验了日寇对无辜平民惨无人道的血腥残杀，激起了同志们的家仇国恨，也更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何山：《热血丹心赤子情——抗战时期澳门四界救灾会服务二队在鹤山》，《岭南文史》1999年第1期。】。慰劳抗日将士方面，1938年2月，服务团第二队发动当地民众募捐慰劳，并在1939年元旦举行“献送募捐慰劳前方将士慰劳品典礼”活动。

除了参加战地服务，许多团员还直接投身到武装斗争中，为国捐躯。1939年10月3日，日军3000余人进攻观澜，为截断日军增援部队，服务团成员梁捷等5名队员主动承担起炸毁观澜附近木桥的任务，不幸被日军发现，在与日军激战中壮烈牺牲。1940年，已经加入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独立一中队的服务团第五队成员侯取谦，在沙湾战斗中为攻克日军炮楼英勇殉国。

香港沦陷后，尽管澳门回国服务团和四界救灾会因为澳门“风潮”被迫解散，但服务团的抗战活动再次证明了澳门同胞与内地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成立服务团的四界救灾会仍是“抗战时期澳门爱国同胞和青年坚持民族大义、发扬坚毅不屈精神的爱国运动的主力和支柱”【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349页。】。其他团体也进行了类似工作，如1938年5月，进攻中山县的日军被中国守军击退，消息传至澳门，前锋、晓钟、绿光等剧团组织慰问团前去演出，并向当地民众介绍防空知识和方法。除了到战区进行服务外，以镜湖医院为代表的济难组织还承担了救治抗战伤病员的工作，1938年4月曾收治抗战伤员梁添，10月收治广东游击区第五支队伤员苏光，1939年10月医治当时的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林卓夫等。

三、“风潮”下的困境：抗战救亡团体的坚持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香港和澳门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仅存的不受战火袭击的安全港。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又为日军占领。由于葡日密约以及澳门自身战略地位的下降，特别是澳门已处在日军重围中，是否占领澳门已无关日本侵略中国宏旨，澳门从而侥幸躲过兵燹，成为战时孤岛。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抗战胜利，澳门进入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风潮”时期。在此时期，澳门与外界海上交通中断，对外贸易急剧下降，贸易额从顺差转为逆差，当地经济凋敝，洋米洋货等无法输入，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大量难民的涌入对本已困难重重的澳门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据统计，1939年澳门本地大米的售价为0.08澳门元，到1945年则上升到2.7澳门元，增长约34倍；家用燃油从1939年的0.2元/公斤上升到3.2元/公斤，增长16倍。【参见吕志鹏：《抗战时期澳门经济发展和社会救亡运动》，暨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41页。】1941年1月澳门进入抗战以来第一轮粮食恐慌期，每月饿死人数高达1500以上【参见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5卷，第2639页。】，整个“风潮”时期澳门有数万人因病饿而死。

此种境遇下，澳门民众虽有心继续支持祖国抗战，但因失去经济支持致使不少抗战救亡团体解散。再加上“风潮”时期的日军特务头子俨然成为澳门的掌控者，他们通过收买汉奸、刺杀抗日志士等手段对澳门进行严密控制，严禁中国人的抗日言行，救亡团体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如1942年4月由澳门和避难澳门的香港艺人成立的艺联剧团，在成立半年后只能转战内地巡回演出。除此之外，“风潮”前夕国内形势的复杂化（汪伪政权的成立及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等）也对救亡团体的活动造成很大干扰。如共产党员廖锦涛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被捕牺牲，使得四界救灾会被迫停止许多活动，并最终于1941年冬天解散。

总体而言，澳门救亡济难团体在“风潮”时期数量大为减少，活动处于低潮，但是澳门同胞的救亡活动仍连绵不绝。一些救亡团体坚持努力或从事小规模秘密募捐活动，或将主要工作转向难民救济以及后期的难民回乡。如同善堂和镜湖医院等慈善组织坚持筹款和难民救济活动；澳门妇女慰劳会为适应环境变化改会名为澳门中华妇女会，将一切工作托诸慈善名义，坚持开办平民粥场；澳侨协助难民回乡委员会为缓解难民问题通过筹款和游说政府从1942年4月到1943年2月共协助或护送回乡难民47批约13000多人。【参见钟子程：《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的难民救济工作研究》，暨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33页。】

四、结语

纵观抗战时期澳门的救亡活动，民族灾难所引发的爱国主义价值认同，促成了爱国人士的凝聚和团结。在此基础上，澳门的救亡团体实现了数量上的飞跃，迎来了一次大发展，成为一支独特的抗战力量。这些救亡团体在形成发展以及活动开展等方面表现出了一些共有的特点：一是应时性，虽然澳门华人一直存在不绝如缕的自然结社活动，但真正形成结社高潮是在抗战期间，澳门救亡团体的勃兴不是结社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而是爱国传统在抗战背景下的发酵，是局势紧迫催生的产物。二是群众性，全面抗战爆发后，澳门本土成立的救亡团体普遍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和民族主义情结，爱国人士在抗战救亡的旗帜下聚合在一起，可以说，澳门救亡团体的勃兴是一次自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练。三是短促性，由于许多社团是因应时局的产物，因此这些社团并没有通过多年运行总结的成熟的组织制度规范，特别是在变化莫测、扑朔迷离的时局影响下，这些组织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和策略，很多都是旋起旋灭。四是同质性，由于日本势力的控制以及澳门当局的限制性政策，澳门救亡团体基本采取迂回隐蔽的策略，同样的生存策略，同样的活动形式意味着澳门救亡团体分工不明显，从事了许多重复性活动，造成了一些资源浪费。但是瑕不掩瑜，尽管骤起的抗战救亡团体存在一些不足，尽管在抗战后期因为澳门本土的经济困难以及反动势力的打压导致许多抗战救亡团体停止活动，但澳门救亡团体在物款募集、难民救助、抗战宣传以及战地服务甚至武装斗争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永远值得铭记，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文作者：赵佳佳，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重庆400700）

（责任编辑：樊宪雷）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