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部最新代表作
——评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
斋藤幸平（Kohei Saito）在德国洪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在参与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过程中，斋藤幸平发现了马克思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的大量相关科学资料，继而发表了《马克思的生态笔记》等系列文章。2015年，斋藤幸平在德国出版了其博士论文《自然反对资本：马克思的生态学——未竟的资本主义批判》（Natur gegen Kapital：Marx kologie in seiner unvollendeten Kritik des Kapitalismus）。2017年，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斋藤幸平在美国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然与未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英文版。2018年，该书获得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题的“多伊彻纪念奖”（Deutscher Memorial Prize）。2019年，该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目前，《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已经成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一、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理论关系。
第一阶段，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环境公害事件的频频发生催生了世界性的生态环境运动。第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繁荣和环境灾害同时存在的现象，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补充或修正。他们尝试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故而正式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以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的两部著作《自然的控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1972）和《满足的限度》（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1976）的正式出版为标志。同时，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霍华德·帕森斯（Howard L.Parsons）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1977）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索。
第二阶段，建立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滞胀危机促使第二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构建双重危机理论，即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经济危机，同时也存在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导致了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又蕴含着更大的经济危机。在这一理论中，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1997）最具代表性。同时，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在《经济理性批判》（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1988）中也开始反思经济理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德国学者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则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Marxism and Ecology，1991）中开始尝试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第三阶段，建构马克思的生态学。
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第三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系统地建构马克思的生态学，试图揭露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其中，以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的《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绿视角》（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1999）、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和《生态革命》（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2009）以及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四部巨作为代表性著作。在《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中，斋藤幸平总结了21世纪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以MEGA2中的自然科学笔记为基础，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阐述了构建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试图从政治经济学入手探索生态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二、马克思的生态学何以成立
对于马克思是否具有生态思想以及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否具有系统性、是否有助于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等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持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最新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从逻辑上阐释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马克思是否具有系统性的生态思想？第二，政治经济学如何与生态学相结合？第三，马克思的生态学何以成立？
首先，在“序言”部分，斋藤幸平简要回答了马克思具有生态思想、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具有系统性两个问题。
在国际学术界，大部分社科学者至今仍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普罗米修斯主义”或“过度的工业主义”，即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作为历史进步的无限动力，认为人类能够任意支配外部自然。但是，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最终结果必然对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破坏。其实，第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繁荣与生态危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因此才尝试运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同时爆发，第二代和第三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又及时补充并纠正了第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处，构建出双重危机理论和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
斋藤幸平敏锐地发现了人们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产生误解的关键原因。他引用第三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伯克特的观点，从宏观层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具有的生态批判意义，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最有利于当今社会反思资本主义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在微观层面，斋藤幸平将福斯特提出的“新陈代谢断裂”（the metabolic rift）理论作为马克思系统性生态思想的关键节点。第二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无疑具有生态思想，但却缺少系统性，“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只具有“天启式”意蕴而无现实意义。斋藤幸平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通过“新陈代谢”概念有意识地与任何形式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划清了界限，并开始将生态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
今天，在生态帝国主义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和海洋生态学研究等众多领域，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思想已经贯穿其中，用以揭示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的微观机制。斋藤幸平特别将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改变一切：资本主义与气候》（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2014）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生态批判精神的重要证据，因为克莱恩将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生态危机直接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分析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时采用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方法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斋藤幸平在《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中通过“生态学与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生态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两个独立的部分，进一步论述了“政治经济学如何与生态学相结合”和“马克思的生态学何以成立”两个问题。
其次，在“第一部分：生态学与经济学”中，斋藤幸平创造性地将政治经济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
第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帕森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中写道：在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创造“生态学”概念之前，马克思已经洞悉了生态学方法。确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异化理论的核心主题加以研究，并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融合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
但是，斋藤幸平认为，马克思并非一开始就必然具有生态学思想，相反，他的理论有时确实具有唯生产力主义的特征。不过，马克思后来发现了其早期方案的不足之处，即只以哲学思想反抗异化现实。因此，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新陈代谢”概念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环境的退化作为资本主义矛盾的表现形式来批判。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首次使用了“新陈代谢”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更加详细地说明和运用了这一概念。“新陈代谢”概念不仅使马克思能够理解人类生产超越历史的自然条件，而且使他得以研究现代生产制度和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自然条件的历史性转变。斋藤幸平将“价值”和“物化”作为两个关键范畴，将“新陈代谢”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关键纽带，阐明了马克思的生态批判在整个《资本论》体系中的系统性特征。
简而言之，马克思以“物化”这一经济范畴为中介，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如何利用自然来满足资本积累最大化的需求，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对普遍存在的各种新陈代谢关系的扭曲如何必然导致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斋藤幸平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将政治经济学与生态学融合在一起，从而有助于正确理解各种“经济形态”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分析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最后，在“第二部分：‘马克思的生态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斋藤幸平提供了马克思研究生态问题的大量科学资料，使马克思的生态学最终成为可能。
虽然马克思的生态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与全球性生态危机之间的本质联系，但任何轻言马克思的生态学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结论都为时尚早。因为，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与生态学的科学融合，任何社会变革都有可能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在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后，马克思用了长达15年的最后岁月去研究各种自然科学，即使在违约的情况下也没有急于完成《资本论》的后续写作计划。原因何在？在参与编辑MEGA2的过程中，斋藤幸平发现了马克思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的大量科学资料，证实了这些科学资料与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有机联系，为进一步阐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生态学的科学融合提供了第一手材料。MEGA1并没有重视这些科学笔记，更没有发现这些笔记对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学的学术价值。斋藤幸平认为，正是这些科学笔记——斋藤幸平称之为“生态笔记”——揭示了生态问题在马克思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也正是这些科学笔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普罗米修斯主义”和“唯生产力主义”。
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就社会主义的未来空想出一幅乌托邦图景——生产力可以无限增长，人类可以自由地控制自然；相反，他清醒地认识到自然的限度，并将资本与自然之间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比如，在为地租理论做准备期间，马克思阅读了各种自然科学著作，其中尤斯图斯·冯·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农业化学》为他批判李嘉图的“收益递减规律”提供了科学基础。
马克思共留下大约250多本笔记，其中三分之一是在最后15年所做的记录，而且半数属于自然科学笔记，涉及生物、化学、地理、地质、土壤、矿物、农学、畜牧、林业等众多学科。生态学属于一门综合科学，基本上可以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文学等人类所有知识领域。当然，生态学首先是一门自然科学，马克思的众多科学笔记正是他试图创建马克思的生态学的见证。
从地租理论开始，在借助李比希的农业化学理论批判李嘉图的“收益递减规律”时，马克思发现李比希的土壤枯竭理论有可能与马尔萨斯人口论合流，于是，他又根据卡尔·弗腊斯（Karl Fraas）的冲积土理论批判土壤枯竭理论的缺陷。马克思不仅发现了森林的生长周期无法满足缩短资本周期的需求，而且预见了森林消失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他认为，长途贸易将土地养分运往大城市，而大城市消耗养分所产生的废弃物无法回归土地，这就不仅造成了城乡对立，而且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始将有意识地、可持续地控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
三、斋藤幸平新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以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中，无论是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1993）中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在《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2000）中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均由于缺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更多地流于各种生态运动形式，难以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的合作者和同谋者。而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既汲取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同时也汲取了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积极成果，提出了通过马克思的生态学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从而将传统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民主社会主义导向科学社会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在《论人类的生存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1978）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概念，并将其正式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美国能源学家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在《生态民主》（Ecological Democracy，1995）和《生态文明：2140》（Eco Civilization 2140，2006）两部著作中进一步设想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的各种途径和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重新规划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就不可能彻底实现生态文明。因此，正如《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的副标题 “资本、自然与未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将“生产——消费——废弃”的单向生产和消费模式改造成“生产——消费——废弃——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缓和并克服“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固有矛盾，“政治经济学”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独立地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得以确立，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恶性生态环境事件得到遏制，生态文明建设初见成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等生态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一大背景下，阅读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将别有一番风味。
［刘仁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来源：《信息资料参考》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