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解读《反对本本主义》

作者:杨明伟    发布时间:20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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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论断和最早提出“思想路线”,就是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这篇文章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阐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凝炼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理论精髓,具有奠基性作用,毛泽东一生极为看重。他在探索道路、整顿作风、反思失误等重要关头多次解读、升华调查研究思想和党的思想路线。这篇文章沁润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生机活力,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深邃内涵和无穷魅力。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是奠基性著作; 毛泽东最初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有关思想原则,成为后来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雏形。在我们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的思想路线问题时,就是从“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讲起的。正因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和反对本本主义问题的奠基性和永久性作用,我们今天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本人是怎样解读这个问题的。

一、揭秘:毛泽东自解《反对本本主义》有两个版本

我们现在谈论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原题为《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强调从实际出发搞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而写的。这篇文章写成后,曾于当年8月印过石印单行本,遗憾的是,因战争散失,作者本人却没有保存下来,以致1951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 卷时,未能收入。所幸的是,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将珍藏多年的这篇文章的石印本献了出来,最终辗转于1961年1月重新回到毛泽东手中。据1958年11 间曾到过赣南、闽西老区一带收集党史资料和革命历史文物的同志回忆,他们在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的一个库房内,曾经看到有5 份毛泽东著的《调查工作》石印本原件,同时摆放在文物柜内的一个木格里。当时只作了登记,并未将文物随身带走[①]

这篇重要文章失而复得后,毛泽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多次表达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②]“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③]他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于1961年3月11日印发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阅看。1964年7月,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时,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这是《反对本本主义》首次公开发表,从这以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被广大读者熟知。

说到版本,这里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毛泽东所说“我总是记得”已经丢了的、一想起来就“伤心”的“这两篇文章”,也就是改题后的这篇较长篇幅的《反对本本主义》与原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另一篇文章,是个什么关系?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揭开了秘底。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这样解释过这篇文章:“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毛泽东讲的“几段”中,第三“段”(即第三节)的题目就是“反对本本主义”,也是整篇文章的主题。毛泽东接着说:“这篇文章是一九三○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④]毛泽东对“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内心感慨万千。1964年在公开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之前,毛泽东再次对一长一短的这两篇文章的情况作了说明:“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⑤]

正因为一长一短两篇文章主题一致、“内容基本一样”,相互交叉,毛泽东在找不到那篇原题《反对本本主义》短文的情况下,在强调全党开展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⑥]的时候,用《关于调查工作》一题印发党内学习; 在调查研究工作有所改观,全党全国工作需要开创新局面、重点放在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时候,1964年则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题付印。该文1982年12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1986年9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上册) 。1991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反对本本主义》是唯一增补进去的文章。

自1930年以后,直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每到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都要谈论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问题,并对《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反复作过解读。

二、探路:20 世纪30年代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写出的经典

毛泽东曾说过,《反对本本主义》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⑦]。这番大斗争,在党内和红四军内部,有各种表现形式,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估量出发的问题。

党内早期的一些教条主义者们习惯从“本本”出发,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的经验在中国“瞎指挥”,他们排挤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同志,从各个方面实施“左”倾机会主义政策,使原来顺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和红军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为纠正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解决党领导下的红军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于1929年12月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在毛泽东起草的这份决议中,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提到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决议讲了三条,包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说话要有证据等[⑧]。这些都与调查研究相关。但具体怎么做,决议里不可能说得那么详细和透彻,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和解决,是在几个月后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初期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思考,反映了“探路”时期的思想结晶。这篇文章从调查工作切入,第一句就点明了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⑨]从根本上讲,这篇文章讲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讲的是共产党人遵循的思想路线问题。

最早思考并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就是毛泽东,就是《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毛泽东反复思考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给我党带来的严重危害,针对那些具有“一切拿本本来”、“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和“空洞乐观的头脑”,以及那些试图靠“本本”就能“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想法,他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⑩]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七个方面阐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从批评教条主义的角度,以先“破”后“立”的方式,凝炼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理论精髓。

讲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时,毛泽东批评党内一些干部,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11]

讲到群众路线问题时,毛泽东批评一些新接任工作的干部,喜欢一到任就宣布政见、指手画脚、纯主观地“瞎说一顿”,“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号召大家“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2]

讲到独立自主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3]

讲到纠正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时,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 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14]

讲到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源泉时,毛泽东特别反对闭门造车的作风,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5]

这篇文章从批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入手,初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点,由此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奠基性著作。这种奠基性,从这篇文章留下的一些永恒准则或经典语言中也可以看出来。比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 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 “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 “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 “要自己做记录”,“假手于人是不行的”,等等[16]。这些论断表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过程中,思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阐述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

就在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不久,他在实践中又对这一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1931年4月,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了一份《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7]由此可见,这些重要论断作出后,并没有停止不前,而是在边探索、边思考中不断深化。

三、整风:20 世纪40年代在延安时期以此融贯整风

从一定意义上讲,以调查研究和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为切入点,提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开始就铸起了毛泽东思想的魂,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由此也就具备了党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对这一点,叶剑英曾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过:“同志们试想,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和遵义会议以后,不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不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怎样说就怎样做,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吗? 能够有毛泽东思想吗?”[18]他认为,不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我们党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当然,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找到并坚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更不容易。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党历经艰难曲折。毛泽东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并不是立即就被党内所理解和接受的,不仅如此,一些“靠本本吃饭”的人甚至讥笑毛泽东这套理论为“狭隘经验论”,以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保守路线”在很长时间里仍然在党内很有市场。这个问题,直到延安时期才基本解决。

延安时期,随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深入,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引领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伟大任务,就必须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党的作风问题特别是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三风”当中首先一条就要整顿包括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在内的主观主义倾向,消除这些倾向给党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之前,毛泽东就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系统清算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进入整风时期,要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必须重申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解决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作风相勾连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此,毛泽东系统地回答了《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来却没有条件深入回答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 一) “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扫除主观主义作风为共产党人确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作风的一大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只会空洞说教。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特别批评过“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作风,尖锐地指出:“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19]

为了彻底纠正这种不良风气,引导全党求真务实,毛泽东自1937年秋天开始,就汇集了自己留存下来的调查报告,即“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以《农村调查》为题结集(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找到1930年写的长文《调查工作》和短文《反对本本主义》) 。1941年正式出版前,他还特别“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并要求领导干部:“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20]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升华了调查研究思想,于1942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概括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清晰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1]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思想加以升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了“实事求是”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创造性地融入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应该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只是提出了“思想路线”的问题,着重强调了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以及“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意思,而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则从哲学高度,明确地概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实事求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想中的精髓和核心地位。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从各个角度通俗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比如,他专门提出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号召[22],并解释说:“不尚空谈,就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就是要实干,不讲空话。”并亲自为中央党校确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23],用于教育干部,目的是以这样的干部作风引领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民族独立和走向复兴的历史重任。

( 二) “眼睛向下”,“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眼睛向下”,是毛泽东为扫除主观主义作风提倡的一种根本态度和着眼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一大习惯就是眼睛里只有书本和上级,热衷于唯书、唯上。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批评过那些“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和“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24]

延安时期,毛泽东极力提倡共产党人不能唯书、唯上,要唯实。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25]这种思想风格和工作作风,对全党上下影响很大。

要想“合乎实际”,就必须“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这就是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的态度。毛泽东自己以身作则,眼睛向下,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他诚恳地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要求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眼睛向下”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精神:“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6]

要想“合乎实际”,就必须“面向下层”,不能“昂首望天”。他提醒干部们:“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在印发《农村调查》时,毛泽东在“序言”中也特别提出了到实际中去、到下层去了解生动的情况,明确提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他反复强调,眼睛向下就是要面向下层,“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否则“一辈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27]

( 三) “事物是运动变化进步着的,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

建立“长期的”调查研究制度,是毛泽东为扫除主观主义作风着力加强的基础性建设。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一大顽疾是以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眼光看问题和处理事情。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严肃地批评过“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认为他们“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因此他提出:“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8]他提倡“时时了解”“时时调查”,就是一种制度性思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断本本主义者们的“保守路线”。

延安时期,全面系统地清扫主观主义显得更加迫切。为此,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调查研究的任务,推行周密地调查研究的计划,作为转变党的作风和决定政策的基础一环。他提醒全党同志:“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29]要想彻底“扫除主观主义作风”,“加重调查与研究”,就必须建立起一定的制度。所以毛泽东在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建立调查研究制度的问题,提倡共产党人要学会时时做、长期做且永远做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这份制度性文件中,他仍然从《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首要观点出发,警示全党:“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他特别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 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30]这个决定,为我们党建立调查研究制度打下了重要基础。

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大力倡导,全党上下形成了调查研究的风气,许多单位组成调查团,按照“眼睛向下”的精神,深入到农村、基层,扎到群众中去搞调查,了解中国的实情,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发出不久,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组成调查团,即将下去做调查工作,走之前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问题。毛泽东应约与他们作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后来整理成《关于农村调查》一文。毛泽东开门见山,从调查工作的长期性谈起,谈到的几个重要观点,都反映了他对调查研究工作的制度性思考。他首先提到,马克思主义是从终生进行的调查研究中产生的。毛泽东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31]第二,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学会全面系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说:“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 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32]第三,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要深入中国农村,特别是要了解中国各阶级的状态。毛泽东说,“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第四,调查研究是一项长期的、永久的。他说:“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33]

从上面这几个侧面可以看出,毛泽东自从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以后,对其中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一步步深化。到了延安时期,全党上下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实事求是路线基本确立,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归于科学,而那种曾经讥笑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是“狭隘经验论”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没有了市场。这恰恰印证了毛泽东在延安印发《农村调查》报告集和进一步提倡全党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毛泽东在印发这本报告集的序言中曾说过:“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 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4]延安整风后不久,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更加证明了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如果从《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内涵角度审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否可以这样说,自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初步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起,毛泽东思想就是沿着一条思想路线的主线不断深化的,到了延安时期,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全党上下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毛泽东思想也走向成熟。

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成为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指导下,在斗争实践的锤炼下,涌现出一大批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干部。正如毛泽东所期待的:“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35]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革命终于取得成功,建立了新中国。

四、反思:20 世纪60年代反思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重新解读

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这类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是轻易就能退出历史舞台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别提醒大家:“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36]这个“永远在路上”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体现出来。

(一) “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旧残余和新花样,时不时沉渣泛起、翻新再现。针对出现的问题,毛泽东经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中讲述的一些基本道理,有针对性地提醒党内同志注意防范理论脱离实际的危险。对“大跃进”问题的反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自1958年初发动“大跃进”运动后,毛泽东不是没有担心的。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发动“大跃进”的是毛泽东,但头脑发热的却是全党上下; 而最早认识到“大跃进”问题并主动降温的,也是毛泽东本人。自1958年3月起,仅当年他对“大跃进”发表反思和批评的谈话就不下十次。毛泽东严肃批评那些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吹牛吹得太大”的做法,要求大家“把指标降低”。比如,1958年3月,他针对一些同志总是习惯“照搬”、“硬搬”经验和规章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不结合实际作细致分析、不独立思考的现象,明确指出:“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他批评这些同志既不讲唯物论,也不讲辩证法,“缺乏独创精神”[37]。7月,毛泽东针对一些同志身上存在的教条主义,严肃批评说:“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38]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越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毛泽东越侧重提醒党内头脑发热的同志要注意防止教条主义、避免主观主义。他多次借用历史经验告诫大家:“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39]

这些情况恰恰说明,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年代,没有调查研究或者不做正确的调查,不从实际出发,就会背离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曾经的教训让毛泽东记忆犹新; 现时的失误和曲折又迫使他经常反思。

(二) 这篇“老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再加上天灾不断,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为找到带领人民走出困境的办法,毛泽东不断总结并深入反思。1960年6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了一份提纲式的《十年总结》稿,第一句话就是从批评党内仍然存在的“洋教条”开始的:“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然后梳理了我们党在“大跃进”期间犯错误的过程,指出:“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分开改正。”并郑重提出,对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40]

鉴于导致“大跃进”中各种错误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情况不明、脱离实际,毛泽东于1961年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作风。1月13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回想起当年作寻乌调查和写《反对本本主义》时的情景,自我检讨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为此,他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1月18日,他在主持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时,再次提出:“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41]

恰好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看到了30年前写的那篇“老文章”《调查工作》( 后改名《反对本本主义》) 。在印发党内学习前,1月20日,毛泽东先送给自己身边将要下去搞农村调查的三个调查组成员每人一份,要求大家先讨论一下,然后再去搞农村调查。他特别提出:“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 !”[42]用了两个“至要”、三个感叹号,可见对这篇“老文章”的极端重视。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也离开北京,一路南下亲自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并一路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道理。3月间,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前,印发了新找到的《调查工作》一文。毛泽东特别在印发前批示说:“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43]为强调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恳切地说:“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44]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对一篇“老文章”如此看重,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少见的。

(三) “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几十年过去了,时过境迁,革命战争年代所做的调查及其总结,是不是还适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情况? 对这一点,毛泽东还是极为审慎的,他说:“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看就是了。”[45]同时,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思想价值和现实作用极为看重、极为珍惜。

1961年3月23日,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为有利于大家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专门遂节详细解读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 印发时已改名为《关于调查工作》) 。

讲到第一节,毛泽东首先交待,这篇文章里面讲的一些问题是针对民主革命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同时也点明了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46]他从调查研究和思想路线高度,强调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讲到第二节,毛泽东解释了当时为什么要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重申:“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47]

讲到第三节,也就是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小标题的一节,毛泽东提示:“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48]

讲到第四节,毛泽东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的道理,现在依然适用:“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49]

讲到第五节,毛泽东解释了原文中所提的“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说明“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他批评一些人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50]

讲到第六节,毛泽东重申解决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51]

讲到第七节,毛泽东分别解释了几种常用的调查方法。特别强调从基层干部到最高领导人“都要亲身出马”,“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 “要自己当记录”,“假手于人是不行的”[52]

解读完每一节后,毛泽东结合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坚定地说:“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53]

在解读这篇文章时,毛泽东还为自己近些年来缺少调查研究承担了责任和过错,诚恳地说:“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会后他又在一封给领导干部的信中特别提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54]

我们极为少见到毛泽东对自己几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如此重视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如此详细的逐节解读,其重要性及其现实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谈到毛泽东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刘少奇在会议发言中重复了两个“最根本”:“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并强调说:“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毛主席的文章,提得非常尖锐:调查研究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的。”[55]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这篇文章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56]

自20 世纪60年代初起,在毛泽东的亲自倡导和带动下,以调查研究作为“做好工作”和“改进工作”的“最根本方法”,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得各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有了起色,走出了“大跃进”带来的困境。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凡是真正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到基层和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就能够取得胜利; 如果相反,我们就会犯错误、事业就遭受挫折。

一篇文章、一个概念,生命力如此之强大和久远,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干部作风产生如此长远和深厚的影响,对党和国家事业发挥如此大的推动作用,这在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产生的文章中是非常少见的。关键就在于,这篇文章的“中心点”是讲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核心和根本问题是阐述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深邃内涵和无穷魅力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7]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3期)



[①] 缪青:《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经过》,《党的文献》1993 年第3 期。

[②]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39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57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57 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47 页。

[⑥]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526 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52 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91-92 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9 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6 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1 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0 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1-112 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9 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5 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9-118 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67-268 页。

[18]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 年9 月30 日。

[19]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0 页。

[20]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4-15、17 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801 页。

[22] 1942 年3 月8 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的题词。见《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 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367 页。

[23]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89 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89 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827 页。

[26]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6-18 页。

[27]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5-16 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5 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1 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0-361 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8 页。

[32] 《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8 页。

[33]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1 页。

[34]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7 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48 页。

[36] 《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90 页。

[37] 《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6 页。

[38] 《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83 页。

[39] 《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90 页。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213-216 页。

[41]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524、526 页。

[42]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530 页。

[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438 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1 页。

[45]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6 页。

[46]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6 页。

[47]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7 页。

[48]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7 页。

[49]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8 页。

[50]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8 页。

[51]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60 页。

[52]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60 页。

[53]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61-262 页。

[54] 《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72 页。

[55]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418、420-421 页。

[5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225 页。

[57] 《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