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关系未来走向

［编者按］ 2020 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给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世界疫情的防控不仅需要每个国家的努力，更需要全人类同舟共济。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国际政治经济走向将发生何种转变？ 世界各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如何？ 我们从中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将对国际格局、国际合作和全球化产生哪些影响？ 经过此次疫情，世界各国能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更进一步？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本刊特邀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与病毒不断斗争的历史。欧洲黑死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西班牙大流感都曾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全世界多点爆发，这场疫情有可能对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产生何种影响呢？

●首先，我想对当前的形势做一个我自己的、未必是成熟的研判。我觉得国内现在对疫情的看法多半比较偏乐观，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通过和国外一些朋友的交流，加上这些天也看了一些国际组织、国外智库的分析，我觉得国际形势比我们国内普遍想的要严重。未来局势的发展有最好、中间和最坏三种可能性。

比较好的，根据我们国内现在看到或者估计的，大多数人认为疫情即便不是很快，但是也终究将会在今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点结束。然后经济逐渐开始报复性反弹，最后重归原来的轨道。我觉得这个判断主要是根据国内早先两个月抗击疫情的形势作出的，中国确实在较快时间内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但是国际上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中间的可能性更大，疫情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死亡人数可能也会更多。4 月1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表示: “在过去的五周中，我们见证了新增确诊病例呈指数级的增长。在过去一周中，死亡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将见证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升至100 万，并有5 万人死亡。”[①]截至北京时间6 月1 日16 时，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615万，死亡人数超过37 万。这一死亡人数已经相当于一场中小规模的战争，经济上的损失更难估计。这种预估仍是对疫情发展中间可能性的估计，但是还有最坏的结果。

最坏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真正见证到，在发达国家、新型大国疫情得到缓解的同时，在大多数地区出现大范围的死亡、饥荒、失业，然后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动荡、骚乱、战乱、难民潮和政权更迭。现在，我觉得这一种可能性在增大。人们现在主要关注中日韩、欧洲和美国的疫情，但是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大国，只是很小一部分。在大多数地区，比方说非洲、中东、拉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可能出现更大范围的死亡。因为很多地方尚没有足够的检测和治疗手段。按照国际传染病的一般规律，可能会出现比较大规模的人群感染和一小部分人群的死亡，但随之而来更严重的则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经济的衰退可能会导致工厂失去订单，很多公司、厂家、商店尤其是小商户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的生计会出现问题，进而出现抢劫、暴动、骚乱，政府一旦失控便可能采取一些镇压措施。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目前没法预期的可能性。疫情的发展可能要比当前的形势严峻数倍甚至数十倍，这可能是继一个世纪以前的大流感之后，死亡人数最多、传染范围更广的一场全球流行传染病。但是，在全球经济相互连通、世界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它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在向一些国家提供初步的医疗卫生援助的同时，我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粮荒、经济衰退、大范围暴乱和难民潮等情况要提前做出预判和准备。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大疫情，也可能是大衰退或大骚乱。因此，我们在谈国际格局、谈大国作用、谈全球化之前要先对总的形势做好上中下三种不同的思想准备。往好处着想，往最坏处做准备，这样的话才能应对不同的形势。

▲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全球公共卫生大危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百年大变局的一种映射。相关变量和趋势苗头早已显现，疫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并更加显在性地呈现出了这种“大变局”。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法国百年未遇的公共卫生危机;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疫情是德国二战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历史证明，貌似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往往伴随和昭示着百年大变局的必然性。大国兴衰的肇因常常是大规模战争或危机，大国借由契机完成权力的重组、国际影响力和道义合法性的重构。当前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又可能对国际格局产生何种影响呢？

●从全球化，从历史、人类文明发展和国际格局角度来看，我觉得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Schumpeter) 的观点特别有启发。他说，历史的演进往往不是一个平滑的曲线，不是一个没有呈现波段性的发展，相反它呈现为一种“创造性毁灭”“创造性破坏”，通过各种重大的打击，淘汰掉一些落后的产能、产品或者产业，一些落后的体制、手段，然后又缔造出新的产业结构，包括产品和制度。历史上，特别是进入现代化、工业化社会以来，这种创造性破坏、大浪淘沙的过程，多次重现。往往一个大的危机之后，就会看到一批国家倒下，一些貌似巨人的曾经很出众的国家黯然失色。而一些在危机中抓住了商机，或者捕捉到了前沿信息、前沿手段、前沿领域的国家又脱颖而出，开始成为地区乃至于全球的领导者。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全球化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现在常讲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但全球化本身是有周期性的，它有的时候是比较快地、比较顺利地往前走的，不管是就业、经济增长、贸易指数，还是个人的收入等，看上去都是高歌猛进的。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中间，全球化又酝酿着新的周期。例如，有的产能过剩了，有的技术过时了，有的劳动力自身技能跟不上了，这时候就开始酝酿出一些产品的过剩、产业结构的老化，或者说某些体制机制的不适应，就开始出现危机。然后一个大的问题出来以后，例如，战乱、传染病或者一个地区政治上的动荡，造成了连带效应，带来了蝴蝶冲击波，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形势———衰退、下降。全球化周期性的起落一直是存在的，而且现在技术、信息的穿透力越来越强，周期越来越快，科学家研制的手段、沟通的渠道越来越多，越是在这一过程中间，这种张力就越是显著。显得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所以，现在全球化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一些掌握了新的技术，在危机中间能够找到机会的国家或者是产业、人群从中获利，能够在大浪淘沙之后崛起; 另一方面，也使那些相对比较落后且手段比较贫乏的地区、国家和人群出现大面积灾害，出现较大问题。

▲为应对这次疫情，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这实际上也是一场“大考”，既是对各国综合国力、治理和应变能力的综合考量，又是对各国纠错能力的测试。您怎么评价世界各国在这次抗击疫情当中的表现？

●对于全球应对疫情的评估可以采取不同的尺度。其中一种尺度，倾向于对所谓“强力国家”或者强政府和所谓弱政府进行比较，或者说对东方和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较。在纪律性比较高、集体意识比较强、政府比较有力的地方，例如，新加坡、韩国、中国、日本，显然这些所谓的东方国家动员能力比较强，它们的治理效率比较高，处理危机很快，能集中资源，在短时期内采取了强力的物理隔绝手段，包括必要的“封城”“封国”等一些强制性的手段能很快到位。而一些西方国家，比方说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一向比较浪漫、比较散漫，政府更迭比较多、治理能力相对较差、掌握的资源比较少，在这些地方疫情扩散就比较快，后果比较严重。而且政府的很多措施，不管是“封城”也好，或者是颁布“居家令”也好，看上去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是现在人们分析当前情况时常用的一个尺度——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的人讲中国比较重视家庭、重视老人、重视集体，强调个人服从整体或者是少数服从大局，西方国家刚好相反。对这一解释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不要把它绝对化，变成单一的尺度。

我们还看到很多不同的现象，比方说同样是在西方，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这次很明显就控制得比较有效。德国现在号称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虽然在4 月底德国的感染人数也超过了15 万，但是死亡率是非常低的。那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能够解释的了，这也和所在国家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民守法自保意识等因素有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样是在东方、在亚洲，如印度、印尼、孟加拉这些地方，现在危险正在蔓延。因此，还需要考虑其他的评估尺度，比如刚才说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的效力、社区的管理体系等。

第三个评估尺度就是领导人的国际视野和领导力。同样是大国，有的国家很明显采取了多边的、合作的、协调的方式，也有的大国虽然有很多的资源，但是采取了孤立主义的、以邻为壑的、推卸责任的态度。

所以，当我们在进行国际比较特别是大国比较时，我们应当更加细致地采取多视角的、多元的方法，一定要避免用简单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或者东西方差异进行单一的解释，这些因素确实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最终作用是多种力的一个合力，而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前任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和耶鲁大学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拉什·多西( Ｒush Doshi) ，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抗击新冠病毒可能会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70 年靠的不仅仅是财富和实力，更是其绝无仅有的三大法宝———国内有条不紊和卓有成效的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及引领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意愿。文章指出，美国正在经历对自己的“三大优势”的又一次考核，目前的成绩是不及格。如果说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大英帝国的无能为力并使其丢失了超级大国的资格，这次抗疫或许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您是否认同这一看法？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历史上看，在过去几百年间，美国也是在重大的危机、挑战中逐渐构筑它现在的地位的。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以后，既有重大的成功和经验，也有重大的失败和教训。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在观察国际格局和各国抗疫表现时，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点，当下在评估各大国表现时对美国的研判可能是最重要的。

首先，我想说美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包括美国现任政府上台以后的国际表现应该打低分。在这次疫情中，美国可以说遭遇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情报失败。有人说，这次比“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时，美国中情局和五角大楼出现的信息盲点还要严重，因为它对全球的信息研判基本上没有发出预警。而且一开始很多美国人甚至认为疫情不可能蔓延。政客不作为是这次应对疫情不力的原因之一，但也说明了最近这些年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尽管很强大，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看到历史上美国充当世界超级大国以后，提供了很多国际公共产品和领先产品，不管是制度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器物的。从电灯泡到航母、原子弹，到各种药品，再到各种各样的硅谷创新，美国人都是遥遥领先的。但是跟过去不同，现在，包括在疫苗的研制方面，美国虽然在抓紧，但是至多算是第一梯队，中国和德国在疫情的应对、疫苗的研发、信息的传递方面做得不错，相比之下美国表现很糟。

还有，现在的美国在国际领导力、国际协调、多边的应对方面基本上是一个“跛脚鸭”，不是领导者，而是拖后腿者。在国际社会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美国却依然拖欠甚至暂停缴纳世界卫生组织会费并计划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拨款。在国内也是这样，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科研、教育、医疗、福利方面都是大幅削减投入。这任政府此前最大的成就是在股市，此外在和其他国家的经贸谈判中讨价还价美国确实有一手，但是总体来说，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国际形象都是在减弱的。在这次重大疫情扩散中，美国完全没有协调力，没有公共产品，跟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说格格不入。甚至在联合国层面，在美国不断拖欠会费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总部的秘书处这次反过来还专门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些口罩。[②]美国从援助者变成被援助者，这一点是很讽刺的。

但是，我又不太赞成现在国内外很多批评者的观点，认为现在就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从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表现，从一战以后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主导国家的历史来看，美国这个民族有一种特殊性。美国在政治上如果犯了错误，可能带来重大的灾难，但是当一个重大的挑战或者危机最终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潜力的时候，它又能够化险为夷，从危机中取胜。例如，在一战后期，美国开始是置身事外的，但是威尔逊总统后来提出了“十四点原则”，推动建立国联，倡导所谓弱小民族的自治，美国开始逐渐从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大国变成了一个具备软实力的大国。二战前后也是如此。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后国内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后来不仅在击败日本、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且在研发核武器、创建联合国、实施马歇尔计划中，都体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强烈的主导意识，极大地扭转了自身的局势。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曾经一度看上去是攻势迅猛，在发射卫星、生产钢铁和潜艇方面都超过了美国。美国人当时惊呼美国有可能被苏联击败，但是从肯尼迪到后来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的阿波罗登月等，它又激发出极大的潜力。美国是很奇怪的，它犯的错误大，但动员起来的力量也大。越战也好，“9·11”也好，就是美国犯的非常大的错误，或者说是战略失败。越战让美国深陷泥潭，而且造成了心理上的越战后遗症。“9·11”以后，布什主义一度把在中东的反恐，把到处围剿反美政权作为它的头等大事，使得美国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泥潭。但是，是不是说这些灾难就让美国陷进去，一直无法自拔呢？ 并不是，我们看到最终它又挺过来了。

现在我注意到美国社会、地方政府、智库和一些公司又开始自发地动员起来。所以，下一阶段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在疫苗研发中，在协调盟国中，美国扮演的角色还有待观察。美国的《国防工业生产法》利用起来以后，解决危机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虽然这一次美国可能是遭遇了“9·11”以后，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规模的死亡，但是美国是否会因为这样就衰落下去呢，我觉得还要再看一看，不要轻易下结论。

▲在此轮疫情中，中国最先陷入危险境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以举国之力、付出巨大代价，率先迎来转机，在基本控制住国内疫情的基础上向国际社会伸出援手。不少国际舆论指出，抗疫成果凸显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而与此同时，国际舆论上也出现了一些指责甚至“污名化”中国的声音。您怎么看待中国本次应对疫情的表现呢？

●我觉得当前的疫情以及抗疫的进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中国这次确实有重大的贡献、重大的利好、重大的成就，但是也有一些潜在的缺失、挑战、盲区和隐患。

从中国作出的贡献，从形势利好的情况来说，我们现在看上去在大浪淘沙，在“创造性毁灭”这样一个新的关口，中国确实似乎处在第一梯队，似乎是一个乘势而上的大国。我们不仅在很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湖北武汉的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使疫情扩散迅速得到了控制，在全国范围动员了四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还调集了全国上下各种经济、财政资源帮助湖北，显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而且现在总体而言，不光疫情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而且社会、经济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从对外举措来看，中国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 截至4 月7 日，中国已与全球180 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 向世卫组织提供2000 万美元捐款; 向120 多个国家和4 个国际组织提供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等物资援助，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坦、委内瑞拉、老挝等国派遣医疗专家组……[③]4 月下旬，中国又向世卫组织追加3000 万美元捐款用于抗疫。中国解决了本国内部问题以后，开始向国际上一些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未来我估计还有更多的这种需求，涉及粮食和其他的基本需求，随着全球范围的危机加剧，中国还会量力而行地提供援助。总体来看，中国采取了一个多边主义的、国际协调的立场，所以很多人说，相较于美国的乏力、无所作为甚至是单边主义，中国扮演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角色。由此来判断，中国可能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国际格局变化中占据潮头。我现在不敢这么肯定，但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抗疫外交、跟抗疫相关的国际合作确实取得了不错的进步。

但是从大的全球格局来看，我们更加要小心谨慎。我们要看到，当前外部已经有一种越来越偏颇的、倾向于固化的错误认识。现在国外不要说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亚非拉国家确实有个别人认为“病毒的源头是中国”，这并不是科学的判断。虽然像是《科学》等杂志有文章指出病毒的源头可能不是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它是一种自然的、不断衍生的病毒，经过好多代，最后因一个偶然原因在这儿爆发，[④]但是许多人并不管具体的科学研究，他们觉得“病毒就是从武汉爆发的”，疫情开始从中国向东亚其他地区扩散，然后从东亚向世界扩散。这种归咎于中国或者归咎于东亚的情绪和不满，被一些自己管理不好、治理不当又需要有一些宣泄口的政客所利用。在未来一段时期，这种相当普遍地蔓延开来的“中国责任论”“中国是危机源头”的说法不论是对我们的抗疫外交，还是对抗疫外交之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形象以及我们作出的国际贡献都有相当大的负面作用。

▲我们在未来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我们现有体制既有重大的优点、优势，也有一些不足。如在举办奥运会等重大活动和应对如地震、疫情甚至战争等危机的时候，相对比较集中、高度统一的体制通常能够在短时期内展示出强大的动员力或者说优势。但是，如果进入到一个中长期和平发展、常态发展的时期，就不能单纯看动员能力了，而要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公民个体，包括中小微企业，包括不同的层级、单元，要看它们积极性的释放如何。

西方一些国家现在由于个人主义优先，平常比较散漫，都是各自为战，所以显得手忙脚乱，不得不去动用军队或者动用联邦的资源，看上去总是慢半拍，损失严重。但是，一旦度过了眼前的困境，进入到一个长期的相对比较平静的、和平的时期以后，它们的个人积极性、企业的创造性、市场的“吃螃蟹效应”，可能又成为一种优势。越是在这种紧要关头，我们越需要比较冷静地思考，充分看到我们的长处，也要清醒意识到我们的不足。例如，这次我们前期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地方一级怎样及时、有效地去释放信息，保证公众的知情权，使得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得到更好的落实，是需要反思的。现在不是我们所有做法都要常态化，有些是要有退出机制的，在经过特殊的危机之后，有一些是有优势的，长期要保留，要继续; 有一些属于临时性手段，要有适时审视和退出机制。

现在的国际情势既是一场抗疫外交或者大国博弈的“大考”，也是对我们自身的体制、产业、能力和技术升级换代的一个“大考”。它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应对，而是看中国能不能实现跨越式的进步。前些年，中国主要是靠规模，靠体量，靠庞大的市场潜能，靠广大的农村人口红利，靠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变，靠从一个封闭经济体向国际化转变过程中释放的巨大的潜能和红利，来推动中国崛起的，相对而言比较粗放，技术含量不那么高。未来中国如果想要占据国际高地，能够真的引领新的国际格局，还要靠我们自身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没有大的创新，没有国内各种活力的释放，包括科技创新，包括我们的产业结构、产品，从比较粗放发展进入比较高品质的发展，包括对落后的产能、产品的淘汰和升级换代，没有这样一整套东西，中国想要引领风气之先，或者实现世界百年格局变迁，作为新的领先者，只能是一个空话。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期，中国取得了重大成绩，国内保持了稳定，有效地阻截了疫情，在国际上开始施以援手，但推动全球防止疫情扩散的同时，一定要避免盲目自大。

▲面对世界百年格局变迁，中国应该采取怎样一种态度呢？

●当我们说百年格局变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种眼光，对于这个百年变局，千万不要认为它是始于中国，终于中国，认为中国崛起的这百年间世界上就出现大变局了，然后百年变局最终结果就是中国取代美国。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不讲很久远的过去，就看一看最近100年，世界上就出现过很多重大的危机，它们是连绵不绝的、周期性呈现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表现。我们确实可以说，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这500多年来，全球化呈现为一个逐渐加速的趋势，各国、各地区、各种人群之间的相互交流或者说相互依存在加强，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民族解放，一些中小国家获得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建立，大多数亚非拉国家获得新生、开始崛起; 然后再到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两极格局的终结，冷战的结束; 直到21 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经济上的快速崛起……这些都构成了这个百年格局不同的板块、不同的要素。我们要避免以下这种情况: 如果在一些重要媒体上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的话，我们的公众就可能会以为这个百年格局变迁就是中国在21 世纪崛起以后，在全球范围由中国来引导出现的，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突然间就乏力了，衰败了，然后面临危机了，再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到了21 世纪中叶，中国超越了美国以后成为世界顶级超级大国，这个百年格局就结束了，就意味着人类进入一个新的高点，世界格局从敌强我弱反转过来变成了非西方国家占据了领导地位。我觉得持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由于这次应对疫情我们相对成功，无形中加强了这种看法，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特有的做法可能会有一种全球性的辐射效应、传感效应、传导效应或者说示范效应，只要全世界各国、各地区向我们这个榜样学习，输入我们的经验和做法，包括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这个世界就会焕然一新。要避免这种宣传，避免这种狭隘的、偏颇的认识。

另一方面，我们的目光不能局限于短期应对疫情。现在我们主要靠强政府、靠有效的管理和动员，使得国内疫情势头得到有力的遏制，开始调动我们的资源对外援助了。但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在技术突破方面做得怎么样？ 现在很难说。经历这种“破坏性毁灭”或者说是历史性的大浪淘沙，一定是要有技术上的突破的。例如，像一战、二战，像20 世纪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都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技术突破，比如海上航行技术的突破，原子武器的突破，石油危机以后新材料、新产业的突破，然后使得掌握这些突破性技术的国家或者地区开始领风气之先。因此，下一步还要看我们的研发水平怎么样，狭义上是在医疗领域，如疫苗的研发，广义上就是后危机时代，在全球经济、贸易、金融，包括国际组织中话语权、领导力和很多新的制度安排的创新方面。例如，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世界卫生组织的地位再审视和重塑，还有很多多边机制的调整，在这些过程中，中国是— 9 —本期聚焦否能够积极引导、积极发力、积极策划和重构？ 还是只能随波逐流，没有大的能力和作为去改变它。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可能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过后就会看到，这不过就是一个大的危机和震荡，并没有带来中国的异军突起，带来中国领导力、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公信力的领先。

从疫情的应对来看国际格局的变迁以及大国的角色和应对，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分析是不一样的。我在近几年讲“仁智大国”的时候，特别强调内外要联动，要相互激励。一个有强大向心力的、能够提供好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不光是靠外交官的智慧、手段或者博弈，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体制本身的坚韧、有效、开放、灵活，要取决于国内的社会进步、经济开放、科技创新。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角色、在国际格局变迁中的这种动能，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我们的抗疫外交、我们的外交官、我们的国际协调行动，也取决于我们自身对问题和不足的反思和改进，取决于国内的进步和发展。真正从长远来看，怎么实现卓有成效的、可持续的国内治理和对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制度的供应和再造，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是悬而未决的，还远没有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个比较冷静的态度，保持一个虚心去学习、去观察、去考量的心态会比较好，要戒骄戒躁，遇到任何质疑或者不同意见的时候也要冷静应对。

▲全球化是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突出特点，与人类的共同价值一脉相连。近年来，虽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有抬头之势，多数国家依然相信全球化和加强国际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加强全球治理的最好途径。然而这次疫情初期一些国家采取了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做法，您认为这将对全球化和国家间合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因为目前仍处在“撞击反射”阶段，各国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阻断国际传播和防止外来疫情的输入上，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对于国际协调，自然做得不太够，出现了一些以邻为壑、相互封闭的现象。但是我相信从中长期来看，经过一段时期以后，随着危机的蔓延或者是危机下一阶段的出现，这些大国领袖就会意识到，病毒是无国界的，病毒的传染不是简单靠物理上的隔绝就能阻断的，最后还是需要靠协调、靠信息的交流、靠疫苗出现以后的分享、靠全球性的合作。而这个过程中谁做得更快、做得更好，谁就有可能占据潮头，引领下一轮的全球发展进程。例如，在欧洲，德国这次就做得比较稳妥，不仅本国的死亡率比较低，研发还比较快，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已经开始着手协调。我的看法是，德国现在稳定了自己以后，开始要协调欧洲，援助一些邻国了。这就跟那些手忙脚乱并且顽固地以邻为壑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的实力远远超出德国，但是美国现在还是忙于“打隔断”，政客之间相互争吵，联邦和州之间相互拉扯，现任美国政府完全没有在国际上发挥公共产品供应者、国际合作协调者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撞击反射”阶段过后，就能够显示出各国的差距，显示出各国在全球治理、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全球格局重塑中的位置。

哪怕很小的国家，比如说像以色列，它的死亡率很低，研发速度据说也在加快，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新研发的技术出来———就像在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在一些军事技术上获得突破，最后使得它在后来几十年的全球军事武器、信息技术和金融领域占据高点一样———它就有可能继续成为中东乃至于整个世界上一个比较领先的角色。这跟国家的规模、人口、幅员、自然资源等不是成正比的。例如，沙特的石油很多，很有钱，但是它在这方面却没有作为。未来一段时期，主要考验各国的治理能力，各国在内部防疫、维持社会稳定、恢复经济中的表现以及在国际上提供公共产品、提供示范作用的能力，这两重行为将决定未来若干年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现在可能相对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没有并行者，甚至不是没有潜在的超越者。在某些技术、某些领域、某些重要的国际制度设计方面，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进行更多的思考。

▲这场前所未有的“战疫”，为中国提供了一次展示综合实力和外交理念的窗口期。中国的综合实力和治理举措经受住了疫情的大考，同时还对外提供有形的物资援助并与其他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分享新冠病毒及疫苗研发相关信息等全球期盼的公共产品。中国与亚非欧多国开展了积极的“抗疫外交”，用实际行动维护互惠互利的全球化理念、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在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非常好，最近几年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在各种场合，尤其是在联合国、在其他国际组织和多边的会议上一直强调，这一概念也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提出一个好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吸引更多的受众，获得更高的接受度。但是，仅仅有一个概念是不够的，而应当构建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上面有概念来引导，即中国要成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参与者、引领者。但是做法上需要多管齐下，是要各个方面去具体落实推进的。例如，在应对疫情过程中，除了政府提供一些医疗物资，提供一些医疗咨询之外，社会现在也开始行动起来，在一些民间志愿者中涌现出了很多感人事迹，这也很重要。这次疫情中，马云、姚明等以个人的名义捐款捐物或献血，让其他国家和地区看到中国民间人士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它们会觉得中国人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有人情味，更有包容性。

中国的抗疫外交要避免“救世主”的心态，不要把我们看成好像是“世界末日”的拯救者。我们基于同情心和商务原则进行国际援助，对外国人有利，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大家同舟共济。除了疫情应对之外，未来全世界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如动乱、粮荒等。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不靠国际协调，只靠单打独斗是控制不住的。除了一对一的援助之外，也要考虑多边协调的救助。例如，为了应对埃博拉病毒传播，美国充当了某种多边协调者、组织者的角色，而且积极与世卫组织合作。中国当时也作出很多贡献，提供了七亿多人民币的医疗物资，包括军队医疗队的援助。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并不是国际医疗或者是防治埃博拉疫情总体协调行动的领导者、协调者，而主要是双边的援助者或者物资的提供者。这次情况不太一样了，中国面临更大的压力、更多的期待与机遇。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也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那么在政治、安全、社会、科教文卫各个领域，包括下一阶段国际疫苗的研发、信息交流方面，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推进、更多的做法、更多的尝试。不仅是当下这次应对疫情，未来我们还会面对很多重大的国际挑战，例如如何重新活跃国际金融、重振国际贸易。我们要学会充分运用国际多边机制，如联合国安理会、G20，还有很多区域性国际组织，要尽量去发声，尽量去加强协调，不要单打独斗，不要指望以一己之力就能够拯救全球，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善于倾听，善于学习，去掌握一些过去未能掌握的本领，提出一些国际上多数国家能够接受的动议，更好地调动全球性资源。其实历史上很多重大国际决议形成过程中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新加坡在早期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就很有智慧，非常善于去同其他国家协调，不管是拉美的一些中小国家，还是其他的一些小岛国等，甚至包括大国。再比如，瑞士的很多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包括像达沃斯论坛，在全球经济金融活动中，经常是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些我们都要细心揣摩、比较、借鉴。总而言之，在未来新一轮的多边机制的重构过程中，在国际组织的活跃化和效能化的启动上，中国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不要把这次抗疫看成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行动，而要看成是一个广义上中国参与世界，深入参与国际协调的一个长期的进程。

（作者单位：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瑾，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年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0 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