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在中央妇委的日子

作者:钟桂松    发布时间:2020-09-22    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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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秋(1904—1968),浙江桐乡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从事妇女运动。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不久后和丈夫沈泽民一起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其后任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随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江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在西路军中,张琴秋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西路军失败后,张琴秋在祁连山一带被马家军俘虏,在战友掩护下,她隐姓埋名,坚持斗争,后身份暴露,被押解到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后在周恩来的交涉下,张琴秋回到延安。在延安,张琴秋先后在安吴堡青年训练班、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三所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延安大学成立以后,1941年9月,张琴秋奉命到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此时,王明不再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由蔡畅担任书记。蔡畅对张琴秋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有许多工作需要你们这些有丰富妇女工作经验的同志来帮助我做……我对这次中央确定的新的妇委组成人员名单很满意,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能切切实实地为中国妇女做点有益的事。”

张琴秋刚到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第一个任务就是和西北局一起组织妇委机关同志下基层搞调研。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织了十多人的妇女生活调查团,毛泽东为调查团成员作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蔡畅亲自部署,张琴秋负责具体联系的任务。妇委干部王云回忆说:“在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中,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启示。琴秋同志从开始到结束,都给了我们很多具体帮助。当我们对这次调查工作的意义体会不深时,她及时指出:‘这是学会做党的群众工作的基本功锻炼。你们大都是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只凭热情是不够的,必须了解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只坐在高级机关是学不会做妇女群众工作的。’又说:‘满足于对中央指示的一知半解,不与群众的要求结合起来,不深知群众在想什么,要求什么,就不知有针对性地切实地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这些道理明白后,我们更自觉地努力接受这次教育学习实践。”后来,当调查团在农村工作中碰到难题时,张琴秋又及时给以指导,让这些来自城市的年轻干部受到深刻教育。

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边区军民的吃饭穿衣都成为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毛泽东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妇女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组织和发动妇女投入大生产运动,是义不容辞责任。蔡畅把这个任务交给张琴秋、区梦觉等人去研究组织。

张琴秋发挥她善于调查研究的作风,深入基层,及时总结经验、挖掘典型。张琴秋从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那里了解到延安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组织妇女参加大生产的经历:延安南区柳林二乡的农村妇女之前没有纺纱织布的习惯,合作社主任刘建章在走村串户调查了解过程中发现南庄河村农民李国泰的妻子会纺织,就让李国泰穿着妻子纺织的衣服到处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全村38户农民家里的妇女都陆陆续续到李国泰妻子那里学习纺织。妇女学到了纺织技术,增加了家里收入,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琴秋及时帮助陕甘宁边区妇联总结了这个村的经验,召开会议推广这个村的做法,并且帮助她们办起纺织厂。妇女纺织赚了钱,家庭生活改善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和睦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同时,这些年轻妇女要和合作社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深深感到没有文化不行,妇女学习文化的热情也得到提高。

在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时,张琴秋在中央妇委领导下,一方面十分注意从基层发现和培养典型,推动妇女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得到经济上的解放,让农村妇女学文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十分注意从制度上研究建立妇女解放的工作机制,制定一些切合延安妇女工作实际的方针政策。1942年,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张琴秋参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的酝酿、讨论、起草、修改的全过程。后来,这个文件在1943年2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被称为“四三决定”。“四三决定”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含了张琴秋的智慧和心血。

1945年6月20日,延安召开了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陕甘宁、晋察冀、山东、华中、华南、晋绥等各解放区的妇女代表40多人。大家积极为解放区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各种准备工作。筹备委员会最后选举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张琴秋、区梦觉、康若愚、罗琼、白茜、赵烽、孙文淑、孙以瑾、吴仲廉、田秀涓13人为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开始,延安的干部陆续撤退,此时张琴秋所在的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等中央机关也开始有步骤地撤离。中央妇委决定由张琴秋负责处理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在撤退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坚持到最后撤退。张琴秋细心周到的工作,让中央妇委的撤退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她还经常给大家做思想动员,增加大家的斗志。据王云回忆:“1946年秋后,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中央决定中央机关准备疏散,我和妇委的几位老大姐第一批撤退到瓦窑堡,决定琴秋同志留守。当坐上大车准备出发时,发现有位刚从国统区来的大姐带了一个延安砂锅,我很反感,觉得人家‘落后’,说‘这是什么时候了,文件都没法带,还带这些!’就想将砂锅丢下。琴秋同志为此很生气,当即批评我说:‘这点东西不碍事,你必须给带上,怎么能这样一律要求?你应该检讨你对统战工作的态度。’我没有料到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就向大姐承认了错误。这对我的教育是极深刻的。接着她勉励我说:‘你这次去任务很重,要负责几位老大姐的秘书工作,自己身体不好,又拖着孩子,你要耐心,注意克服任性的缺点。我相信你能很好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多么深情的教导啊!我含着热泪,告别了站在杨家岭沟口送别我们的琴秋大姐。”

随着形势的发展,1946年11月,中央决定蔡畅以中央委员和中央妇委书记的身份去东北解放区开辟新区的妇女工作,邓颖超作为中央妇委代理书记主持中央妇委工作。邓颖超对张琴秋是了解和信任的。此时张琴秋除了参加中共中央交给中央妇委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心任务以外,还要参加中央妇委的一些日常工作,为形势日益发展的全国妇女工作制定工作方针。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张琴秋受到了极大鼓舞,自己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尤其是当张琴秋听到刘邓大军已经解放了鄂豫皖大别山地区的消息时,心情格外激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张琴秋和沈泽民携手走进的第一个苏区,也是她的革命引路人、丈夫沈泽民长眠的地方。现在共产党又重新解放了这一片热土,张琴秋彻夜难眠。

经过慎重考虑,和苏井观商量以后,张琴秋毅然决然地向中央组织部和邓颖超提出申请,要求去大别山区从事地方工作。中共中央接受了她的申请,中央妇委还为张琴秋去大别山区工作开了欢送会。后来,邓颖超在中央妇委的一次会议上讲到张琴秋去大别山区工作时说:“从妇委讲,是需要琴秋同志的。她在妇委工作最久,工作的最多,而且受了委屈。我有条件地同意她去,出去要做妇女工作,三年后再回妇委。”后来,因为大别山区刚刚解放,许多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各方面条件还不具备开展妇女工作。中央组织部经过研究后决定张琴秋继续留在中央妇委工作。

继续留在中央妇委工作的张琴秋,依然和过去一样,满腔热情地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妇女如何在土地改革等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发挥作用?这是中央妇委要考虑的。为此,在邓颖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一班人通过学习和调研,向党中央提出今后妇女工作的方针以及目前妇女运动中心工作的意见建议。1947年9月26日,邓颖超、张琴秋、杨之华、康克清、张秀岩联名给党中央写了《妇女工作报告》。党中央非常重视妇女在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收到报告后不到十天,即1947年10月6日,就批复同意了她们的工作报告。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邓颖超、张琴秋等人又专门开了三天会,结合土地会议精神讨论妇女工作,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天的会议中,刘少奇、朱德也到会讲话,参加讨论。三天会议结束以后,邓颖超和张琴秋、杨之华、康克清、张秀岩五人,以张琴秋领衔,联名向党中央提出12条有关妇女工作的建议,如“在农民翻身运动中适时进行打破妇女封建束缚的斗争,在阶级的一致性与全体利益之下,力争妇女的解放与应得的权利”,“加强注意培养女干部”以及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等等。其中还提到中央妇委工作安排,提出仍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决定张琴秋、杨之华、康克清、张晓梅参加康生带领的土地改革工作团去冀中。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妇女界参加国际事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48年中央妇委推荐了13位代表,组成一个以蔡畅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出席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这13名代表是:蔡畅、张琴秋、区梦觉、李文宜、陆璀、丁玲、韩启民、乌兰、汤桂芬、蒋金涛、李蓝丁、张锡俦(翻译兼秘书)、吴青。

中共中央很重视这次国际民主妇联代表大会,张琴秋、丁玲等关内代表在东柏坡集中以后,刘少奇、周恩来到中央妇委讲话,提出要求,寄予厚望。代表们讨论后决定将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作为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指针。

当时中央妇委在东柏坡,而蔡畅已经在东北工作。这些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代表,必须从不同地方出发,到东北与蔡畅汇合,再一起出发。张琴秋又承担起组织、照顾这些代表的任务。

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48年12月1日至6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到会的有来自41个会员国的385名代表。会议开得非常热烈。蔡畅代表中国作《亚非妇女运动》的发言。张琴秋在大会组织的布达佩斯5000人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布达佩斯的会议气氛非常浓厚,大会代表和当地的妇女群众交流十分热烈,当地妇女的热情和友好,令中国参会代表十分感动。12月13日,中国参加国际民主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离开布达佩斯,经莫斯科回国。

从匈牙利回国以后,《人民日报》对张琴秋、汤桂芬、李蓝丁三位代表进行了采访,采访中,张琴秋介绍了参会的一些具体情况,告诉记者:“这次大会是世界民主妇女空前大团结的会议,它充分地表现出三年来国际民主妇女阵营的迅速地扩大增强,国际民主妇联的委员已由三年前的33个增加到现在的56个,拥有8000万以上的会员。尽管有些国家的反动政府曾多方阻挠,但是仍然有40个国家、代表50种民族的妇女团体派出了385个代表出席大会。这些代表中包括政治家、科学家、文艺家、艺术家和各种工作者。尤其苏联代表团的阵容最为壮观,它是38个代表组成的,除了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等以外,还包括劳动英雄和模范。出席大会的代表之中,有不少人是经过很多斗争才到达大会的。如希腊的十几个戎装代表竟然冲破了反动政府的封锁,徒步走到布达佩斯。我们中国代表团中的汤桂芬和李文宜,也是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锁才得以出席大会的。这些都说明世界民主妇女团结的空前加强。”汤桂芬向《人民日报》记者回忆道:“在群众大会上,我们经常被人们包围起来,从四面八方来的握手、抱吻、照相、询问、赠送礼物和签名的要求,使你简直忙得应付不过来。”她还告诉记者:“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我被一个老太太抱着,她对我说:‘苦难的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流下了慈祥的眼泪。”

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提出要召开妇女代表大会,他说:“明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和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部署,由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与国统区各妇女团体民主协商,在河北东柏坡成立了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73人组成,推举蔡畅为主任,邓颖超、李德全为副主任。张琴秋等21人为常务委员。秘书长为张琴秋,副秘书长是孙文淑、曾宪植。张琴秋又投入紧张的召开妇女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

当时筹备的时间非常紧张,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张琴秋作为筹备委员会的秘书长,做了大量的工作。张琴秋和中央妇委的同志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起草大会的各种文件。同时,还组织编写了十种“妇女丛书”。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24日上午,大会召开预备会,张琴秋以筹备会秘书长的身份向大会报告筹备经过。会议选举产生蔡畅、邓颖超、李德全等55人的大会主席团成员。24日下午,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开得十分隆重而热烈。

第二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来北平,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到西苑机场欢迎毛主席和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9年4月3日闭幕,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会议选举出51名执行委员,21名候补执行委员。4月14日,第一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选举蔡畅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推举何香凝为名誉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选举张琴秋等17人为常务委员,区梦觉为秘书长,曾宪植为副秘书长。同时任命一批妇联的部长,张琴秋为生产部部长,帅孟奇为组织部部长,沈兹九为宣传教育部部长,杨之华为国际工作部部长。

1949年6月9日,第一届全国民主妇联第五次常委会选举决定蔡畅、邓颖超、张琴秋、沈兹九、李文宜、邓康六位常委代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出席新政协会议筹备委员会。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蔡畅、邓颖超、张琴秋等17人作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代表参加政协会议。会议经过协商,产生了180名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张琴秋是其中12名全国妇女政协委员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是一次揭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大会,是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次盛会。张琴秋和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心潮澎湃,豪情满怀。1949年10月1日下午,张琴秋应邀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9日,张琴秋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开始了在新岗位上的新征程。

(作者:原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原载《百年潮》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