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党的历史是开启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环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为例
[摘 要] 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错误思潮暗流涌动。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也就无法扬帆远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有力地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潮,为推进改革开放扫除了障碍;《决议》还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因子”,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决议》的出台,成为开启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环,其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关键词] 决议;毛泽东;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连续执政的党,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历史及领袖,是推动历史前进中继承与创新的关键环节,也是开辟未来的一个重要前提。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能否正确看待自己的历史,关乎党自身及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正是由于党正确地评价了自己的历史,并以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姿态告别过去,从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一、改革开放起航之时急需通过正确评价历史凝聚共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既标志着历史的伟大转折,也标志着改革开放的起航。但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在彻底摒弃之前“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背景下作出的,因此,改革开放首先就涉及如何评价此前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无法向前推进,也就无法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两种错误思潮暗中滋生,导致人心不定,阻碍改革开放的推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开展和深入推进,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与此同时,由于当时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和思想上的混乱,影响着人们对于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正确判断。其中,有两种错误思潮的滋生严重阻碍改革开放的推进:一是党内有一部分人仍然受“两个凡是”等“左”倾思想的束缚,教条式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另一个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夸大,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任由这两种错误思潮发展蔓延,不仅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而且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会遭受挫折甚至中断。
(二)党的指导思想尚未完全走上正轨,影响整个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有步骤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开展了以平反冤假错案为主要内容的拨乱反正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涉及拨林彪、“四人帮”之乱,而且由于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因而自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不统一,许多干部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常常遇到“符不符合中央文件”“违不违背最高指示”的情况,阻碍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开展。显然,不彻底拨乱反正,就无法统一全党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也就无法形成共识。而要彻底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健康地发展下去,首先必须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准确定性和科学评判。
(三)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不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国外各种势力也在拭目以待。中国若想实现飞跃式发展,除了需要内部改革的推动,也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我们党如何对待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重大国际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能否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当时的国外舆论针对我们党正在进行的纠“左”等工作,流传着所谓“非毛化”运动的错误论调及一些荒谬不实信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也非常关注我们党将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不少西方国家更是以此作为制定对我国政策的基准之一。[1]这就要求我们党对这些问题予以及时、坚定、正确的回应。正如邓小平所说:“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的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2]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国际上各种质疑的声音,维护党和国家的良好形象,为改革开放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总之,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复杂政治局面,要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勇气、政治智慧和科学态度,对自己的历史和领袖及时作出科学评价,拿出正确结论,以澄清是非,消除种种错误认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
二、《决议》出台:以正确评价党史消除思想障碍,改革开放巨轮由此扬帆远航
为了彻底结束过去的错误,开辟改革开放的未来,从1979年10月起,中央常委会开始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决议》七易其稿,前后用了20个月左右的时间得以完成。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坚持走群众路线,多次召开不同规模和形式的讨论会,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决议》是在“博采众议”和“力排错议”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典型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出台,树立起“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3],成为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稳定的“定海神针”。
(一)《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总结和恰当评价,为坚定改革开放的航向提供了准绳和立论依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的历史、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问题予以科学、明确及权威性的评判,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为此后党的工作和认识改革开放提供了准绳。
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2年中,“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4];如果说我们犯了错误,那么我们在哪些问题上犯了错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必须予以科学分析和作出明确结论,否则,就无法回答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要将中国引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为此,《决议》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作出了总体评价,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总结了十项成就,同时指出成就“是主要的”,是不容忽视和否认的。这个总体评价,为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定了基调。
与此同时,《决议》还深刻分析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清楚地指出,由于照抄照搬苏联经验,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过分集中僵化的指令性计划,及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左”倾错误,从而造成大量浪费和损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度遭遇严重挫折。
不仅如此,《决议》还重点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观点的错误之所在,并将其定义为一场“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性质上对其进行了彻底否定。由此使全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结束过去、实行改革开放的极端必要性以及改革开放的重点和目标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5]
总之,《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党所犯错误的认定,一方面表明中国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将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不会继续走僵化的老路,即必将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结束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这就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明辨了是非,澄清了思想认识,明确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而不是别的改革,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样,《决议》的出台就成为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一环。
(二)《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阐释,有力地抵制了两种错误思潮,稳定了人心,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首先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的。改革开放初期,围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产生的错误思潮如果不及时消除,不仅会阻碍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同,而且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当时,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如邓小平所说,“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6]而认识不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无法进行改革开放。正因如此,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决议》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作为《决议》的总体设计者和主持者,邓小平曾提出起草《决议》的三条总原则,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7]。他还明确指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8]在与起草小组成员的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和阐释这一核心原则。正是坚持这一原则,《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虽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其一生来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还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9],并强调要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
不仅如此,《决议》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总结的同时,还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历史,并将其作为《决议》的一部分单独列出,重在阐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从而更全面、更客观地展现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这就将“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论断立于充分的历史事实之上,成功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当然,《决议》也客观地指出和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其犯错误的原因,《决议》辩证地分析指出,除了其个人原因外,更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健全、封建专制主义遗毒难以肃清等深层原因,进而揭示和凸显了推动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总之,《决议》的科学评价,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了准确把握和正确认识,这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思潮,消除了其对改革开放的干扰,而且有助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改革开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三)《决议》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因子”[10],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如前所述,《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历史的分析和定位已经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势在必行,但改革开放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而不会是任何其他性质的改革开放。同时也表明,社会主义绝不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决议》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予以高度肯定,并第一次将其总结为十大要点,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其中所阐述的新内容和新论断,都是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这些内容实质上初步回答了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当时还未将其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已经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因子。这些思想因子既为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也为改革开放航船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决议》出台的历史启示
历史催生《决议》,《决议》淬炼历史。揆诸现实,《决议》的出台,奠定了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实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成为开启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环。
(一)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党内外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结论的强烈呼声,为了抵制两种错误思潮的干扰,解决人民群众思想的困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以辩证的科学的态度作出《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文化大革命”等作出了明确、科学的评价和权威性结论。由于在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则问题上做到了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从而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了共识,让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不再为历史泥沼所困,昂首阔步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
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却不乏相似之处。新时代,我们依然肩负着认真总结和评价自己历史的责任。因为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历史征程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依然会泛起。丑化、抹黑党的历史、党的领袖与英雄人物,故意歪曲中国改革开放性质的现象依然存在。对此,我们需要吸取历史经验,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旗帜鲜明,敢于并善于向历史虚无主义“亮剑”,让历史说话,牢牢占领党史的各种舆论阵地,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人心齐,泰山移”的气势构筑起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铜墙铁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顺利发展。
(二)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列宁曾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高度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自我纠错,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点,也是其永葆青春的一大优势。《决议》的出台,就是党正确对待历史,坦然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有力证明。也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政治勇气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对于自身发生的错误不讳言、不护短,既实事求是,又恰如其分作出评判,从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赢得了人心,凝聚了共识,消除了阻碍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为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当下,在我们党带领人民奔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还将面临各种风险和考验,难免遇到困难和挫折。必须明辨真理与错误,坚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驾驶改革开放的巨轮行稳致远。
(三)推进改革开放,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老祖宗”指的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党长期执政的法理依据。不论历史发生怎样的变化,不论遇到什么复杂的问题,我们都不能离开和背叛“老祖宗”。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的政党就是因为改变党的指导思想或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变色,甚至垮台。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虽然遭遇过各种曲折,但却经久不衰且日益强大,根本就在于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11]。不仅如此,我们在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的同时,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勇于理论创新。可以说,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开启,就没有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决议》通过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区分开来,强调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等于向世人宣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要在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前提下,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秉持“继承不泥古,扬弃不伤根”的原则,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在“老祖宗”的稳固根基之上结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理论硕果,使得改革开放的巨轮顺利扬帆远航,并将中国历史推向了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
参考文献
[1][4][5][6][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65.325.272.298.296.299.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6.
[3]龚育之.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J].中共党史研究,2001(2).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26.
[10]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N].文汇报,2013-06-17.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N].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31.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