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中原敌后抗战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在长达66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多次临危受命、从困境突围。抗日战争时期是李先念的一个重要成长期，在这一时期，他发动和依靠群众，先后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开辟并发展了鄂豫边区这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正如王震所评价的：“这一时期，先念同志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了。”

一、“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1937年12月，李先念从新疆到达延安。在经历了长征和西路军的浴血奋战之后，他被安排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作为曾经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不可避免受到清算“国焘路线”的牵连，入学不到两个月，便深感受压抑、不舒畅，于是主动要求离开，转入马列学院学习。工农出身的李先念，在马列学院拼命补短板，“特别用功夫于哲学”，极大提高了自己的馬列主义水平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此时，中国的抗日战场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广大领土，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中共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一方面伺机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游击战争，各地急缺得力的军事干部。周恩来等于1938年8月1日致电毛泽东，“鄂豫皖游击运动有发展为在我们领导下之大规模游击战之前途……请无论如何抽调二百军事干部即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延安马列学院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李先念被组织安排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连降六级，一般人都难以接受，然而李先念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他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后来还是毛泽东找他谈话，重新安排他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毛泽东1961年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曾谈到这段历史，说：“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红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说他们文化低，就是不信任他们。”毛泽东要求要把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和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区分开来，对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视同仁，充分显示了伟大革命领袖的深刻洞察力和博大胸襟。

1938年12月，李先念与中原局组织部长兼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等一路同行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这是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通过路上和李先念的相处，朱理治认为他顾全大局、智勇双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河南省委军事部长一职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打报告把本来要去往鄂豫皖的李先念留在了鄂豫边。随后，河南省委撤销，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成立，李先念任军事部长。从竹沟镇起步，李先念开始了创业中原的征程。

二、“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国民党，不能它让干什么才去干什么，不让干就不敢去干”

鄂豫边区地处中原抗日前哨，属于国民党统治地区。中共在这儿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势必与国民党产生矛盾。抗战初期长江局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把抗战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军队，片面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在李先念到达鄂豫边之前，“我党在豫南、鄂东、鄂中、鄂南、江汉等地组建起来的部队，为了谋取合法的地位和解决粮食、财政的困难，大都是用国民党部队的名义，听从国民党军政机构的调动和指挥。其中绝大部分还驻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撤销长江局，成立了中原局。李先念从延安动身到鄂豫边区前，新任命的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第一是要抓武装，第二也是要抓武装，第三还是要抓武装。在这过程中，可以使用八路军、新四军甚至国民党军队的旗帜，但有一条要记住，那就是保持我们党的领导权，领导权是寸步不能让的。

李先念坚决贯彻中原局指示，迅速创建、发展抗日武装。1939年1月，鄂豫边区组建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共160余人。对外则以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的名义，由司令员李先念率领从竹沟镇南下，绕道鄂东到达鄂中，最后进驻赵家棚。沿途宣传抗日主张、联络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回顾这段历史，李先念说“从竹沟出发就用的是新四军的番号，挺进到鄂豫边区更坚定不移地树起了新四军的旗帜，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然而，国民党对此相当戒备，新四军旗帜一出现在鄂中，蒋介石即电令新四军军部和五战区当局，妄言“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撤走，否则以武力解决”。此时国民党反共态势已逐步升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限共、防共、溶共”的反动方针，随后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法令。受此影响，本来与共产党保持较好关系的第五战区开始频频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在这样的形势下，鄂中区党委于1939年6月19日召开养马畈会议，会上经反复讨论，决定取消利用国民党或其他势力的部队番号，统一将豫南、鄂中两地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编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这一重大举措，鲜明地在鄂中敌后树起了新四军的旗帜，解决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

李先念回忆：“我到鄂豫边不久，就看到了国民党中央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我们不理它那一套，放手发展自己的抗日力量”，“不能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国民党，不能它让干什么才去干什么，不让干就不敢去干。总之，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

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是完全正确的，这些抗日武装摆脱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后，完全按照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政制度进行建设，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从最初的百余人得以扩编为几千人，驰骋在豫南、鄂中敌后，逐步创建了豫南、鄂中、天汉湖区、鄂东等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共产党在中原的一个游击主力兵团。而那些“未及时深入敌后并墨守国民党顽固派军令、政令限制的，都先后被国民党顽固派吃掉或被武装围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1940年1月，为统一豫鄂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决定，豫鄂边、鄂豫皖、鄂中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共9000余人枪，李先念任司令员。随后，李先念率纵队东进鄂皖边，经大小悟山、侏儒山等反顽战役，不断扩大游击区。随着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纷纷建立，1940年9月，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成立，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得以初步统一。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并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1941年4月，李先念宣誓就任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掷地有声地宣告：“造谣终不能掩盖真理，残杀亦绝不能消灭革命。”新四军抗日救国的神圣职责，“决不因皖南事变及反攻投降派之大举进攻而退让！”

五师成立后经历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其中以1942年12月的大、小悟山反“扫荡”战役最为惊险。当时日军1.2万余人，附炮80余门，对大、小悟山发起突袭，五师事前并未获得情报。等日军已经逼近合围之后，五师才发现日军行踪。考虑到当时在大悟山的五师部队只有7000余人，不宜同日伪军硬拼，李先念果断下令，把部队、机关分成若干路，趁敌人还未建起封锁线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到外线去，留部分部队在大悟山区配合地方武装打“麻雀战”，迷惑、牵制敌人。在李先念的正确判断和指挥下，五师顺利突围，并杀到日伪军背后，向日伪部队老巢发起攻击。日伪军损失惨重，狼狈逃出大、小悟山区。李先念在战斗中展示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受到周恩来的高度称赞：“五师在鬼子伪军的重重包围下，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出了重围，真是好样的！”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到中原解放区采访的王匡还对这场战役赞不绝口：“1942年秋敌人‘大扫荡’大悟山，集中万余兵力，六路包围猛袭，在一个夜晚，就把师部全部包围得紧紧的，可是他们却在一个早晨，借着浓雾神妙地从夹隙中突围出来了。至今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认为是一种‘奇迹’。”

五师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经发展到5万余人，共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00多万人民，建立了8个专区、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篇章。而五师的发展壮大，正是李先念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这支部队就像是围棋盘上的一颗‘飞子’，它同党中央、华中局和军部保持联系的唯一手段，只有无线电通讯，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决策，能及时从电讯中得到上级指示，在战略上能同兄弟部队遥相配合外，五师无法在战役、战斗上取得兄弟部队的配合，更不可能在财力上、物力上得到外援。一切困难都必须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去解决。”

三、“对自己的同志和人民，要亲如一家，爱护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李先念出身贫寒，深谙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情感。在领导部队、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他特别重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他说：“鄂豫边区是孤悬于敌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又被日、伪、顽分割为几十个‘豆腐块’，敌、顽、我‘三角斗争’十分激烈。在如此艰苦的敌后环境里，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部队要生存和发展，要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争取群众、团结群众与依靠群众，是创造与发展根据地的基本问题。”

李先念坚持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凡是战斗或工作间隙，他总要到老百姓家里看一看，嘘寒问暖，还帮他们干农活。孙家大湾老人孙绍南回忆，有一年麦收后，家里请来平耖子的人不小心被石头划破了脚，刚好被从司令部大门出来的李先念看到，他急忙叫来两个战士把伤者送去医院，而自己则脱下鞋袜、卷起裤管，接过耖子平起田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根据地生活日益困难，李先念虽然自己生活也很清苦，但从伙房打了饭菜回来，常常让给房东一家吃，自己却端起房东家的蕨根苕叶羹咕咚咕咚喝几碗。1941年秋，姚家山地区遭受大旱灾，家家户户颗粒无收，乡亲们只能跑到山上挖葛根充饥。李先念知道后十分痛心，说：“老乡们天天喝这黑水怎么行呢？”他从边区拨出一批粮食，分给乡亲们渡过难关。他始终保持这样淳朴平易的作风，也常常教育部队要严守群众纪律。他说：“抗日军人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已经编成歌子，大家都会唱。但会唱和遵照执行是两码事。我们是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成为我们的自觉行动。不但要会唱，而且一定要照着去做。”他领导的部队与地方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0年1月，陪同史沫特莱访问李先念纵队的作家安娥，这样描述刚到鄂豫边区的情景：“老百姓已经都知道是新四军游击队来了，就都不躲了。部队沿路不断地和老百姓打着招呼，旅途颇不寂寞。”史沫特莱也看到“我们的游击队员们同老乡们拉拉扯扯，说说笑笑，忙来忙去，亲如兄弟”。而她眼中的李先念，“木工出身，他的生活艰苦，同人民共患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李先念积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理念，在重视组建主力部队的同时，认识到“没有群众性的民兵组织的支持，正规部队和半正规性地方武装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1941年2月，鄂豫边区成立抗日保安司令部，在李先念的领导下，指挥、训练和管理全边区各县地方武装和自卫队。抗日保安司令部不仅直接收编了若干地方游击队，而且认真抓整训工作，派出巡视员检查地方武装情况，帮助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在李先念的大力推动和指导下，在人民群众的热情响应下，边区地方武装力量大大增强，截至1941年12月，边区各县独立团、独立大队、保安部队等地方武装发展到7800余人，比1940年扩大一倍；自卫队员达19.9万余名，还陆续建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少先队等群众性青少年抗日武装。李先念在1941年年底总结地方武装工作时进一步强调：“把组织自卫队民兵这一环抓好了，我们就可以实现党中央关于全民武装的号召，使根据地确立牢固的基础，立于不败之地。”随后，边区党委深入开展群众动员，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在边区各地全面开展，各地很快成立了20人以上的基干自卫队，又称游击小组，边区民兵组织得以大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边区民兵武装已经发展到30万人，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坚持根据地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先念奉行革命军人要爱憎分明，“对敌人，实行革命的‘霸道’主义，眼睛睁大，要‘吃’掉他；对自己的同志和人民，要亲如一家，爱护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存和发展。”正是由于他及其领导下的第五师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才能够在敌伪顽杂处的复杂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发展为地跨鄂、豫、皖、湘、赣五省的中原解放区。1945年2月到达中原解放区的记者王匡说：“‘李师长’在中原人民看来，是希望，是力量。当你闯进中原军区，有一天你迷失了道路，只要你说一声‘我是李师长的部队’，老百姓就把你引导到目的地，他们会说‘同志哥，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李先念将军是这样密切地和人民联结在一起。”“一个到过延安的美国《纽约邮报》记者马丁，看到李先念将军时，第一句话就说：‘我发现新四军和八路军共同之处，就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民。所以你们到处都获得了胜利。’”

四、“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都坚持争取和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军队团结抗日的方针”

新四军五师的创建，没有成建制的红军大部队作基础，如同滚雪球一样，是通过会合、整编一支支武装发展起来的。这些武装，既有地方游击队，也有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伪军，还有民团、土匪。能够将他们团结到抗日的旗帜下，得益于李先念等鄂豫边领导大量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李先念刚到鄂豫边时，统战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但他区分国民党各派势力的不同情况，运用不同方式进行争取和斗争，坚持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提出：“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都坚持争取和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军队团结抗日的方针。”积极争取一切愿意合作抗日的友军；实在争取不过来的，就努力使他们保持中立；对那些顽固不化、坚决反共的分子，则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予以反击。

安陆县青龙潭周叔屏部队原是国民党收编的部队，周叔屏因不满国民党内部倾轧而将部队拉出来，以维持会“皇协治安组”为掩护，驻扎在青龙潭。1939年4月，日军青龙潭据点改为伪军把守。伪军想收编周叔屏部，但周叔屏感于国难，痛恨日军的残暴，不愿倒向日伪，又不愿回到国民党部队中去。正当他徘徊苦闷时，李先念决定争取周叔屏部反正，先后派出新四军挺进团干部关旭东、政治委员周志坚等人前去做争取工作，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7月23日，周叔屏高举义旗，率所部200余人参加新四军。李先念在次日欢迎周叔屏弃暗投明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周叔屏的反正行动，并将周部编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一团第三大队，任命周叔屏为大队长。这一事件在当地造成了巨大影响，原来跃跃欲试充当伪军的安北杨祖兴、邓文山和京山、安陆、应城三县接壤的晏永宽、许佑祥等人，纷纷效仿周叔屏加入新四军，或与新四军携手抗日。一些已经充当伪军的人，也秘密与中共联系配合，通报消息，积极进行反战活动。同时，安陆县一些国民党武装也开始转变态度。如国民党安陆县游击兵团第三支队，支队长严叔端，辖100余人枪。豫鄂挺进纵队将其包围后，李先念和刘少卿只身入寨，对严叔端进行争取工作。严叔端被李先念的浩然正气和真诚坦率感动，率部反正，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边区《挺进报》以《严叔端深明大义与本军合作抗战》的显赫标题，报道了这一事迹。

李先念争取敌、伪、顽军共同抗日的生动事例很多。他教育部下：“对伪军工作的方针，主要是从政治上争取，辅之以军事力量的打击，以军事、政治力量的灵活运用，来促成伪军的瓦解。”史沫特莱探访鄂豫边时，就看到“游击队员们对抓来的这类伪军从来不加惩办。相反，给他们一点训练，即要他们加入游击队”。

做统战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会反复，有时需要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1941年2月，李先念率鄂豫挺进纵队击败占据大悟山的顽十九纵队，俘虏了顽十九纵队四支队支队长刘亚卿以下官兵2000余人。李先念亲自接见刘亚卿，做他的教育争取工作。李先念向他详细说明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团结抗战的大义，劝他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并未能争取刘亚卿与豫鄂挺进纵队合作。即便如此，李先念仍决定将刘亚卿及其他被俘官兵全部释放。当时恰逢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干部战士们对于释放刘亚卿的抵触情绪很大。为此，李先念专程到纵队一团做思想工作。团长罗厚福想不通，说：“战斗中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释放，太便宜他了。”李先念微笑着说：“对于顽军制造磨擦，破坏团结抗日，我们必须狠狠地揍他，揍得越痛，他们就越老实。可是，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善于判断情况，开展政治攻势，这有利于争取友军，分化顽固分子。所以，放刘亚卿大有好处，将来我们的人会更多，武器会更多，胜利来得会更快更大……”经过李先念的耐心解释、教育，全团干部战士统一了思想，很快就将刘亚卿释放了，礼送出境。

这件事震撼了刘亚卿的叔父、顽十九纵队三支队支队长、国民党孝感县长刘梅溪。刘梅溪转变态度，许诺不杀中共地方工作人员。后经过中共的争取，刘梅溪与豫鄂挺进纵队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刘亚卿一共被新四军三擒三纵，1942年8月，他再次被俘释放后，表示再也不与新四军打仗，弃武从商去了。

正是由于以李先念为代表的鄂豫边领导从长远大局出发，始终高度重视统战工作，使得鄂豫边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敌、伪、顽夹击的险恶环境中，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华中新四军各师中，五师部队是人枪发展最多和根据地发展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华中局嘉奖为“发展工作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敌伪军投诚与反正11557名。对于这样一支来源广泛的队伍，李先念坚持以政治工作为先导，通过教育改造把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郑位三曾说：“李先念领导的第五师团结得好。王震在延安汇报时说，他在党内少见工农干部能像李先念师长那样善于团结人。在新四军七个师中，我认为师级干部中就算李先念师长团结工作做得最好。”

李先念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及鄂豫皖湘赣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为抗日战争建立了不朽功勋，但他说：“五师的创建、成长、壮大和取得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因此，写这段历史，应该把功劳归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归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决不要突出个人。”老革命家不计名利、谦逊低调的美德，可见一斑。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李先念传》《李先念年谱》《李先念文选》等资料）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载《百年潮》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