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考论

〔摘要〕

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是讨论“五四”后文化运动与政治行动之演变的有趣个案。1920年末，陈独秀赴粤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试图在广州宣传新文化，拓展党的事业，却引发了“万恶孝为首”谣言，背后牵扯着各方势力在理念上的新旧之争、新新之争以及现实中的党派之争、饭碗与地盘之争。谣言虽生发于上海，但其扩散是在谣言制造者的精心策划下，由上海与广州的报刊之联动而形成的。这一事件与“五四”之际新文化同人因攻击家庭伦理所影响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关，也折射出“五四”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破除旧礼教与重建新伦理的困境所在。

“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是一句从明清时代开始就脍炙人口的民间俗语，其通俗地将以“五伦”为代表的传统礼教秩序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田。但在五四运动前后，此俗语却衍生出一个意思完全相反的版本——“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这一改变何时最早发生，已不可确考，但“万恶孝为首”一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长久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里，实和1921年在广东的陈独秀有莫大关系。

关于这一问题，既有的各种陈独秀传记和相关文章都会提及。综合各家研究结论和笔者对1921年陈独秀在广东时期之言论的阅读，可以判定陈独秀从未明确说过“万恶孝为首”，这是一个谣言。正如《民国日报》所说：“陈君在何处曾演说过这些话？有何人亲耳听见？闹了许多日子，没有一人能够指出。”

但遗憾的是，以往研究大多只对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的关系作了简单的现象描述，而不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细致讨论“五四”后文化运动与政治行动之演变的有趣个案。其实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的关系尚有一连串问题需要厘清。其一，1920年末陈独秀为何选择赴广州，而不留在北京或去上海、武汉继续从事文化运动和政治行动？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实则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加以解释之处。其二，在广州，“万恶孝为首”谣言产生的人事背景和斗争逻辑为何？谁制造了这些谣言？他们如何制造？又为何制造？其三，有些谣言即出即散，有些谣言传播稍久，有些谣言则长久留存。“万恶孝为首”谣言就属于长久留存之一类，那么其能长久留存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什么？更深入来看，上述问题背后涉及“五四”后文化运动和政治行动的走向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面临的基本挑战与困境等重要问题。

一

关于1920年末陈独秀为何赴广州，以往的解释，一在广东的“革命性”，二在共产国际的推动，而少见陈独秀赴广州的内在驱动和无奈之意。胡绳曾言：“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当时能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很少的。他们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勇敢地投身于炽热的实践斗争中。他们的理论准备不够多，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立即把它和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这段话无疑相当有见地，指出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大概是还未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就已在“实践”之中，而在党组织未完全成型、手中又无武力支持的状态下，他们的政治行动很多时候是以文化运动的方式展开或至少披着文化运动的外衣，“五四”后“得到更加深入蓬勃的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就有了复杂的意蕴。

第一，“五四”后文化运动的具体方式表面上看与“五四”前基本无差，大致有办学校、做讲演和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但相较“五四”前的相对“纯然”，“五四”后这些行动的背后更多浮动着人事的纠葛、派系的分野和政治的暗影。

第二，“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和内容相较“五四”前愈加模糊。“五四”前尚有科学、民主、文学革命、白话文等相对统一的目标。但“五四”后几乎每个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都在定义自己的“新文化”，并以自己感知和理解的“新文化”为尊，同时可以视另一种不同于己的“新文化”为“非新”乃至“反新”。

因此，“五四”后的文化运动乃至政治行动的一条隐而不彰的主线是：谁是运动和行动的“定义者”和“领导者”。从这条主线出发方能更深刻地理解陈独秀为何要奔赴广东。

自1919年3月底开始，由于各方“尤集矢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无论是做文化运动还是做隐藏在文化运动之下的政治行动，北京、武汉两地已基本没有陈独秀施展与腾挪的空间，具体表现在1919年4月9日陈独秀从北京大学辞职、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各处演讲，当地官厅对其主张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回到北京后，为躲避北京政府再次拘捕，陈独秀由李大钊、高一涵到车站接送至王星拱家中暂住，然后由李大钊护送至天津赴上海。

以这些事件为背景，我们才能读懂1920年2月陈独秀在上海所说的“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但“普通社会”不能为后盾，其中最不满意者在“北京市不能谓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其实当时的“学界运动”之力已为各方所认识且极欲掌握，并不算薄弱，但陈独秀当时无论在实际境遇、外部树敌和内部人际关系上实已与北京学界渐行渐远 与武汉学界也无太多交集，此其一也。

其二，陈独秀在上海虽仍有施展腾挪的空间，这从他特地在上海做《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演讲就可见一斑，但上海的问题在于陈独秀的竞争对手太多。因此从1920年9月到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发四篇后来著名的“论上海社会”的文章，都当从“对手太多”这条线索去解读，其中第一、二、三篇都和当时文化运动与政治行动的激烈竞争直接相关。

1920年1月，陈独秀尚在说他的一位山东朋友有偏见，认为上海“决不会有真实的新文化运动”。在他看来，“这位朋友虽然学问见识都好，却不曾到过上海一次。他的观察未必正确。我是住过上海好几年，却不敢像他那样一体轻视上海底朋友”。但到9月发表的《论上海社会》中，陈独秀就开始直接批评上海的黑幕文人和书贾“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上海这种“龌龊社会”哪里能算得上“全中国舆论底中心”和“文化底中心”。

在10月发表的《再论上海社会》中，陈独秀则提到了“黑幕”小说，说它是“摇身一变来做新思潮的杂志骗钱，外面挂着新文化的招牌，里面还是卖黑幕一类的货”。这指的就是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因该报于1916年9月初刊发“征稿启事”悬赏“黑幕”，为“黑幕”小说流行的始作俑者，副刊《报余丛载》曾连载此类小说两年多。不过1918年4月，《时事新报》又创《学灯》副刊，成为宣扬新文化的一大阵地，到1920年风头极盛，正是陈独秀和《新青年》在上海的重要竞争对手。

在11月发表的《三论上海社会》中，陈独秀未能主导上海文化运动走向的怨气表现得最为明显，大有回到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各巨鳄压制下难以出头的愤懑状态。他抱怨杜威、罗素等西洋名哲来到上海，却被当作福开森、朱尔典、拉门德一样的人物。上海各色人物不过是为了把他们引为同调和借他们大出风头。陈独秀更特别指出：“罗素初到上海，在大东欢迎席上就有人在演说中替商务印书馆登了一段卖书底广告。”要深入理解这些话，就得考察陈独秀对罗素的态度和罗素初到上海的欢迎会是怎样举办的。

1920年1月，陈独秀曾说世界最近代最新的思潮代表是“英国罗素底新唯实主义的哲学”。到广州后，由他主导的《广东群报》除连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美国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外，还有罗素的《社会结构学》，可见其颇借重罗素。但罗素对陈独秀却未必有独家青眼，这可能是陈独秀借罗素来沪事大发牢骚的肇因。1920年10月13日，即《三论上海社会》发表的前十几天，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会、基督教救国会、中国公学和时事新报社等六家单位联合举办欢迎罗素来华大会。这次大会深深刺激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虽然受邀参加大会，但主办欢迎会的六家势力雄大的社团、学校、报纸却都和他没有关系。到了现场，陈独秀更时时心不甚惬。在他看来做“卖书广告演说”的正是江苏省教育会主席沈恩孚（信卿），再放眼周围，同席的又是《时事新报》的张东荪、《东方杂志》的杨端六等与陈独秀有持续思想和言论竞争的人物。

相较北京、武汉、上海，广州当时对陈独秀来说大概是从事文化运动和政治行动的最好选择，当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从最好选择这一面来说，首先，广州确有陈独秀因辛亥革命而形成的人脉。各方报道都称，除了陈炯明全力以赴招揽陈独秀外，汪精卫对陈独秀来粤也非常支持并为此奔走。这和汪陈二人当年同为著名革命党分子、彼此惺惺相惜或大有关系。其次，广州和北京相距非常遥远，和上海、武汉也都颇有距离，地理上的“天高皇帝远”常能过滤掉许多具体情节和人事纠葛，而独留下陈独秀的赫赫名声。因此陈独秀赴广州时，“新文化泰斗”“新文化巨子”“新文化大家”“北京大学教授”等名衔多见于各报，这些名衔会给当地人士以强烈期待。当然，期待越高，后面的反作用亦越强。

而从无奈这一面看，广州的新文化运动实际“赶别省不上”。张国焘就曾直接指出：“广州名为革命中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但因要去广州，陈独秀等从1920年起多强调广东的民情、民气和革命之间的契合性，如“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悬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较易于北京”，“广东社会的平民思想，比较上实在发达，虽至厨夫走卒，也知争自由，也知争平等，无龌龊卑屈底气象”，等等。

此外，陈独秀赴广州如此明显地借助官厅之力量，甚至直接成为官厅之一员，这无论是对从事文化运动还是以“社会革命”为号召的政治行动而言都是一把双刃剑。李大钊、张国焘等虽劝说陈独秀不要受“共产党人暂不做官”的约束，但此种劝说亦反映了他们其实都不乏对陈独秀以“直接做官”来推动革命的隐忧。但在无奈的选择之下，陈独秀只能以“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来自我开解，这些都为日后在广州发生的各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二

陈独秀1920年底到达广州，1921年8月离开。已有学者就这段时间里与陈独秀相关的历史作出较好的学术重建。这里围绕本文主题“万恶孝为首”谣言，详前贤所略地展开讨论。陈独秀到广州所受到的谣言攻击，以“万恶孝为首”为主要内容的已属于第二波。第一波源自“男女同校”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广东群报》与《广州晨报》进行论战。当此次论战走向白热化之际，两报文章均充斥着对各自主办人、记者、作者的人身攻击。1921年3月3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刊出大字启事云：

广州晨报社社长夏重民先生：

先生在今天《晨报》上发表不满意于弟之三事，颇关弟之名誉，有何证据，请于廿四小时以内明白赐复。

三月二日午后二时 陈独秀

这有关陈独秀名誉的“三事”是什么呢？笔者虽经多方搜罗，至今未见《广州晨报》。据《广东群报》文章的侧面反映，《广州晨报》夏重民的文章题为《我为什么要反对陈独秀》，其中说陈独秀有三事：一有“统一人家思想的野心”，二乃为“人”的品格甚差，三有“桀犬吠尧”“臧仓毁孟子”之事。而关于陈独秀“人品”甚差的具体例证则落在他和沈定一（玄庐）在黄姓友人家“胡混”之事，这可视作“万恶孝为首”谣言的前奏。

谣言真正的发端基本可判断在上海。《民国日报》就指出：“最奇怪的是，这种谣言先发生于上海，等上海报纸所载的消息传到广州，然后广州轰动起来。”《民国日报》所说的“上海报纸”就是政学系的《中华新报》。3月8日，《中华新报》发表署名“广州归客”的《广东最近之两大暗流》一文。关于这篇文章的内容，以往研究几乎全据陈独秀文章的转述，故此处稍多摘引全文：“此外更有一事为现时广东人士所抱为莫大隐忧者，则陈独秀之禽兽学说，所谓提倡新文化者是也。陈炯明本无学识，却侈谈教育。观其在高师演说时，只满口不痛不痒之套语，不特不知教育为何物，简直教育二字之意义，恐亦未能了解。自己既无所知，则求贤自辅讵云非宜。广东不乏通明博达之士，其办学成绩，彰彰可见者，尤指不胜屈，乃偏废置不用，好奇立异，特觅一所谓提倡新文化之陈独秀回粤，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开此说，无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若决江河，沛然莫御。即学校以外，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同时民党暴徒如夏重民、吴铁城等又从而附合之，盛倡共产公妻主义，随时集合苦力团体，大鼓大吹，一时无识顽徒无不奋臂张拳，咸欲分肥择艳，肆其一逞。据各界人士观察，将来广东之大祸，必有不可思议者，比洪水猛兽而益烈。目下如民军之肆扰，盗贼之横行，兵燹之侵夺，以及拒收纸币，否认八年公债，查封产业，大放匪囚，翻判旧案等事，其直接或间接加害于人民者，不过财产上之关系、或治安上之关系，甚亦不过生命上之关系，究属一时的痛苦。至于陈独秀之学说，则诚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今年广州中学及第一中学学生人数，较去年几少一半。又广州孔教会特聘请谢次陶君演讲孔义，并按日演说辟仇孝，甚为暴徒嫉视，闻迭接匿名函恐吓，拟以激烈手段对付，能否继续演讲，尚未可定。斯真广东之惨象也。”

这篇文章的访员虽然笔下绘声绘色，但实在对广州情形一知半解，竟然错乱到把陈独秀和《广东群报》的对手方——广州晨报社社长夏重民视为“附和”陈独秀之人，又把毫无干系的吴铁城拉扯了进来。况且，以《中华新报》本身的影响力，此说本不会引起那么大关注，陈独秀未必需要针对性地辟谣。谣言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并给予陈独秀压力是由于3月9日广东省议会伍瑶光等十余名议员与上海报纸相呼应，借题发挥，发布咨文云：“近世欧洲学者，脱宗教迷信之束缚，言论得以自由，其间如达尔文、斯宾塞尔辈，创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说，而强权之习兴；伯伦知理主牺牲人民以为国家之论，而国际之界严；边沁倡人生主观，唯在乐利之言，而功利之学盛其中于人心也。则道德之观念微，而权力之竞争烈，其中于国家也，则侵略之主义强，而铁血之防维甚。吾国伟人巨子，狃于欧西一时之强盛，从而翻译之，传播之，几以为天经地义之不可磨灭矣。而其究也，欧洲各国连横合纵不可究结，杀人数千百万而不知恤，西儒讬尔斯泰求其故而不得，以为科学足以杀人。吾以为科学何祸于天下，欧洲之祸，权利学说之祸也，今则幡然觉悟，宗旨又变矣……五伦之教，何害于人？国今虽凌夷微衰矣，有志之士，思有以拯弊补偏之，对于个人则提倡独立自治，使皆有自由平等之精神，斯亦足以为治矣。乃今泰西一二学者，提倡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父主义，公妻主义，吾国所谓伟人巨子，又从而翻译之，传播之，几欲取吾国数千年五伦之教，根本取消以为快……此等学说，法国大革命施之，已不能行，今日俄罗斯劳农政府，亦只在实验中，而厌故喜新之士，乃欲举吾国而付之一掷，且从而标识之曰新文化……甚者乃倡‘万恶以孝为先，百行以淫为首’之说。”

议员在广东省议会中借谣言发难与《中华新报》发文仅仅相差一天，以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报纸投递之速度，实可判断并不是议员们见《中华新报》文章而变色并在议会发难。再联系以陈独秀担纲的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成立于3月8日，足见此谣言出现有幕后精细全盘的策划。

3月10日，广东省城警察局勒令《真共和报》停止出版一星期，原因是该报载《毒兽秽史》小说，“系隐指陈独秀、蔡孑民而言”，这大概就是陈公博回忆有人诬蔑陈独秀为“陈毒兽”的缘起，以粤语发音看，这样的联想也颇顺理成章。警厅查停《真共和报》一事明显系陈炯明出手，打压谣言，替陈独秀出头。3月11日，《广东群报》发表《议员——常识》一文，回击省议会。3月13日，研究系主导的《时事新报》也认为：“‘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二语，系议员攻陈之语，非陈所言之原文。”不过同日，上海与广州两地再次形成扩散谣言的联动，这次的发动者为在上海和全国都极有势力的广肇公所，通电要求广东人士驱逐陈独秀：“广东省议会、陈省长、教育会、九善堂、总商会、各报馆、香港东华医院、华商总会及北京及各省各埠广东会馆、广肇公所，美洲、南洋各埠广东会馆、广肇公所同乡云。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流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诸公爱乡念切，谅不忍坐视，务望主持公论，驱逐枭獍，勿使溷迹吾粤。”

3月18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指责《中华新报》说：“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各处的演说词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各校学生及看报的人应该知道，用不着我辨正的。”同日，《香港华字日报》刊出陈炯明给上海广肇公所的复电云：“上海广肇公所同乡诸君鉴：电悉。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正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

不过《广东群报》《香港华字日报》影响范围局限于南粤。3月23日、24日，陈独秀再借黎明社记者采访名义在《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各上海大报发表“统稿”，进一步扩大辟谣范围。

以上即是“万恶孝为首”谣言从前奏到酝酿到抛出再到为人所周知的大致过程。这一谣言的产生当然和一般意义的“卫道”与“新潮”之争关系密切，但又不限于此。已有学者指出，挑战陈独秀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卫道之士”，更是“广泛涉及新、旧各个思想派别”。这一结论是有陈独秀一方书写的史料来证明的。

1921年3月19日，《广东群报》上的文章就把攻击陈独秀的人物分为八派，有“（一）省议会、（二）教育界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资本家、（五）孔教徒、（六）基督教徒、（七）一般守旧派、（八）少数自号无政府党者”。3月20日出版的《劳动与妇女》上的文章则把攻击陈独秀的归纳为四派——国民党、少数无政府党、保皇会和政学会，并追问：“这四派人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何以能够联合？”

这些看似“水火不容”的派别何以能够联合？正是因为在“万恶孝为首”的谣言背后，除有新旧之争外，还有新新之争、党派之争、饭碗与地盘之争，这四种矛盾在实际历史进程中互相交织，彼此依存，为行文稍有条理，下文一一来讨论之。

第一，在新旧之争中，我们应对那些在以往研究中被指为 “卫道士”的人物予以更全面的审视。其实，他们大多不是纯然守旧的人物，反而是清末的趋新人物。以广东“驱陈”议员首领伍瑶光为例，他在清末就写过《亚洲各国史》这样的新学书籍，其视野比清末一般的新人物更为广阔，写“亚洲史”范围能及“小亚细亚”，足见其“世界”知识之丰富。进入民国后，他也不是僻守乡间的庸碌之徒。1919年，他为广东恩平摆脱“三等县”桎梏，设立县中学堂，之后亦不顾在地士绅“破坏风水”的攻讦，力排众议，为地方修路，释放了当地的经济活力。由此可见，他在办教育、破迷信等方面都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之人。更重要的是，若细读这些议员撰写的咨文，其中固然甚多迂腐之词，但从前引文可以看出，他们至少知道达尔文、斯宾塞、边沁、托尔斯泰等人的学说和思想，也并不反对一般意义的独立自治和自由平等，只不过他们不能接受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取消”。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即当以“五伦”为代表的传统政教秩序趋于崩坏，一个新的社会凭借什么重新建立起秩序，是“举吾国而付之一掷”然后重建秩序，还是需要依托中国既有文化精神的基础。此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所问：中国发展的前路是要“因人之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还是“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

第二，在关注新旧之争的同时，更须注意的是新新之争。以往研究多特别关注陈独秀与以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文章，也会详细描述陈独秀在广州大半年间所做的拓党、演讲、办报和其他各种活动，因此后人会比较清楚陈独秀借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身份“造势”的这一面，但较少注意他凭借这一身份行事的尴尬一面。如1921年3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便发文暗讽说：“凡办教育者，必不可染有政客的臭味，如教育家而兼政客，实足为教育界之大害。”这里所谓“教育家而兼政客”指的正是陈独秀。到广州后，陈独秀虽在教育改造、言论鼓吹和组织拓展等方面做了相当多努力，也有相当成绩，但因其官厅的身份在不少地方仍不免尴尬。

一方面，陈独秀名义上的“办教育”和实际上并非“办教育”给一般人以强烈的心理落差。陈独秀去广州，在很多不明内情之人看来是专门去办教育的，当然也会宣传白话文、新文学、新标点符号、科学精神等“新文化”。因此，在初到广州的一段时间里，各方排日请陈独秀做演讲。这既是震于其创办《新青年》以及曾为北大文科学长的大名，又是认为他既有此经历又有此身份，一定对教育有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但正如陈公博所言，陈独秀“不是学教育的，对于教育没有很深的理论”，加上他不善演讲，“多演一回讲，令人多一次失望” 。

失望之余，人们进一步发现陈独秀非但不太会讲“教育”，连原来预期的“新文化”也不太讲，而是大讲对他们来说实在太过超前的“社会革命”。《晨报》上的有关文章即说自陈独秀来广州后，“广东从前之社会主义家与新改变之社会主义家群聚于粤。近月来各处演说，常公然提倡社会革命。且有数报，报上用大字标明‘本报目的鼓吹社会革命’”。

另一方面，陈独秀和其周边人物虽以一般人不太理解的“社会革命”为号召，但他们理解的“社会革命”和广州乃至广东地区一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知识青年所理解的“社会革命”又差异甚大。那些知识青年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是“铲除一切人类的桎梏”。《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虽是传播新思想的报刊，但都不过是“批评中国旧有的恶文化，范围有限”，读来刺激性较弱。刺激性较强的是《自由录》《民声》《进化》等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刊物。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前述刺激性较弱的话，陈独秀碍于官厅之身份也说得不够彻底，“既不能公开宣传共产，也不好批评政治。这就造成了陈独秀一面难得一般民众之认同——他们认为陈独秀太“新”，一面又很难得到更为激进的知识青年的认同——他们认为陈独秀尚不够“新”。由此，陈独秀与区声白等人的论争，因“社会革命”目标的乌托邦化而具有了赢了“战斗”却输了“战争”的味道。

以上分析的新旧之争和新新之争尚属于思想论争的范畴，而党派之争和饭碗、地盘之争则是实力的较量和利益的争夺。先来看党派之争。

早期共产党员王凡西曾在回忆录中说，在1925年以前的杭州，多数教员与学生“如果算得上‘新人物’的话，多半以新到接受‘五四精神’为止。对于德、赛二先生的向背，对于孔子的抨击或崇拜，始终还是这个城里新旧人物的分界线……他们对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分子’，虽然不是仇恨的，却是轻视的”。这说明大概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前，杭州新人物之间尚是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分野。与杭州相比，广州的情况可能就不太一样。1921年广州的新人物大多数已有党派背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就说：“广州的情况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大学生们是同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或是受国民党所操纵。”这种“党派化”体现在广州本地的《广东群报》内部，“阵营（也）是相当复杂”。在《广东群报》的五位编辑里，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均有共产党背景，陈雁声和陈秋霖则始终没有加入共产党，且陈雁声是国民党员而不满意陈炯明，陈秋霖是国民党员而同情陈炯明。《广东群报》的编辑群体如此，就更不用说广州城内外那些与陈独秀等意见不合又依附于各个党派的新人物。

“党派化”还体现在广州与上海、广州与北京的党派互动与党派联系上。1921年二三月间，陈独秀和俄国代表虽屡次召开会议，希望联合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梁一余、谭祖荫等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建立党的组织，没有成功。谭祖荫虽在回忆中强调他们“没有什么组织”，但其实是有的，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全国性网络，只是当时还不那么严密而已。陈独秀在广州的作为，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虽不完全清楚，但大致了解，并已有一定程度的应对。据北京政府步军统领衙门密探的报告，1921年2月，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河南各处“联络同志”。3月11日，黄凌霜、朱谦之等十余人在北京裤缎前街6号开会，商量如何联系广东“同志”“谋吾党之大集合”，以与“近日恃势攻击，屡与吾党为敌，破坏吾人信用”的陈独秀做斗争。

上述或靠拢无政府主义或来自国民党或出自政学系、交通系的新人物，对引发“万恶孝为首”谣言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等问题有分歧的态度和意见，背后其实是政争和党见，比如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是“一面鼓吹无政府主义，一面为政党作留声机器”。孙中山一系的国民党人和陈炯明一系的国民党人则借各种机会排挤互攻。社会上的一般人物则未必对此十分清楚，从这些论争中跟风传播的是“女子无行”“男女混奸”“伤风败俗”等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蜚语被别有用心之士有目的性地与陈独秀相联系，引发种种或明或暗的风潮。在这些风潮里，他们看上去属于新的阵营，但其实不少人因党派背景压根就不问新旧，而是以此来浑水摸鱼，从中取利。

这个“利”是什么呢？除了党派之争中各家孜孜以求的权势上升与声光煊赫外，还有就是饭碗和地盘。此正如《晨报》一篇文章所言，1921年广东不少学校的风潮，“（表面）理由似颇充分，实则内幕完全新旧问题及地盘、饭碗问题”。

这类地盘、饭碗问题的发生，源自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权力扩张。在陈炯明的支持下，广东省教育委员会首先扩张的是财权。委员会成立后，“所有省城直辖各学校及各机关常年经费暨补助费，自本年（1921年）三月一日起一律改由教育委员会汇领转发”。其次扩张的是人事权。1921年4月20日，陈炯明公布《中学校校长任免章程》，规定直辖中学校校长由教育委员会依组织法任免之；市立或国立中学校校长由各市或各县教育局局长按资格规定，呈请教育委员会委任；凡中学校校长，均以国内外大学高等师范及专门学校毕业生为限；教育委员会对于各市立、县立中学校校长，认为不适当时，得令市或县教育局局长，照章另择一人，呈请委任；各市立、县立中学校长，均得任用外县人。

在这两种权力扩张之后，教育委员会几乎包揽了广东教育之财政与用人，且委员会的章程表现得如此“喜新”与“开放”，很难不引起当地旧人的恐慌和反击。陈公博的回忆就说他们“恐慌着将来学校的校长和教员们要换了属于新文化的少年们，生活问题常常可以迫人铤而走险”，“何况广东的教育久已成为他们的地盘，他们为着地盘而战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天经地义”。

“为地盘而战”令1921年广州学潮此起彼伏，规模较大的即有3月广东高师国立改省立学潮、4月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撤换校长学潮、7月医药专门学校停办学潮。这些学潮都折射着陈独秀携粤籍北京大学学生入广东后，面对着当地盘根错节的复杂人事背景，应付着歧异多变的斗争逻辑。其中大致的历史因果是，陈独秀等既掌握绝大权力，就势必要更动盘踞已久的旧日格局。被陈独秀更动的校长、董事、教师当然心怀不满，满腹怨懑，更会引发尚未被更动的校长、董事、教师们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恐惧与联想。1921年4月“甲工学潮”之际即有人说：“某学务包办派欲夺该校校长一席而有之，遂鼓动该校一部分学生借词反对，务使高（剑父）校长知难而退，以便扩张己派之势力，而渐次入寇高师、法政学校。”

这些被更动的和害怕被更动的校长、董事、教师背后或为孙中山或是陈炯明，还有汪精卫、伍廷芳、唐绍仪等实力人物，由此饭碗、地盘之争往往牵动政争，遂令整个局面更加扑朔迷离。在此局面中，纷纷扰扰的学潮为可见之表象，但陈独秀等人多年来擅长的是发动学生，却并不太懂得如何收束学生，而一般官民心理多厌乱而好安，多希望学潮早些平息，这让掌一省教育之权柄却经常引发学潮又难以控制学潮的陈独秀多添了一条“罪状”。

总之，若陈独秀真为一个长袖善舞的“政客”，或可避免仅在广东大半年就被各方驱逐的命运，但陈独秀恰恰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个读书人，且是一个“他永远是他自己”的读书人。有人就曾评价说：“广东政治向来以中饱、纳贿、敷衍为要素，而仲甫独不然，因此各人都感不便。”一个满怀理想又不乏家长独断作风的读书人进入了一个需要交通上下、左右逢源的位置，则各种尴尬和错位就必然产生，“万恶孝为首”这样的谣言也会如影随形。

三

“万恶孝为首”谣言的传播和流行，除了事关1921年广东复杂的人事背景和斗争逻辑外，同时有不局限于广东一隅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形成这种社会心理基础的明晰线索大致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是陈独秀自己和其他人物对此事的不断辟谣，像沈玄庐、邵力子、叶楚伧等都写过为陈独秀辟谣的文章。辟谣虽属应对纷乱谣言的必为之事，但这一篇篇文章有时也会让谣言传播越来越广，若批驳不到位的话，反而会起到坐实谣言的作用。如1921年3月21日《广东群报》发表一篇《陈独秀与康有为的今昔观》的文章，竟将名声早已大坏的康有为与陈独秀作比，将陈独秀看作20多年前遭到旧派狂攻的康有为，此虽在私底下勉强可作类比，但公开发表于报纸，实不啻向读者证明陈独秀确曾发表过如“万恶孝为首”这般“洪水猛兽”的言论，这种辩护方式实在不算高明。

第二条是上海娱乐业的推波助澜。谣言甫出一个多月，《申报》上的戏剧广告就已经开始利用它来做推销，和平社在笑舞台的广告就说：“婚姻问题是人生最最切要的问题，什么‘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同‘公妻’‘女子国有’等等荒荡话，都是反对新思潮的鬼计。人们千万不可因此忽略婚姻问题。一夫一妻，家庭所由起，一家一室，积而成社会。婚姻不良，家庭、社会、国家又从何良起？中国婚姻制度太专制，影响到国家很多，所以特地编这本戏来攻击婚制。”

第三条则与《学衡》主将吴宓文章所引发的讨论有关。1922年10月10日，吴宓在“万恶孝为首”谣言的散布起点——《中华新报》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提到“自某氏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说倡。新说之盛，风气之恶，遍国中滔滔皆是”。吴文发表后，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著名的《一是之学说》，署名“甫生”之人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反驳吴文，从而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笔战事件。这些文章都提到了“万恶孝为首”的谣言，由此谣言又一次因此次笔战事件而备受瞩目。

最后一条线索大概是各种小道消息的口耳相传，乃至连绵传递成为颠扑不破的历史记忆。陈独秀自己在1923年就发现“父子成于肉体之乐”这句话被说成是他的发明，而“仇孝”“讨父”之类的话“现在穷乡僻县居然传到”。余英时的见闻证明了陈独秀的印象，他第一次听说陈独秀就是因为有人说他曾公开提倡“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又写过“父母有好色之心，无得子之意”这两句大逆不道的话。

在以上的明显线索之外，“万恶孝为首”谣言的流行还有更长时段的暗的伏线。邵力子曾言：“陈君不是初出锋芒的少年，他底著作登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的，大家都看见过，他底言论，在北京、上海底学生和朋友，更都听见过。试问哪一处有过讨孝、公妻的主张，哪一个曾听见他讲过这些话？”这话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代表《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浙江新潮》《民国日报》等报刊没有给社会大众留下攻击忠节孝义以及极力贬低家庭、家族的印象。1919年，陈独秀已直接说《新青年》被旧人物和青年学生一致看作“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1932年，傅斯年则说：“独秀当年最受人攻击者是他的伦理改革论，在南在北都受了无数的攻击、诽谤及诬蔑。”到1936年，周作人也指出：“施存统著《非孝》，而陈仲甫顶了缸，至今读经尊孔的朋友犹津津乐道，谓其曾发表‘万恶孝为首’的格言。”这些说法其实都提示在“万恶孝为首”谣言出现之前，大众社会心理对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讲“新文化”人物已有的既定印象，正如陈旭麓所言：“谣言为什么会不胫而走，除了人们道听途说的习性外，也因为它有过这样和那样的影踪。”而这种印象的形成主要和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是《非孝》一文引发的长久影响。施存统所撰的《非孝》全文今已不存，但其留下的极大影响，各种研究都已经注意到，“非孝”已然成为当时大众观看“新文化”的一个固有面相。而当“万恶孝为首”谣言出现后，人们很容易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如1921年一位浙江温州中学生写的《对于非孝的感想》就把二者相联系：“现在的风气，一天堕落一天，道德也一天败坏一天；甚至提倡‘淫’为百行之首，‘孝’为诸恶之源的……假使把这‘非孝’的话头推行出去，吾想世界上人，一定把‘礼’‘义’‘廉’‘耻’四个字扫地无遗；那就使观察容易流于皮相，思想容易至于错乱。”到1937年，有人作《五四历史演义》，也将把二者勾连的思路延续了下去：“有几个老伙计，却很乖巧，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了个造谣中伤的法子。原来有一个青年和一个杂志编辑发表了几篇‘非孝’的文章，对于剥夺青年独立人格的旧式道德‘孝’批评得很厉害，那青年就是史承统，后来做了中学教员。那个杂志编辑就是陈仲甫，后来在广东做了教育厅长。孔家店的伙计，就趁此时造他们的谣言道：史承统写信给他父亲，是称仁兄大人。陈仲甫在广州演说，题目是‘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

第二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同人发表了多篇以“万恶之原”来抨击家族、家庭的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傅斯年发表在《新潮》上的《万恶之原》和李大钊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随感录”。如果说李大钊尚指向的是“家族制度”，傅斯年就直指家庭和名教了：“更有那些该死的伦理家，偏讲那些治家格言，齐家要旨。请问整天齐家去，还能做什么事？况且家是齐得来的吗？又有人说，这是名教，不可侵犯。还有人说，什么‘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其实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的，哪里有不杀人的名教？”正因为傅斯年的文章如此激烈，日后才会有人错记此文题目《万恶之原》为《万恶孝为首》，说它“反对封建道德，在学校内和社会上曾引起了不少的争论”。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长期伏线在陈独秀本人。陈独秀攻击纲常是由来已久的事，他从1916年到1917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批“彻底破坏儒者三纲的等级制度”的文章，如《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等。其中《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直接说：“孟子所谓人伦，是指忠君、孝父、从夫、为人之大伦，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不平等的学说。”当时就有人据此说他为“纲常名教之罪人”。另据著名女作家苏雪林回忆，正是自1916年起，她的国文教员开始在课堂上大骂陈独秀，说他“诋毁孔孟，反对纲常，言词邪说，层出不穷，实为世道人心之大忧，将来必酿神州陆沉之祸”。陈独秀在大众心目中的“私德形象”至晚在1919年初已经形成。1935年，胡适读过汤尔和1919年的日记后，说他终于“稍明了当日一般人的心理和其背景”，而这“一般人的心理和其背景”中很大一个部分就是人们如何“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再加上陈独秀无论在个人关系层面还是社会认知层面，既是李大钊的战友又是傅斯年的老师，他在《新青年》上也有直接赞扬施存统和《浙江新潮》的文字，说他们“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也就难怪不少谣言会张冠李戴，将很多原本不是陈独秀说的话安在了他的名下，再也不能辩白清楚。

四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这个“送来”的过程，目前有两点是已相对清楚但又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一个是在1921年前后舶来的“主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马克思列宁主义既在各种主义的包围之中，亦在各种主义的竞争之中；另一个是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各种舶来“主义”既具有因中国之道与西洋之道“出于二”而产生的新“合道性”，又肩负着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艰巨任务。就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这一个案来看，其正折射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初进中国后面对的这两大挑战。

从前一点来说，20世纪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多信仰一种不止于“改朝换代”的“大革命”，追求一种无所不包的“大革命”。傅斯年即说：“所论革命者，不只政治革命，应该概括一切社会的、文艺的、思想的改革而言。本来近代的革命不单是一种政治改变，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文艺的，相互改革，否则革命只等于中国史上之换朝代，试问有何近代意义呢？”陈独秀也说：“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其他革命，更无闻焉。”由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因其有“指向未来”的理想和“普照世界”的理想而有了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并占据革命制高点的可能性，但因此也有了建设新伦理的困境，“新的政治决不能建设在旧的伦理之上”。但在旧的伦理破除之后，新的伦理是何内容、如何得以建立等，对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从后一点说，冯友兰曾言，“历史上每一个革命之后所建设之新社会，常较革命家所想象者，所宣传者，旧得多”，因为“一新底社会之出现，不是取消一旧底社会，而是继承一旧底社会。社会中任何事，如思想、文学、艺术等，均是如此”。本文处理的广州和广东地区就是一个相较上海、武汉等地不太容易改变的“旧底社会”，而从学者对后续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历史研究看，这种不易改变的韧性相当持久。

综合以上两点，本文从一个小的侧面揭示了自19世纪末起，因为时代的大变革、新思想文化的引介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以“忠孝”为表征的传统伦理观念确实逐渐在减削势力，“五四”正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万恶孝为首”谣言的流行正从社会心理层面证明了当时反传统思潮的澎湃。但“五四”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实践过程表明，改变中国当然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也同样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因此，“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既是五四运动留给后人的疑问，也是中共从1921年建党之初就开始应对的问题，至今仍在探索与实践的路上。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