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与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和发展

[摘要]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大力推动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揭开了新中国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他运用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了全国石油地质普查的战略选区工作，驱散了“中国贫油”论的迷雾，对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中，运用力学观点，创立了地质力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编写出版了《地质力学概论》这部重要著作。他以近 70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地质事业中去。晚年他在地震预报探索工作和地下热能开发利用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也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建设默默贡献着力量。李四光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演变的时势中产生的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李四光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中国科技界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粉碎“四人帮”后，时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的孙大光提出，要在地质系统开展学习李四光活动，设立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以鼓励广大地质工作者献身地质事业，编写《李四光传》正是学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我们先后在李四光身边工作过的五位同志，从不同部门集合在一起，边学习、边研究、边工作，承担了这项不容推辞的使命。[ 这五位同志，即黄孝葵、段万倜、张祥光、作者和周国钧。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李四光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女婿邹承鲁两位院士，以及同李四光来往较多的同事、学生的帮助。]经过大约 6年的努力，《李四光传》于 1984年 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家传记。

2017年 10月 31日，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深情地说：“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人民日报》2017年 11月 1日。]世上本没有路，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这也是我们编写李四光传记的初衷。

现将这部传记记述的，1948年 8月李四光出席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 18届国际地质学会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冲破台湾国民党企图阻挠的阴谋，经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地，于 1950年 3月回到新中国，主持全国地质工作的主要内容作一介绍，以此缅怀李四光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激励后人继承前辈遗志，继续向前奋进。

一、揭开新中国地质事业辉煌篇章1950年 5月中旬，周恩来总理前去看望了

3月初回国刚到北京的李四光，希望他把全国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使地质工作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0页。]当时，旧中国留下来的地质工作者很少，建设新中国的地质工作任务又很重，如何把大家组织起来？李四光思考着这个紧迫的问题。他亲自拟定了一份征求意见的信，发给全国所有的地质工作人员，一共发了 200多封，到 8月间陆续收到大部分回信。经李四光综合考虑，并同有关方面协商，最后提出成立“一会、二所、一局”的意见。一会：中国地质工作计划调配委员会；二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一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这个意见，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于 8月 22日联名报告周恩来总理，并于 8月 25日经政务院第 47次政务会议通过，通过时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调配委员会”改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同时，任命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谭锡畴、田奇.等 21人为委员，章鸿钊为顾问。

1951年，全国开始进行大专院校的部分院系调整工作，经高教部和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共同商议，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地质系及有关学系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李四光亲自兼任北京地质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在东北各有关院系的基础上，加上原中央研究院部分地质工作人员，扩大建立了长春地质学院。随后，又在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6所大学地质系中增设了专科班，还筹办了 9所中等地质技术学校，设有钻探、化验、测绘等专业。[ 1952年夏，笔者曾就读于设在南京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测绘学校（后改称地质部南京地质学校）。由于工作需要，1954年初，这一届近 500名同学提前毕业。大家怀着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豪迈心情，分赴全国各地从事艰苦的地质、测绘工作。笔者参加了地质部工程水文地质管理处（后改称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新组建的黄河上游地质队。这个队的任务是对黄河上游龙羊峡、刘家峡、黑山峡、青铜峡等几个峡谷进行地质普查，目的是选择坝址，梯级开发黄河水力资源。]所有这些，都是为全面开展地质勘探工作培训技术干部作准备的。当时流传的《勘探队之歌》，生动地描绘了地质工作者的工作、生活和情怀。[ 这首歌的作词是佟志贤，作曲是晓河，首刊于 1953年 12月 22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54年 1月 18日开始广播教唱。歌词是：“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大海；把我们无穷的智慧，献给祖国人民。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

1952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开展，地质工作需要先行的任务越来越重，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8月 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7次会议决定成立地质部，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先后担任副部长的，有何长工、刘杰（党组书记）、宋应、许杰、卓雄、刘景范、李济寰、刘汉生、旷伏兆、胥光义、张同钰、邹家尤、李轩等。1956年，刘杰调到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担任副部长后，何长工担任地质部党组书记。

1952年 11月下旬，地质部召开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12月 4日，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会讲话。他指出：“从前，地质工作是做多少算多少，国家没有整体计划。现在不同了，地质工作要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以内，探明一定的储量”。“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同时，他也指出，摆在地质工作者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这些困难在其他部门也同样存在，最主要的就是任务大，力量小。必须正视这个困难，积极解决这个困难。解决困难有两种方针：“一种方针是按照现有的力量规定地质工作的任务”，这就将要推迟我国工业化的进度；“另一种方针，就是按照国家的需要，力争完成国家的计划。力量不够，就研究增加力量的办法。”我们应该采取后一种方针。[ 参见《陈云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82-183页。]经过讨论，地质部明确提出：1953年的地质工作，“必须是大转变的一年”，绝不能因为地质勘探力量不足推迟国家建设的速度，相反，必须迎头赶上，服从国家的需要。

地质部成立之后，国家逐年给地质部门调配了大批干部，加上各院校培养输送的专业人员和经过培训的工人，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全国地质队伍已发展到 20多万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地质工作者为新中国成立前的 60倍。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仅对 18种矿产作过调查，而且未探明储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地质部门已对 71种矿产进行勘探，其中有 64种矿产取得了储量。地质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二、驱散“中国贫油”论的迷雾，科学指导油气资源的开发

20世纪 50年代，李四光运用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了全国石油地质普查的战略选区工作，对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石油普查的指导，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第一，冲破旧有理论的束缚，驱散“中国贫油”论的迷雾，指出中国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第二，判断出松辽、华北等面积辽阔、覆盖层厚、很少岩层露头、更缺油气显示的地区的含油远景；第三，在突破松辽盆地之后，又及时指出要到那些和松辽盆地处于同一大地构造体系的不同段落的地区找油的正确方向。实践证明，这种战略性的指导是很正确的。在当时我国石油地质工作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能作出这种科学判断是难能可贵的。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在 20世纪 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有悲观的看法。[ 1915年至 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克拉普（中国名字叫马栋臣）和菲尔勒（中国名字叫王国栋），率领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 7口探井，花了 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放弃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回去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发表在《美国矿冶工程师学会会报》上。他在文中作了一些地质现象分析后断言：“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 ”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 ]但是，李四光根据他对我国地质的深入研究，对“中国贫油”论一直持反对的态度。早在1928年，他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采。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1935年，李四光在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地的 8所大学演讲《中国地质学》时，分析了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发育的特点后指出：“这个新华夏系的内陆沉降带，我们有证据认为是白垩纪内陆盆地的发展。如果在华北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似乎没有多大问题会遇到白垩纪地层，并且用地震的方法进行勘测时，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里指的就是石油。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1953年 12月，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征询他对我国石油资源的看法。毛泽东对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面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四光陈述了他不同意“中国贫油”论调的理由，深信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这次谈话之后，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29届学术年会上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时说：目前我们要积极寻找“二由”，不是文学家说的“红楼二尤”，而是目前国家最迫切需要的“石油”和金属“铀”这两种矿产。[ 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发展核能工业，1954年春，李四光在他担任主任的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内设立了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普查勘探工作。1955年 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关于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现状和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会后经中国科学院党组与二机部党组联合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核科学委员会，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张劲夫、刘杰、钱三强担任副主任委员，钱三强负责核委的日常工作。]

中央领导同志赞成李四光关于我国石油资源远景的意见，周恩来总理在一个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他说，石油在我们的工业中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首先是勘探的情况不明。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做工作，所以要有一个单独的石油工业部。[ 参见 1956年 5月 3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司局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即《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如何选定可能的含油地区，对我国石油普查勘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李四光从构造地质学角度出发，认为油区是生油和储油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而油田是储油条件特别好的地区。找油要先找油区，再找油田。1954年 2月，李四光应邀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作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的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一天。李四光说：“我认为提出下面两点，对我们的石油勘探工作有很大关系。一是关于沉积的条件；二是关于地质构造的条件。这两点不是孤立的，当然是有联系的。”接着，他明确指出：“可以这样考虑：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1955年 1月 20日，地质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李四光致开幕词，许杰副部长作了《关于 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会后，地质部组成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 5个石油普查大队。6月，又决定组织松辽平原踏勘组。1956年 1月下旬，地质部召开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会议决定：“1956年将在 12个地区派遣 93个地质队，包括 430个地质人员进行石油普查和部分详查细测。”会议听取了松辽平原踏勘组的报告后，决定组成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和 112物探队，开展全盆地的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副总理找李四光谈话，详细询问石油地质普查情况。李四光在同地质部其他领导同志和石油工业部领导同志交换意见之后，于 2月 4日就如何在总结过去所获得的勘探成果的基础上，在选定的油区内迅速发现油田，从而对我国天然石油远景作出可靠的评价问题，向陈云副总理作了书面报告。

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经过 1956年、1957年两年的地质、钻探和物探工作，对松辽构造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肯定了松辽盆地是很有希望的含油盆地。这时，石油工业部的队伍也开进松辽平原。从此两支兄弟队伍，同心协力，并肩战斗在茫茫草原上。1958年 2月，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共同发出了“三年攻下松辽”的战斗号召。5月 12日，何长工副部长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找到中国的巴库是有可能的”，表达了地质部的决心和信心。这时，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在吉林省扶余县前郭旗的一个钻井中，首次遇见厚达 70厘米和 50厘米的含油砂岩层。6月 17日，又在公主岭西北杨大城子镇附近的一个钻井中，遇到了一个新的厚度在 3米以上的含油砂岩层，岩芯取出后有原油渗出。6月 25日，新华社根据这一资料报道说：“松辽平原不久将成为我国重要的油区之一。”[ 《人民日报》1958年 6月 26日。]

1959年 9月 16日，李四光会见松辽石油普查大队负责人韩景行等，详细听取了他们在松辽地区所取得的地质工作成果的汇报。他深情地说：“松辽出油，别开生面。”“现在出油的地区，是站住了。”还说：“搞石油要把眼光放远一些，要从长远考虑，不能仅限于现存老油区附近。”“在松辽盆地南面的隆起上找油，可能希望很小。”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向地质部汇报的时候，李四光再次指出：“看来松辽油区，大局已定，今后该是我们跳出门坎（指

公主岭以南地区地下埋伏的东西隆起带）往南移动的时候了（意指辽河下游、渤海及华北平原）。”

国庆 10周年即将来临的 1959年 9月 24日，石油工业部在黑龙江省肇州县高台子构造松基 3井，首次获得自喷工业油流；紧接着 9月 26日，地质部在吉林省扶余县雅达红构造扶 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从此我国东部找油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迎来了 1960年大庆油田大会战的胜利。

1961年 9月 22日，李四光根据当时已经取得的地质资料，进一步分析我国东部油田的分布规律，给地质部党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近石油勘探工作的进展，令人感到振奋。华北和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多层油砂的发现，很清楚，不仅标志着其中某些地区是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更重大的意义上，再一次证明了把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系沉降带中的三个段落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明确了这种地质构造上的关系，对今后一个时期石油勘探工作的部署可能有好处。

1962年 9月，石油工业部在山东广饶东营的深钻，突破了富集油层，高产原油连续喷出达数月之久，创造了当时国内产量的最高纪录。这就是后来的胜利油田。地质部在沾化县的义和庄、黄骅县的羊三木，也发现了不稳定的油流和相当厚的多层油砂。这就是后来的大港油田。把华北平原作为一个油区的预想，经过勘探实践，继松辽之后，也得到了证实。

1963年 11月 1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 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宣布了松辽油田的成就，并指出这一成就，是在我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指导下取得的。与会代表非常振奋。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1964年元旦的下午，李四光接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主席请李老晚上 7时半到怀仁堂观看现代豫剧《朝阳沟》。”演出前，李四光向毛泽东简要地汇报了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些新进展。毛泽东一面听，一面高兴地说：“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都有很大的功劳！”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请李四光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接见演员，合影留念。

12月 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召开。李四光出席了大会，听取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听到这里，眼中涌出了热泪。会议的前一天，李四光刚走进人民大会堂，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李老，请你到北京厅去一下。”李四光来到北京厅门口，刚跨进一只脚，发现毛泽东在里面，他抱歉地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这时，毛泽东走过来，紧握住李四光的手，亲切地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一时间，李四光不明白毛泽东这话的意思。当毛泽东请李四光在沙发上坐下来，谈的却是石油问题时，李四光才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说的打太极拳是指找油。

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和周恩来总理的报告，都是对李四光在科学工作方面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他极其亲切的鼓励。这时，李四光感到地质部在发现油田、拿下油田方面应当是开路先锋，应该承担这一方面的任务。而且，从现在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来看，还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做的工作还很多。1969年3月 5日和 11日，也就是李四光逝世的前两年，他还分别同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领导同志谈开发石油的 10年规划问题。他反复强调以下几点：一、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还值得进一步做工作。在松辽—华北（包括渤海）—江汉—北部湾这个带上，我们还可以继续有所发现。二、要突破古生代油区。四川盆地很有希望，贵州南部值得探索，塔里木盆地见油是个很大的鼓舞。三、要迅速开展海洋地质工作。

海上石油的远景在东海。四、陕甘宁盆地是有油的。五、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值得开发。西藏的石油很有希望。六、茂名—雷州半岛—北部湾地区，是值得做工作的。七、苏北地区很值得注意。这里很可能是黄海在挽近地质时代伸进来的地区。这是李四光在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留下的宝贵遗言。几十年来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一些新突破，证明了李四光指出的新华夏系第一沉降带石油开发的广阔前景。

三、《地质力学概论》的诞生

科学发展史表明，一门自然科学在理论上的突破，往往与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改进有密切的关系。地质科学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作为科学的地质学发源于 18世纪末的西北欧。18世纪末叶到 19世纪 30年代被称为“地质学的英雄时代”，这是因为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有了重大的进展。欧洲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使矿业的开发、运河的开掘、路基的开挖日益扩大，揭露出地下各种岩石和大量的化石，为地质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将今论古法和化石对比法，为把地质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开辟了道路。

20世纪初，奥地利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创立了著名的大陆漂移说，向传统地质学提出了挑战。1915年，他发表了《海陆起源》一书，综合运用地学各领域的资料，系统论证了现今各大陆是由一个统一的原始大陆分裂漂移而来的，成为现代板块构造学说的先驱。从此以后，地质学由于引进了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与技术，使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相结合，成为地球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地质力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 20年代到 40年代，正当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受到抨击而几乎销声匿迹的时候，李四光把应用力学引入到地质学中，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的规律，创立了地质力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他认为，地球上的各种构造现象都是地壳运动的产物。地壳在运动中必然有一种力在起作用，这种力一般称为地应力。岩石在地应力的作用下就会产生形变，留下波浪起伏的褶皱、纵横交错的断裂等各种构造形迹。那么，反过来，依据构造形迹的力学特征，就可以追索力的作用方式，进而探索地壳运动的方向和起源。这种严密的逻辑方法，李四光称之为“反其道而行之”。这套方法，克服了传统构造地质学那种孤立描述构

造形态的偏向，发展了地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地质力学的研究工作发展到系统化的程度，并被当作一门地质科学的边缘学科看待，完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地质力学概论》的问世，就是一个标志。20世纪 40年代中叶李四光编写了《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一书，此书虽然也是一次总结性的文献，但那仅仅是地质力学诞生时期具备的一个雏形。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地质力学方面的著作，如《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地壳运动问题（讨论提纲）》《莲花状构造》《东西复杂构造带和南北构造带》，等等，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地质力学的内容。

1959年 1月，李四光在青岛疗养时，开始了《地质力学概论》的写作。李四光从自己著述的经验中，深知写一本科学著作，是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大量的时间的。从他当时的身体情况和时间来看，必须采取一种快速而有效的形式，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部著作。于是，李四光决定采取由他口述、秘书记录，然后加以整理、再由他过目修改和补充的办法进行写作。这样，经过大约一个多月的努力，整理出来的文稿共 5章，约 8万字左右，总题目初定为《地质力学的方法与实践》。初稿带到北京打印后，请地质力学研究室（后改称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同志们进行讨论。大家提出的探讨性的和建设性的意见，有 170多条。根据大家的意见，李四光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有扩大的必要。他又考虑，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急需的是寻找地下矿产资源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等方面的应用。特别是在沉积矿产方面，如指出天然石油远景，这已经在生产实践中部分地得到了检验。关于构造体系展布的规律和分级控矿理论，看来也是行之有效的。这方面的经验，必须总结进去。然而，李四光深感自己年事已高，要在有生之年全部总结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是比较困难的。他想，不如总的命题还是叫作《地质力学的方法与实践》，把这次总结作为第一篇概论看待，第二篇可以考虑叫作构造体系分论或典型构造体系各论，第三篇就写岩石力学与构造应力场的分析，第四篇再阐明地壳运动问题。先把第一篇概论写好，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留到以后再做。接着，李四光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第二次打印稿，已扩充到 13万多字了。

1962年初，李四光终于完成了《地质力学概论》这部重要著作。可以说，这是李四光对40年地质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他在地质力学方面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地质力学研究史中的一个里程碑。

四、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四光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的科学成就，是和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重视哲学思维的修养、重视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分不开的。早在 1948年 8月出席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 18届国际地质学会之后，在博恩默思海滨休养时，他已经在阅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回到新中国之后，他又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他还主张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建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54年初，中央宣传部组织科学家学习哲学，成立学习委员会，推举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他很有兴趣地说：“我觉得在这方面还能做点事情，当然我也需要学习。”中国科学院请艾思奇作辩证唯物主义的辅导演讲，李四光积极参加。只要一有空，他就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后来他嫌中文本译得难懂，又找去一本德文本和一本英文本，仔细地阅读。

李四光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是 1957年正式提出来的。他向党表达自己的这个宿愿，也是经过了一番严肃思考的。在这之前，他不敢提出来，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他常想，在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在无数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年代里，自己没有这个觉悟投身于革命队伍中去，内心感到非常惭愧；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成了执政党，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求入党，他认为当然是不够资格的。1957年 1月，李四光因患肾脏病，经组织批准赴杭州疗养，住在南山招待所。3月的一天，江南春光明媚，李四光夫妇吃完早饭正在会客室休息，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说：“周总理来了。”就在这次会见中，李四光向周恩来诉说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多年的心愿和为什么考虑多年而又没有提出来的原因。周恩来耐心地做了工作，使李四光在前进的道路上增添了勇气。

1958年 10月 18日，李四光开始填写入党志愿书。他认真地用工整的钢笔字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几年来，我看见不少的老朋友和许多青年同志，都努力改造自己，力求进步，终于能像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那样，投入了党的怀抱。”“如果我也能够最后光荣地参加党的大家庭，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同志们更多的帮助。我自己决心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来改造自己，使我这个个体能够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成为一个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战斗员。”李四光的入党介绍人是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12月 22日，中共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了李四光的入党申请。会上，李四光发言结束后，大家相继发言。李四光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在本子上认真地记录下来。接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接收李四光为中共预备党员。12月 29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根据地质部党委的报告，正式批准接收李四光为中共预备党员。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周年，也是李四光入党后的头一年。他曾对一位外国朋友说：“我个人能够生逢这样伟大的时代，我深深感到生活真有意义，生命值得珍贵。”这一年也是李四光写作上丰收的一年，他一连写下了 12篇著作。其中，有地质科学巨著《地质力学概论》初稿，有地质工作成就的总结性文章《建国 10年来中国地质工作的发展》，有专门性的地质论文《东西复杂构造带和南北构造带》《地质学的现在和未来》，有给少年儿童阅读的科普文章《看看我们的地球》，等等，内容十分广泛。

1960年 2月 27日，李四光向党支部提出了转为正式党员的申请。6月 14日，中共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大会一致同意李四光按期转为正式党员。6月 22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根据地质部党委的报告，批准了支部的这一决定。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而在他进入古稀之年时，他才找到了“归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像他在支部大会上说的那样，他“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此后，李四光继续奋斗在地质科学战线上，恨不得把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在一刻间倾倒出来，贡献给党，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五、鞠躬尽瘁

1965年 2月 19日，李四光在北京医院检查身体时，发现左下腹有一搏动性肿块，确诊为左髂骨总动脉瘤。关于治疗方案，医生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采取保守疗法，施行药物治疗；一种是动手术，切除动脉瘤。抗战时期在重庆曾给李四光治过病的我国著名内科专家张孝骞是不主张动手术的。李四光很尊重张大夫的意见，决定采取保守治疗。

从发现动脉瘤之后，李四光总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想到这些，心情十分不安。他思索着如何加快步伐，抓紧进行未了的工作。

为了使地质力学的研究工作今后能够继续下去并有所发展，6月 29日，李四光特地修订了《地质力学的方法与实践》的提纲。夫人许淑彬看到李四光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也不知他在赶写什么，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看见他写的是地质力学总结提纲，不禁心痛地说：“你在写遗嘱了吧？”

我国是一个多震的国家，地震现象较为普遍。大力开展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工作，是一件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多年来，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研究地震预报但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国也是如此。地震能不能预报？李四光坚信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周恩来对李四光这种“独排众议”的勇于探索的精神表示称赞。但是，作为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四光觉得这项工作抓得晚了一点，感到十分内疚。1966年 3月 8日 5时，河北邢台地区发生 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更使李四光感到十分焦虑。他决心利用这次邢台地震的机会，把地震预报工作推进一大步。4月 22日，李四光受到周恩来总理两次亲临灾区视察的强烈感召，在地质部副部长张同钰、地质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孙殿卿等陪同下，赴尧山考察。经过这次实地考察，李四光亲自指导了邢台地震地质考察队编写《邢台地震地质初步考察报告》的工作。

李四光认为，地震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侦察地震这个地下“敌人”的潜伏场所，并监视它的活动，为保卫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服务。它的内容可以包括下列三项程序：首先，要对有关地区详尽地进行地质构造调查工作，同时要尽量收集历史地震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研究构造体系和地震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发现潜在的危险地区。第二，围绕现今还在活动的断裂带，进行精密大地测量和微量位移测量，并设置地震观测网，进行微观的和宏观的地震观测工作。第三，加强构造应力场的研究，观测和分析现今地应力分布的情况、活动的方式和变化的规律，从而明确它们和当地地震的关系，并确定震源的所在和分布的范围。经过对上述资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就有可能推测地震发展的趋势。

1968年 2月 12日，李四光在听了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汇报京津地区的地震情况之后说：“我看，北京地区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在一个深夜里，他接到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当他赶到会议厅时已经凌晨 2点钟，周恩来总理请李四光在他身边坐下。这时，会议正在研究有关方面向国务院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当天清晨北京将发生较为强烈的地震。各种意见都讲过后，周总理询问李四光的意见。在给北京附近的一些地应力观测站打电话了解到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后，李四光对周总理说，根据邢台等地区地应力的长期观测，有大震，一般都是有变化的，现在没有异常，应该不会有大地震，当然要密切注意观察。周总理同意李四光的意见，并说：“李老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一夜，周总理并没有休息，为了首都人民的安全，他在国务院办公室监视着新情况，一直等到平静的黎明来临，冉冉的红日升起。李四光的判断被证实了。

1969年 7月 18日，渤海发生地震以后，为了加强地震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担任组长。李四光感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为了指导全国的地震工作，保卫京津地区安全，他经常分析研究大量的观察资料，还深入房山、延庆、密云、三河等地区，调查地震地质现象，视察地震地质工作。这时，他虽已 80高龄，而且动脉瘤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亿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上。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表达了要继续做地震预报工作的意愿。

1969年 5月的一天，毛泽东找李四光去谈话。他们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起源。临别时，毛泽东说，他很想看李四光写的书，能否送几本给他。同时，还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并说他不懂英文，最好是编写成中文的。李四光问毛泽东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毛泽东用手画了个大圈说，就是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李四光挑选了《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这篇文章，还有章鸿钊写的《石雅》，送给了毛泽东参阅。然后，他立即着手收集、编写有关的科学资料，力求从前人积累的科学知识中摄取精华，系统而又简练地把它表达出来。他初步考虑，围绕以下 7个方面来编写：（一）从地球看宇宙；（二）启蒙时代的地质论战；（三）总结地层工作的要点；（四）古生物及古人类；（五）三大冰期；（六）地壳的概念；（七）地壳构造与地壳运动。为了早日把资料整理出来，他下午不散步了，甚至连晚上也休息得很少。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7篇科学资料整理出来了，总名定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用大字本排印，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这 7篇科学资料的汇编，虽然算不上李四光的学术创作，但可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注重学习自然科学的一个见证。

地下热能开发和利用，同地震预报一样，也是李四光晚年常常挂在心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在他看来，就像人类发现煤炭、石油可作为燃料一样重要。地热是可供人类利用的一种新能源，也是地质工作的一个新领域。李四光逝世以后，在他经常使用的一个笔记本里还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们为人民所利用。”“把地球交给我们的珍贵遗产——煤炭之类内容极其丰富的财富，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当作燃料烧掉，不到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对我们这种愚蠢和无所作为的行径，是不会宽恕的。”

自从 1965年动脉瘤确诊之后，到 1971年这 6年中间，李四光知道自己的生命不长了，但他总是想到自己的一生所做的事情太少了，与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相差太远，总希望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再努一把力，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多贡献一点力量。

1968年 12月 5日，周恩来总理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开会时说，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入党晚了一些，政治上不是动动摇摇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要学习他。1969年 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四光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1年 4月 20日，李四光会见了石油部641厂和国家计委地质局第二海洋地质考察队的负责人，不知疲倦地同他们谈渤海地质构造与找油的关系。这是他最后一次同基层干部谈话。

4月 24日，李四光的体温突然上升到 38摄氏度，住进了北京医院。29日上午 8时 30分，动脉瘤突然破裂，经过 2个多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无效。11时，这位卓越的科学家与世长辞。5月 2日下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在八宝山公墓举行告别仪式，沉痛悼念李四光逝世。告别仪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悼词。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总理来到参加告别仪式的人群之中，说：“你们一定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工作！”并嘱咐李四光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出来。[ 1996年 6月，景才瑞主编的国家“九五”重点图书《李四光全集》，共 8卷 414万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李四光诞辰 130周年。党和国家对包括李四光在内的曾经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一直是尊敬和怀念的。[ 1989年 10月 26日，在李四光诞辰 100周年之际，首都各界代表 1500余人隆重集会。国家主席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大家向李四光学习，发扬李四光精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作了题为《光辉的旗帜》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在李四光旧居建立了李四光纪念馆，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2009年 10月，新中国成立 60周年，李四光被评为感动中国的双百人物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已的爱国情怀，看到他在科学上知难而进的创新精神，以及他坚毅不拔的事业心和严谨细致的治学作风。这是李四光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陈群，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编审，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