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的特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问到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也经常被幽默化为哲学问题，体现着人们普遍对哲学的“熟知”。哲学家们通常也都会孤独地追问与此类似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那么，哲学家的“三个问题”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到底有什么区别？不同于常识与“科学”中的人们，哲学家何以成为哲学家？哲学为什么是哲学？对于大多数人甚至专门从事哲学的人来说，仍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不知而问”与“因知而思”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意味着“求知”在其本质上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而求知在人类具体的生存中就表现为对各种不同事物的发问，人们不同的发问方式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思维。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和哲学家的“三个问题”代表了人类最基本的两种思维，我们姑且将这两种思维称为“现象思维”和“本质思维”。这里的现象并不是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而是指人们感觉直观中的经验。

“现象思维”反映着人类求知活动中对未知事物的求解性发问。这种发问缘于对事物的“不知”，是一种“不知而问”，通常表现为对外在新事物的求解，在感觉经验的范围之中，理论上来讲属于科学的认知范畴，是科学研究的开始。波普尔“科学开始于问题”的认识澄明的就是这种人类思维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为人们对“不知道”的人和事的求解。“本质思维”反映着人类求知活动中对已知事物的反思性发问。这种发问缘于对事物“所知”的不满足，或者准确地说是不满意，是一种基于怀疑的“因知而思”。它通常表现为对“熟知”的反思，旨在通过对“熟知”的反思，超越“熟知”，达于“熟知”背后的“真知”，在理性思考的范围之内，属于形而上的思维范畴，体现着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哲学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如果说现象思维的对象本质上是经验直观中的“事物”，那么本质思维的对象本质上就是理性直观中的“思想”。黑格尔的“熟知非真知”与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都表达着这一重要哲学观念。

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与哲学家的“三个问题”，看起来只是“你”与“我”的对象不同，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前者是因为对“你”的不知，而基于实际需要所提出的问题，其中并不包含怀疑和反思的维度，上升到科学的认知层面，则是基于人类求知的本性，针对“不知”事物所提出的问题。后者很明显并不是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而恰恰是基于对“我”的认知，但又不满足、不满意和怀疑这种认知，同样出于人类求知的本性，是在反思的意义上对“真知”的一种追问。因此，哲学家的“三个问题”的准确表述应该是“我到底是谁？”“我到底从哪里来？”“我到底要到哪里去？”从前提和本质上来讲，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是一种“不知而问”，而哲学家的“三个问题”则是“明知故问”，是一种“因知而思”。

“问必可知”与“问未可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从而在科学认知的认识论范畴中确定了人类求知的可能性意义，消解了不可知论对科学探索合法性的消解，确证了人类求知的前提合理性和实践现实性。在逻辑的世界图景中，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也是可以被呈现的，而且这种认识和呈现在一定条件下是明确的和统一的，所不同的只是已经被认识和尚未被认识的差别。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是有答案且是可以被正确回答的。

“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维特根斯坦的认识进一步确证了人们长久以来的哲学观念，对于哲学来说，它的世界并不都是逻辑的世界图景，也不都是可以呈现的，正因为如此，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最后，确立了“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的哲学态度，并在之后的十六年保持了哲学沉默。同样，怀疑论的观念也确证了哲学的这一本质，怀疑论认为，人类到底能不能认识世界是不确定的，人类认识的世界到底是不是世界本身是不确定的，谁到底认识了世界也是不确定的。人类的认知就像在黑暗中射箭一样，能不能射中目标、射没射中目标、谁射中了目标等都是无法确定的。当然与维特根斯坦不同，怀疑论不仅把这一观念应用于非逻辑的世界，而且也贯彻到了逻辑的世界当中。由此看来，超越科学认知的范畴，人类认知的世界图景不仅有逻辑的世界，而且还有非逻辑的世界，逻辑的世界是可知的和可呈现可言说的，而非逻辑的世界则是不可知的和不可呈现不可言说的，至少不是明确可知的和有确定性的呈现与言说。这就是为什么与自然科学的提问可以得到明确而确定的回答不同，哲学的提问通常得不到明确的回答，或者准确地说得不到统一的确定的回答，而不确定性也正是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魅力所在。

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在可认知的范围内，可以得到明确而确定的回答，与自然科学的问题一样，是对可言说事物的呈现，如果不是对回答有疑问，就不会再继续追问，问题也就会变成旧的问题而成为过去，在人类认知中属于“问必可知”的问题，因其能够得到最终的回答而不会成为人类思维的诱惑。哲学家的“三个问题”则不同，是对不可言说事物的呈现，因此也就得不到明确的确定的回答，或者说得不到确定的统一的回答，人们的回答总是千差万别、各异其是，并且在人类认知的范畴中是得不到最终答案的，属于“问未可知”的问题。所以哲学家的“三个问题”作为人类认知的“斯芬克斯之谜”，就永远在人类思维的途中恒久地诱惑和折磨着人类的思维。

“问有可证”与“问未可证”

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所确立的近代经验论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孔德所确立的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开创性流派实证主义强调，实证哲学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经验、实证、实践等是近代以来人类认知的典型征候，它奠定了现代意义科学的基础。孔德甚至认为这是人类理智进入了成熟阶段。而这一切都源于人们关于人类认知的“可证性”前提。

事实上，在人类认知的全部图景中，并不是所有认知都具有“可证性”的，无论是确证还是否证，都不能全部涵盖人类所有的认知，也不能满足人类理性的全部本能，因为人类的理性不会只停留在现象直观面前，而往往奔涌着达于理性直观的冲动，在科学的世界之外还有众多非科学的世界。孔德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理智的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理智经历了“神学阶段”，人类用想象力探求万物本原、寻找最终原因——“形而上学阶段”，人类用抽象的逻辑推理和空洞的思辨追寻现象背后的本质，获取绝对知识——“实证阶段”，也是人类理智成熟的最高阶段，人类依靠观察和理性去说明解释现象，发现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规律。虽然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发现了实证主义的困难，认为单个观察事实并不能证实任何普遍的科学陈述，提出了证伪的科学原则，并坚持了猜测—反驳的方法，但同样没有消解经验现象背后的理性直观世界，也没有消解人类理智中想象与思辨的合法性，没有消解人类认知的“不可证性”构成。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关于“传统形而上学命题，都是在真的或假的以外的无意义的命题”的断言，最终也没有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甚至爱因斯坦在谈到相对论时也指出：“相对论不过是通向更严密可靠理论的中间环节，一旦使用更加先进准确的方案对之进行检测，总能得到两种结果——确证与否证。”但人类理智的发展及其存在说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不是只有确证与否证，在此之外还有超越经验、实证和实践的“不可证”，那里是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王国。

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在可证的范围内，属于“问有可证”的问题，因此也就有确定的结果，也能够被确证与否证，有真与假、对与错、是与非等本质差别，也能被证实是“真的”或者“假的”。哲学家的“三个问题”则不同，往往超越了可经验的现象，超越了可实践的现实，通常在“不可证”的范畴中，属于“问未可证”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哲学家的形而上学问题是没有终结的，也没有科学意义上的真与假、对与错、是与非，不在实践的范围内，也很难被证实与证伪。当然，无休止的争吵与辩论、对话与交流、沉思与笨想就成了哲学最常见的存在方式，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批判性反思则是哲学思维的基本逻辑，“哲学就是哲学史”包含了哲学学习与研究最重要的方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