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东北党组织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转型的路径

〔摘要〕

东北党组织是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最早领导反日民族革命运动的中共地方党组织。从“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东北党组织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其中既有与当时“左”倾路线的斗争，也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直接介入、满洲省委隶属关系的转移等等。最终，东北党组织克服了“左”倾路线的干扰，通过两条路径确立起“以统一战线整合东北抗日力量，以武装抗日领导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主轴,实现了领导东北地区从土地革命斗争到反日民族革命斗争的转型。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首先在东北地区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满洲省委率先发表武装抗日宣言，号召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东北党组织从此投入到东北抗日斗争之中并承担着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重任，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九一八事变作为东北党组织政策转型的标志，正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一样，政策转型同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31年中共在东北地区并未掌握成型的武装力量，1933年初中共在东北地区仅有几支各百十人的抗日赤色游击队，然而到1937年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编成，正规军力达到3万余人。考虑到日伪当局对东北地区严酷的殖民统治及东北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消减，东北党组织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政策无疑是成功的。美国学者李庭植（Chong-Sik Lee）认为，正是中共在东北地区暂时放弃了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获得了成功，但这个“放弃”并不容易。由于受当时“左”倾路线的干扰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直接介入，东北党组织由领导土地革命到领导民族革命的政策转型之路艰难且复杂。

以往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党组织政策的研究多是局限于东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普遍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发往东北的“一·二六指示信”作为中共在东北转变革命政策的标志。该指示信确实为满洲省委提供了突破土地革命时期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契机并促进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运动的继续发展，但是贯彻抗日统一战线只是东北党组织政策转型的一个方面，绝非东北党组织政策转型的全貌。接受并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之后，东北党组织在1934年依然出现革命政策的“左”倾调整并重新跌入注重阶级斗争的漩涡，只有真正实现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 因当时全国抗战尚未爆发，中共代表团、东北党组织的文件皆使用“反日民族革命”来指称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故本文采用“反日民族革命”这一提法。的转型，抗日统一战线才具有领导东北地区全民抗战的意义。然而，在政策转型的过程中，满洲省委如何因应“左”倾路线的政策干扰？中共代表团如何影响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东北党组织通过什么路径实现政策转型？这些问题都有待探讨。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利用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档案史料及相关亲历者的回忆史料，着力考察东北党组织政策转型的动态过程，探析东北党组织由土地革命道路向民族革命道路转型的政策主线。

一、当时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的分歧

在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的中共中央是否承认东北地区的特殊性，成为与满洲省委政策分歧的根源。自满洲省委成立，关于东北特殊性的讨论就已经存在，但当时的东北特殊性观点主要是认知东北地区的革命优势。东北地区“与革命的苏联、外蒙接近”，“加之其有三十万的产业工人与广大农民”，无论与中国的哪个地区相比，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优势，中共中央对东北地区的革命发展曾寄予厚望。然而，东北地区革命的发展却并不如意，不仅苏维埃式的武装暴动难以发动，就连大规模工人运动也无从谈起，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员加入之前，整个东北党组织的党员数量竟从未达到300人。随着满洲省委对东北实际情况的研究，对东北特殊性的认识更多地是转向东北地区革命劣势的论述，“东北特殊性”逐渐成为东北党组织对东北革命形势较普遍的认知，如“满洲农民对自己的境况仍充满希望”，“满洲没有经过军阀战争的直接摧残”，“未经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洗礼”等，都成为“东北特殊性”的主要论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相当长的时段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认为“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主张以群众暴动的形式取得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坚持东北特殊性的观点随即被中央认定为“满洲特殊论”，定性为不承认客观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并给予坚决打倒。东北党组织随后开始全力投身于“全国总暴动”计划，其结果可想而知，于是，东北党组织重新认识到东北地区的革命形势“比起南方（尤其是苏区）是落后得很远的”。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革命的对象从阶级敌人变成了民族外敌，东北地区的特殊性有增无减，满洲省委书记都认为“满洲在这种特殊、落后的情况下，应该要用特殊办法”，但深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的中共中央仍没有认识到东北地区的特殊性，不仅要求东北党组织继续创建苏维埃，而且仍将东北特殊性的认知当作“满洲特殊论”进行批判。

九一八事变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迅速号召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并未改变其领导东北革命斗争的政策，为推进北方的苏维埃革命，于1932年6月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研讨“北方各省如何发动游击战争、反对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会议严厉批评“有些地方将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曲解为北方‘落后论’‘特殊论’，以掩盖自己富农路线”。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提出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都与关内情况不同的观点，结果“博古他们痛骂‘满洲特殊论’和‘满洲落后论’”。这是局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关于东北革命政策首次出现分歧，不仅继续要求满洲省委“到处搞罢工罢课，武装起义，搞红军，搞苏维埃”，而且以李实取代罗登贤任满洲省委书记“贯彻执行‘北方会议决议’，彻底肃清满洲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满洲特殊论’和‘满洲落后论’”。“左”倾路线通过北方会议暂时压制了满洲省委实现政策转型的意图，仍将东北反日斗争视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一部分，东北各级党组织被要求继续进行土地革命并建立苏维埃。

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共产国际十分警惕日本“把东三省变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意图通过东北的反日民族革命运动牵制日本的侵略势力。1932年2月，共产国际在东方会议上提出：“在革命意识依然幼稚的满洲，组织红军或苏维埃区域之类为时尚早”，应“开展反日民族革命运动”，作为将来建立苏维埃之基础。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要求中共在东北地区应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捐税和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走狗底财产，组织选举的人民政权”等口号，而不是在东北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代表团于1933年初向东北党组织发出《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一·二六指示信”虽未彻底突破土地革命斗争中“下层统一战线”的束缚，但要求东北党组织根据各抗日武装性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统战策略，以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一·二六指示信”只字未提北方会议，但满洲省委接受“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明确提出：“北方会议对满洲没有具体的估计，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估计的不足，过早的提出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笼统的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的‘左’倾路线”，足见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的政策分歧。实际上，“一·二六指示信”为受困于北方会议的东北党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契机，使其得以借机突破“左”倾路线要求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政策路线。当然，这也为日后更剧烈的政策分歧与碰撞埋下伏笔。

满洲省委接到“一·二六指示信”后立刻进行研究并报告中央：“这信虽然不是直接由中央送给，然而在布尔什维克之整个一致方面，在中央正确的路线下，在这信正确的战争任务的指示方面，因此，我们也就接受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正确的指示信，并且立刻决定把这封信发到各级党部并很深入的去讨论。”5月初，满洲省委便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提出要“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将“此决议送到上海中央局”，寻求中央对其领导东北地区反日民族革命的支持。与“一·二六指示信”几乎同时，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名义发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以下简称《宣言》），号召全国士兵和民众共同“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在《宣言》发表不久，中共中央却下发通知：《宣言》是争取广大群众的宣传手段，反对“认为这个宣言的用意是‘与国民党合作’或者‘减轻与国民党的斗争’”；而且强调，“党所提出的‘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及苏维埃政府前后三次关于‘反日战争同盟’的宣言，便是揭破、打击国民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党派，以争取大多数群众”。由此可知，“左”倾路线更多是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革命主张看作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宣传手段，而其当前的革命任务仍是通过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满洲省委开始依据“一·二六指示信”领导东北反日民族革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的政策分歧实际更为明显。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得中央与满洲省委再次建立起直接的工作联系,两者围绕东北革命的政策路线很快出现第二次分歧。自从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与满洲省委便不再发生直接的工作联系，直到满洲省委派代表参加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是中央苏区遭受的最大规模的攻击，中国苏维埃革命面临巨大的生存威胁。为动员一切力量投入苏维埃革命，中共中央于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并通过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目前中国存在着直接的革命形势，应当动员一切力量夺取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并强调在此紧要关头应警惕右倾机会主义，以下层统一战线号召群众斗争。然而，当时的满洲省委正利用“上下层联合”的统一战线领导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热潮。自接受“一·二六指示信”后，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已获得初步进展：南满地区“联合反日的统一战线（约一千多人）开始形成了我们的领导”；东北其他抗日武装“与民众的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很多游击队（如汤原、绥宁）由第一种变到第二种，有的已由第二种开始转变到第四种的过程（如李延禄部队）”，中共在其中的影响逐步增强。满洲省委因此认为，“满洲反日游击运动总的形势是在日益发展和深入，更带着群众的性质”。满洲省委对东北反日游击运动“更带着群众的性质”的认识肯定了东北的有产阶级也产生了反日倾向，并认为这些有产阶级已成为东北反日民族革命能够联合的对象，可以通过上层联合来开展下层统一战线，这与中共中央警惕“右倾机会主义”与“坚决地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主张差异巨大。中共中央要求全党警惕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下层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土地革命，而作为地方党组织的满洲省委却通过“上下层联合”的统一战线领导东北地区的反日民族革命。

中共中央无法认同满洲省委领导东北革命的政策。依照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精神，中央于1934年2月22日发出《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又称“二月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进行自上而下的政策转变：第一，“满洲党必须把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提到实际的工作日程上来”，并将反日斗争与农民土地运动配合起来，“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第二，转变关门主义的倾向，参与到一切反日群众运动中，“使群众认识反革命的欺骗而接受我们的主张”；第三，转变“在义勇军中时常拿上层勾结代替下层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力扩展下层统一战线，夺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并未回应满洲省委要求领导并扩展东北反日民族革命的诉求，而是明确要求满洲省委以领导民族革命为契机发动群众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在日伪当局加紧发动针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第二期讨伐之时，满洲省委响应新的中央指示展开密集的政策调整，将政策重新拉回到苏维埃运动的方向上来。

二、满洲省委革命政策的“左”倾调整

自打破北方会议对满洲省委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束缚以来，满洲省委在抗日游击运动、职工工作、农民工作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尤其是抗日游击运动方面，不仅建立了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还与其他抗日武装队伍建立起攻守同盟，联合并领导着相当数量的抗日游击武装共同抗日。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深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随着中共中央对满洲省委进行直接的政策指导，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开始支配满洲省委。在日伪当局对东北抗日武装加紧发动第二期讨伐之际，满洲省委开始响应中央新的指示展开密集的政策调整。

1934年5月15日、18日，满洲省委向南满地区相继下发《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南满人民革命军存在的错误及目前的战斗任务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信》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扩军、群众斗争、建政及创立根据地等问题给盘石及海龙县委信》，要求南满党组织发动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使之“与反日游击运动配合起来，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并始终坚持下层统一战线。6月15日，满洲省委发布《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五中全会决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讨论大纲》，突出强调了下层统一战线，要求全党以下层统一战线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广大群众，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权。6月30日，满洲省委向珠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发出《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坚决执行中央及省委的正确路线给珠河县委及游击队全体同志的信》，指责珠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继续，要求珠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通过领导和扩大群众的政治经济斗争来广泛发动群众，实现革命斗争的胜利。6月末，满洲省委以“一贯的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理由，正式决定取消满洲省委吉东局。撤销吉东局后，满洲省委便开始直接向原由吉东局领导的密山、勃利、宁安等县委贯彻“左”倾政策。7月6日，满洲省委给密山县委及勃利区委下发《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组织和领导反日反满的武装暴动，巩固扩大赤色游击区等问题给密山县委及勃利区委的信》，要求密山县委及勃利区委“抓紧广大群众反日反满的高涨情绪，组织广大群众反日反满的武装暴动”。同月10日，满洲省委指示宁安县委“发动广大群众政治和经济的日常斗争”，“加紧准备武装群众，以便顺利走向游击战争与武装暴动”。满洲省委认为，反日反满的武装暴动应该“从广大群众反日反满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扩大和情绪的高涨中而发生起来”。这是满洲省委于1933年放弃在东北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后，第一次阐述关于武装暴动的政策指导。

土地革命的本质是阶级革命，满洲省委的革命政策重回苏维埃运动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重新注重阶级斗争。随着满洲省委对东北地区各地方党组织及抗日游击武装进行的政策指导愈加“左”倾和激进，与重提“武装暴动”这样的“左”的革命策略相似，满洲省委在对各地方党组织的政策指导中也愈加注重阶级斗争，并在农民工作、抗日游击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中突出体现出来。在农民工作方面，满洲省委不仅“坚决反对与富农有利的‘谁种土地、就是谁的’的口号与办法”，号召“发动广大群众驱逐一切地主豪绅出领导机关”，还主张“在游击区中必须加紧发动工人及雇贫、中农反对地主富农的日常经济斗争”，从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两个层面向农村有产者发起了进攻，甚至向各地方党组织提出：“只有开展游击区中的阶级斗争，才能提高游击区群众的无限积极性，才能更巩固游击区”。在抗日游击运动方面，则更加注重“统一战线内部开展阶级斗争”，抗日义勇军的上层一直被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视为地主、富农阶级的代表，因此如何对待义勇军的上层是观察满洲省委调整其政策的主要指标之一。虽然“一·二六指示信”提到在促成反帝统一战线的同时应注意内部的阶级分化并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当时满洲省委在指导贯彻该路线时更注重中央指示的前半段，即尽力促成反帝统一战线。现在情形反转，满洲省委在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下开始强化对“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的坚持，要求各地方党组织在联合抗日义勇军的同时，通过批评和揭露上层的反动表现来争取下层群众，本质上仍是敌视各抗日游击武装的地主、富农成员，实行抗日游击运动内部的阶级斗争。满洲省委在向各地方党组织发出的指示信中也多次提及，“只有夺取义勇军中下层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来，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满洲省委在注重发展工人、贫雇农出身的党员之时也更加排斥地主富农分子。在给密山县委和勃利区委的指示信中，满洲省委提出：“党的基础异常狭小，很多党员是地主富农分子，他们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障碍物，必须从斗争中把他们驱逐出去”，要求“必须坚决转变把党的基础放在工人雇农中去”。与此同时，争取抗日义勇军与哗变的地方大排队上层分子入党已受到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的严厉批评。此时的满洲省委更加突出对党员阶级属性的严格要求，尤其是排斥原属于有产或剥削阶级的成员。相较于六届五中全会之前，满洲省委1934年夏的政策指导已大踏步地向“左”转向。当然，注重阶级斗争的政策路线并非满洲省委的创造，而是满洲省委的政策调整紧跟中共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

在中共中央“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满洲省委开始对东北各地方党组织及抗日游击武装的政策进行密集的“左”倾调整，其政策路线呈现这样的总特征：第一，要求迅速扩大东北地区群众性的反日斗争；第二，注重党的各项革命工作中的阶级斗争问题；第三，寻求将东北的反日游击运动及群众性的反日斗争提升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不难看出，在中共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直接影响满洲省委之际，满洲省委被迫放弃了“一·二六指示信”给予的政策空间，走上重提“阶级斗争”“武装暴动”的老路，中断了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转型。

三、满洲省委隶属关系的转移

自1927年10月成立以来，满洲省委作为省一级地方党委隶属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但随着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上海中央局则承担起领导国统区斗争、与共产国际及各地党组织联络的职责。满洲省委因属于非苏区地方党委而归于上海中央局直接领导。但自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不管是中共临时中央还是上海中央局与满洲省委的联系都明显减少，对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指导也同样减少。这里既有新成立的上海中央局组织较弱和交通联系不便的因素，也有中共临时中央忙于领导苏区建设和军事斗争无暇分身的原因。

上海中央局意图停止对满洲省委的领导。上海中央局是满洲省委合法的领导机关，然而，作为中央派出机关的上海中央局，不仅领导上海、江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湖南、满洲等广大非苏区的工作，还充当着中共主要的中转和联络机构，中共临时中央与国际方面、各地方党委的电报、资金和人员往来都需要上海中央局进行中转。白色恐怖的环境加上巨大的工作量使得上海中央局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自1934年6月成立到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的组织先后三次被破坏。为改变屡遭破坏的现状，上海中央局在注重秘密工作之外也在酝酿着自身的转变，即把上海中央局的工作“限定为领导中国国统区，撤销它对其他苏区工作的责任和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进行联系的责任”，“避免上海局机关臃肿”。1934年9月，上海中央局负责人盛忠亮请求中共中央“在中国国统区的最重要地区设置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改进主要省委的工作”，并“与一些最重要省份的直接联系”，以减轻上海局的工作。同时，“在满洲建立中共中央局”，“将满洲省委分为在[中共]满洲中央局直接领导下的三个省委或特委”，由满洲中央局而不是上海中央局负责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从盛忠亮给中央的建议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上海中央局虽然深知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性，但鉴于自身并不稳定的状态，短期来讲还是希望能由中共中央加强对东北党组织的联系与领导；长期来讲，上海局建议中共中央在东北地区设立与上海中央局平行的中共满洲中央局负责领导工作。

自从迁入中央苏区后，中共临时中央就将主要精力用于领导苏区的建设与应对日益频繁的军事行动，由于满洲等非苏区的革命工作划归上海中央局领导，中共临时中央实际上已不再直接指导满洲省委的工作。但也有例外，1934年初，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中央苏区相继举行，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等前往开会并向中共中央汇报满洲省委所领导的民族革命斗争才打破这样的状态。此时中共中央号召集中一切力量夺取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还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起草《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但这只是个别现象，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进行，中共中央再也无暇顾及对满洲省委的领导。1934年9月，中共中央在收到上海中央局负责人盛忠亮的建议后回复：同意盛忠亮关于调整国统区工作的建议，但中央此时主要的精力在于军事工作，“很难领导中国国统区的日常工作”，至于“在满洲及河北要设代表，我们委托王明和康生从在莫斯科的同志中物色人选”。中共中央在无暇领导东北党组织的情况下已经准备寻求中共代表团的支持。

为了推动东北党组织有效地领导东北革命斗争，共产国际除了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方式影响中共以外，主要通过中共代表团施加影响，这也加剧了满洲省委领导关系的异常变动。1932年11月2日，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提到“满洲问题”时指出，中共领导东北革命工作“主要的困难还在于中共中央几乎没有能力领导满洲的工作”。12月11日，王明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提到，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已经着手研究“满洲问题”的工作，“以使我们能够及时掌握满洲运动的领导权”。至于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共代表团，身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王明虽未言明，但1933年1月26日，中共代表团就正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满洲省委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开始直接在政策上指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1933年初，李耀奎又受中共代表团指派前往满洲省委工作以“迅速传达1月26日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这皆是绝好的证据，证明中共代表团已经开始争取对满洲省委的领导权。而中共代表团选择领导满洲省委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其认为中共中央“就满洲问题通过的文件中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策略错误”，不能正确领导东北革命斗争。

中共代表团获得满洲省委的领导权。1934年8月，受中共代表团派遣，杨春山（苏名斯达干诺夫）在海参崴建立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实际领导。9月16日，王明、康生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要求中共中央不要再指导满洲省委的工作，“我们根据材料和报告，已经进一步研究满洲问题，现在正在准备给满洲党几个问题的文件”，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在没有得到我们这些新的文件以前，不要写给满洲省委关于游击运动等策略问题的文件，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许多主要策略问题，两方面的文件时常有不一致的意见”，“使满洲同志发生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同是1934年9月，中共代表团派遣杨松（化名吴平）以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的身份到东北工作，着手纠正东北地区出现的“左”倾错误，并酝酿东北地区党组织的组织变革。10月，上海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中央局负责人盛忠亮被捕后叛变，上海中央局组织陷入瘫痪并失去与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及各地省委的联系。同月，中共中央随中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同样失去与中共代表团及各地省委的联系。应该说，在中共中央开始长征、上海中央局接连遭遇严重破坏后，中共代表团实际上实现了对满洲省委的唯一领导。受中共代表团委派，“1935年2月吴平第二次来到宁安”，组建吉东特委，“在组织上接替已被破坏的满洲省委吉东局对这个地区的领导”，由此开启了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党组织的时期。

四、东北党组织政策转型的两条路径

在“实际上充当了全党中心的角色”的特殊时期，中共代表团并没有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领导东北党组织，而是通过设在海参崴的中共代表团联络站与杨松组建的吉东特委实现其领导权。这种非常规的领导方式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吉东地区已在中共代表团直接的领导下，而东北大部分地区仍接受满洲省委的实际领导。虽然这是一种过渡状态，但在此状态下，整个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调整分裂为两条路径，即吉东地区党组织在杨松等人的领导下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指导践行新的政策路线，而南满、北满地区党组织则由满洲省委继续领导回归到接受“一·二六指示信”时满洲省委的政策路线。东北党组织两条路径的政策调整并不相同却殊途同归，共同消除了东北党组织的“左”倾错误，完成了东北党组织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的转型。

受中共代表团委派，杨松于1934年9月初“以省委巡视员名义来到吉东一带”。实际上，为加强对东北地区革命工作的指导，同年8月，中共代表团已经指派杨春山在海参崴成立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强化对东北地区的联系。此时,杨松来到东北开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传达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的新精神，纠正我们的‘左’倾错误”，促进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扩大发展，直接动机则是解决吉东地区暨东北地区严重的政策错误。杨松在巡视吉东地区的过程中发出了诸多文件，如《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致饶河中心县委的信》《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的报告》《吴平致陈亚的信》《中共吉东特委致东满党团特委及人民革命军的信》《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平）的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等等，这些文件构成了吉东地区党组织政策调整的关键文献。纵览这些文件不难发现，杨松对饶河、密山、穆棱、东满等地的政策调整是基本一致的，从革命任务与革命策略上转变了中共在吉东地区领导革命的政策路线，使吉东地区党组织彻底摆脱了注重阶级斗争的土地革命政策模式，构建起以统一战线领导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模式。

杨松在吉东地区进行政策调整的第一个着力点，在于明确东北党组织的革命任务是领导东北地区的反日民族革命。杨松在给吉东党组织及满洲省委的信件中均提到东北各级党组织的革命任务问题，比如杨松在以吉东局名义发出的《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致饶河中心县委的信——关于饶河党过去的错误及目前具体的工作任务》中提到，目前阶段东北党组织的基本任务不再是建立苏维埃而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政府‘满洲国’的统治，建立东三省抗日救国政府，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统一”，而饶河党组织作为东北党组织的一部分，现在的迫切任务是“动员党的群众组织的一切力量，联合一切反日队伍，巩固和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以击溃日满匪军的‘讨伐’”。同样，在《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的报告》中，杨松提出“东三省党的政治目的，就在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在东三省之统治，建立一东三省抗日救国民众政府，以争取民族独立平等、国家统一”。在杨松与满洲省委联络的信件中也明确提到，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应是推翻日帝和伪满洲国，“建立东三省抗日救国的民众政府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不再是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始终以完成革命目标实现革命任务为诉求，革命任务的改变表明革命政策、革命策略的必然转变。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明确要求东北党组织领导东北的民族革命而非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杨松力图直接告知东北各级党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任务才是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农村中的土地问题等都应当处于次要地位。既然革命斗争策略、路线都应当以革命任务为出发点，那么东北各级党组织的革命政策当然需要转向反日民族革命斗争，团结一切能够共同抗日的力量。

杨松在吉东地区进行政策调整的另一个着力点，在于转变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实现上层联合。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东北党组织应当完成反日的民族革命任务，这与动员一切力量夺取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的革命诉求完全不同，因此，东北党组织必须践行适合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路线。简言之，凡是抗日的力量都应该联合，也都能够联合。中共代表团甚至认为，“哪怕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只要在目前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他做武装流血斗争，在客观上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减弱，因此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这些抗日力量也理应进行联合。因此，“磐石、珠河、吉东等地和其他反日队伍建立共同的总司令部不是上层勾结，而是上层联合战线”，而“珠河、磐石等区域正因为部分地正确运用上层联合，同时造成下层工作基础，才在一年来有这大发展”。至于满洲游击运动是否进入新阶段的问题，杨松明确告知：满洲游击运动“还没有走上新阶段”，且“在反日战线内部阶级的政治分化尚未走向新的阶段”。既然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并未出现阶级分化或政治分化，那么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政策就不应当改变，这既是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策略思想的延续，也是东北地区客观革命现实的必然要求。因此，杨松在政策调整中不仅要求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巩固并发展“联合抗日总指挥部”这类上层统战组织，而且要求东北各地党组织转变反日会工作，不要“把抗日会变成第二个党的组织”，而“要把反日会变为广泛的工农兵商学各界的反日团体。在组织上要规定不分阶级、年龄、籍贯、性别、民族等区别，凡不愿当日本亡国奴者，都得加入”，真正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杨松在吉东地区的政策调整力图切实转变下层统一战线，从而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也是中共代表团期望东北党组织政策转型的关键一步，只有促成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才能扩大发展，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变才算取得成效。

1934年10月，杨光华代理满洲省委书记后重组省委，新的满洲省委于1934年末至1935年初在联系较为密切的北满、南满地区同样展开了政策调整工作，调整对象是1934年春夏以来满洲省委在这些地区所推行的过分“左”倾的政策路线。该政策路线要求东北各级党组织排斥上层联合的统一战线形式并注重阶级斗争，力图将东北地区的民族革命战争提升到土地革命阶段，这一严重“左”倾的政策路线给东北各级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政策困扰。但与杨松主要依据中共代表团关于东北反日革命的新政策指导进行政策调整不同，满洲省委进行政策调整的依据是1933年中共代表团的“一·二六指示信”，在满洲省委给北满党组织的指示信中甚至大段引用该指示信的部分内容，其政策调整的中心思想也与“一·二六指示信”高度吻合，要求东北党组织通过上下层统一战线整合并领导东北的抗日力量。

实际上，此时的满洲省委尚未从组织大破坏中恢复过来。1934年4月，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刘明佛与团省委宣传部长杨波相继被捕叛变，引发满洲省委党团组织及吉东党组织的大破坏，东北党组织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省委委员“李兆麟、冯仲云因环境不好派到游击区工作”，由中共中央参会返回的何成湘又被中央调去上海，“这时省委只有少数人在坚持工作”。9月，满洲省委书记王德又被中共代表团调往海参崴参加工作。上海中央局在多次向中共代表团要求王德回到满洲省委领导工作而无果的情况下，于1934年10月委派杨光华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前往满洲省委主持工作。同月，上海中央局负责人盛忠亮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并与满洲省委失去联系，满洲省委自此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原省委委员大都缺席，省委常委在哈尔滨仅剩谭国甫、赵毅敏二人，杨光华代理满洲省委书记后，新的满洲省委才勉强继续工作。

据杨光华回忆，上海中央局派其来到东北的任务，是“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在满洲组织抗日反满人民政府，发展抗日军”。虽然杨松在与满洲省委的联络中转述了中共代表团的新政策，但在缺乏正式文件的情况下，新的满洲省委并未听信杨松的转述而是依据“一·二六指示信”进行自我政策调整。1935年1月15日，在《中共满洲省委给珠河县委的指示信》中，满洲省委着手调整北满地区的“左”倾政策。不仅对“订立临时作战协定”的条件与“实行上层联合”的条件进行区别分析，指出其对“一·二六指示信”存在误解，还将与其他抗日武装联合作战的条件确定为“只要他们愿意共同作战：（一）不临阵脱逃；（二）不赶边猪，就可以了”。这与满洲省委不久前点名批评北满党组织“放弃我们反日纲领的基本主张，放松反对反革命派别和反动领袖的斗争”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先前满洲省委曾严令，但在新的指示信中，满洲省委不仅断然否定了北满党组织对联合军组织的排斥，而且明确提出“联合军是可以组织的”，重新认可上层联合的统一战线形式。满洲省委在南满地区同样进行了政策调整，刊登在南满临时特委机关刊物《列宁旗》的《南满反日统一战线执行的检查》详细阐明了南满党组织的政策调整过程。《检查》指出，虽然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已发生诸多变化，但“这种现势并不能变更我们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月二十六日信），而使我们更有优越条件和基础来顺利执行这一统一战线的策略”。相较于先前满洲省委坚持要求南满党组织“在一切义勇军中都要抛弃过去上层勾结与改编办法的错误，用一切力量去建立真正下层基础”，以及“把民族革命战争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的错误政策，到1935年2月，南满党组织不仅“证明了过去东北抗日军总指挥部的成立是正确的”，而且坚信“应当立即抛弃没有下层工作基础，就不去进行上层联合的刻板办法，以最大限度来号召与缔结抗日联军的行动”。在满洲省委的指导下，南满党组织“彻底纠正过去过早破坏统一战线的办法和忽视放弃下层工作的错误”。南满地区党组织的政策调整与北满地区相同，都源于此时满洲省委重新突出“一·二六指示信”的指导作用，同时明显区别于吉东地区党组织的政策调整中对东北反日民族革命任务的界定以及对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否定。

相较于1934年春夏以来东北党组织严重“左”倾的政策路线，满洲省委领导的政策调整给予了北满、南满党组织重建上层统一战线的政策空间，并抑制了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左”倾政策思维，具备政策调整的主观意义。虽然与杨松领导的政策调整相比，满洲省委的政策调整要保守许多且不能完全适应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变化，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满洲省委所做出的政策调整的努力。需要注意的是，1933年满洲省委接受“一·二六指示信”后所推行的民族革命政策实际是一种模糊性政策路线，即在不明确违背下层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允许各地方党组织灵活通过上层联合去领导反日民族革命斗争，满洲省委回归这一模糊性政策，再加上当时的满洲省委尚未从党组织被破坏中恢复过来而缺乏对各地方党组织的有力约束，这些地方党组织因此所获得的的政策空间并不比吉东党组织逊色，而且南满、北满党组织本就是通过上下层统一战线领导反日斗争最具成效的地方党组织，这便是满洲省委政策调整的客观意义。

五、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不仅东北地区的革命局势发生转变，国内主要矛盾也开始由阶级矛盾转变为中日民族矛盾。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等影响因素的促进下，东北党组织意图通过更大的政策转型增强自身领导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能力，促进东北反日民族革命的发展。但这种转型受到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的批判，中共中央无法容忍东北党组织贸然离开苏维埃革命道路，依然要求东北党组织“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因此，东北党组织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转型之路曲折且艰难。

决心集中一切力量夺取苏维埃革命胜利的中共中央，一再要求东北党组织继续在东北地区开展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推进全国苏维埃的胜利。但“执行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的任务，这就使这些刚刚诞生的队伍脱离了群众，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时刻警示着东北党组织：只有改变土地革命政策路线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才能真正领导东北反日民族革命斗争。经历了与“左”倾路线的两次斗争、自身政策的“左”倾调整及中共代表团的直接介入，东北党组织终于实现了从领导东北土地革命到领导东北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转型。但东北党组织政策转型路径并非是单一的，满洲省委领导的政策调整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复归，通过回归到接受“一·二六指示信”时满洲省委的政策路线，给予地方党组织重建上层统一战线的政策空间，抑制了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左”倾思想；而杨松所主导的政策调整则是全面贯彻中共代表团的新政策路线，明确领导反日民族革命的根本任务，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团结一切能够共同抗日的力量。在地域上，满洲省委主要领导南满地区和北满地区的政策转型，杨松主要领导吉东地区的政策转型，虽然两种政策转型在地域分布上泾渭分明，但随着满洲省委被取消和中共代表团新政策指示信的正式传达，两地域内党组织的政策路线最终殊途同归，确立了“以统一战线整合东北抗日力量，以武装抗日领导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主轴，共同完成了从领导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到领导东北地区的民族革命的政策转型，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自抗日义勇军运动转入低潮后再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本文作者刘会军，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白路，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生）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