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的通信中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①。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这面旗帜就是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先后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特别是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新的境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一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党的理论探索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其中的经验和启示弥足珍贵。

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各种相互交错的力量共同形成的历史合力不断推动下，逐步向前推进的。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则是形成这一历史合力的主要力量。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进行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也会看得更加清晰。

(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探索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一个“量的累积”和“质的飞跃”相结合的过程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三个“伟大飞跃”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在这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节点和助推器。

1.“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在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写入“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④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原则，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中国既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不像俄国那样具备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二大依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⑤从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党在幼年时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军阀吴佩孚镇压的教训，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为此，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文件，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化，四大又为此强调“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⑥，从而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三大和四大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又及时召开了五大。五大虽然没能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但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重要关头，党及时召开了六大。六大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⑦，并且指出：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目前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总结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⑧但不可忽略的是，六大提出的“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⑨，以及“城市中心论”和片面强调“指导机关工人化”等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经过一大到六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持之以恒的探索，以及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曲折实践，到抗日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迅速加快。1938年，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⑩1945年，七大把20多年来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1)。七大所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既集纳了一大到六大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初步探索的成果，又深化了对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新民主主义革命重大问题的认识，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革命胜利后，党又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此背景下，八大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八大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2)，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为初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现实依据。八大还确立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历史任务，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13)。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先后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并且不断丰富、拓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深刻教训表明，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十二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基础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这一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主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党在深刻分析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作出明确回答。为此，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这样就“有可能把必须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1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阐明了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又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前者规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后者规定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超越发展阶段。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党制定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康庄大道。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此形势下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6)。大会还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7)，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成果。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过去公认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从而解决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丰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使得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以及新的社会阶层得以不断产生，进而为日后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十五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18)，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即“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这一论断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姓“社”姓“资”的问题，去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中的不科学成分，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它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初步实现。

跨入新世纪，中国进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阶段。十六大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基础上，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20)“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世纪新阶段，国际格局出现深度调整，国内也进入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转型转轨中遇到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和严峻考验，迫切要求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指导各方面建设的理论；不仅是指导发展的理论，而且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理论；不仅是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而且是帮助人们认识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观方法论。十七大还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指出这一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21)，这就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空间。

3.“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2)。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新时代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确立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以十八大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八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大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23)这一论断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十九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它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论断，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战略性的重大思想和理论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综上所述，任何理论创新都有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没有这样的积累，没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接力探索的艰辛过程，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同样，质变也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当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进行到一定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的个别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走过的弯路为后续的理论探索留下深刻教训

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的个别会议未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因而在理论探索的道路上偏离了方向。这突出地表现在九大、十大上，它们都是“左”倾理论和实践的产物。

九大、十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九大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这一理论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报告还将党的历史概括为“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24)。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这种提法“用得并不准确”(25)。历史已经证明：九大的理论探索脱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1973年，在发生林彪事件的背景下，十大提前召开。但是，十大并没有正确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仍然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后果愈来愈严重。

十一大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大会。大会虽然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未能承担起党在理论上和工作中心上实现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的个别会议在理论探索上的失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了曲折，但是也为后继的理论探索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邓小平曾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26)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对之前理论探索偏离方向的否定，进而达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体现出渐进性和飞跃性、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27)

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七大、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十九大分别阐明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实践依据、核心要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理论特色等，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促进作用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升华效用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逻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必要与可能

一方面，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8)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面临着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时代课题，为此，党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孕育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面临着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时代课题，为此，党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孕育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又面临着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课题。为此，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孕育创立并不断发展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动实践，为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产生积累了无数丰富的经验，“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29)

另一方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既是前期理论探索成果系统化的必然结果，又是指导实践、统一思想、应对外部环境挑战的需要。七大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五大举起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都是长期积累和现实所需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必然。刘少奇曾说过：“七大提毛泽东思想有三条原因：1.解放区分散，不能群龙无首；2.为了反击蒋介石‘一个民族、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论调；3.为了抵制第三国际教条主义的指挥，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30)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后，“国内国外、党内党外都很关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31)，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念。进入新世纪，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重大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活力，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是为了全方位回答和解决这些新课题。科学发展观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为我们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十九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并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行动指南。

总之，通过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必要与可能的考察，可以看到，“实践和理论的逻辑就是：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32)

(二)理论的命名和定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规范表述突出强调了历史继承性和时代性

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历史定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必要一环。以十九大为例，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定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33)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定位党的指导思想时，都突出强调了继承性和时代性，这两者主要体现在理论主题、理论精髓和重要论断等方面。

从理论主题看，在宏观层面，“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3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核心线索，具体到某个历史阶段党的理论又有不同主题。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35)，明晰了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在理论主题上的继承性和一致性。

从理论精髓看，实事求是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东西。把握住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历史联系及其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而我们党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先后强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重要性，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重要论断看，依据实践和时代发展对某些重大理论观点的丰富完善突出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例，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6)，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思想观念的束缚。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37)，并且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3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和健全。从这个视角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逻辑更加清晰，将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也更加清晰。

(三)理论创新主体的辩证关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体现领袖的决定性作用与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完美结合

一方面，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领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这种决定性作用和贡献体现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历史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精辟阐发，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39)。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视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出发，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改革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使得党、国家、人民、军队、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另一方面，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成果是全党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结晶，党的领袖则将其提升为理论。邓小平就曾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40)。第二，除了党的领袖之外，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三，强调党的指导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有助于区分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的科学理论同领袖个人一些还不成熟的理论观点，进而维护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性和科学评价党的领袖。

(四)理论内容的精准提炼：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指导思想基本内涵的总结概括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除了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命名和定位以外，还会对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进行精准概括，进而明确其在党的理论探索史上的特殊贡献。这样做也有利于干部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把握、认知。在七大上，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等9个方面的内容(41)。十五大则指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42)。十六大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2003年7月，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从“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等多个方面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43)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4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但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是十九大报告概括的“8个明确”和“14个坚持”。这两者有机融合、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贯通，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需要指明的是，在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概括上，应该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被实践证明正确但具有较强时代性的理论观点，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在第一个方面，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在第二个方面，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方面的理论已经被革命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理论，但随着革命的胜利，其部分内容也就不再具有现实针对性了。在第三个方面，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包含的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十大关系、“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5)等具体理论观点，就需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继续予以丰富和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工人阶级政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46)。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淬火成钢，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特别是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47)。

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孕育了许多宝贵经验，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但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来解析，又可以得出许多独特的经验启示。

(一)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政党的指导思想就是政党的精神旗帜和行动指南，是“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4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于党的历史全过程，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则是其中一个个重要的节点。一方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艰辛探索，这种探索是“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49)的过程，其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从普遍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的转化。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会遇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没有遇到过的复杂的具体问题，也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它们进行总结、概括、提炼，进而升华为理论，再将这些理论系统化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全党的精神旗帜和行动指南。这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因此，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最为核心的历史任务。

(二)坚持关注和回答时代课题

习近平强调：“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50)总结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条基本规律是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51)归结起来，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探索上主要解决了这样几个大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聚焦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全局性战略问题、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52)。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53)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坚持群众路线，就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核心也是以人为本。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54)。

人民性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成果的显著特征，是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在为人民谋幸福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为人民谋幸福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把它们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既顺应了人民期待，又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四)坚持汇聚全党力量

无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都需要全党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十九大报告的起草为例，习近平反复强调：“起草好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党内智慧的过程，是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有机结合的过程。”在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中央部署了21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组成80个调研组，深入1817个基层单位开展实地调研，形成80份专题调研报告。在报告征求意见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提出修改意见2027条，扣除重复意见后为1773条。习近平还主持多场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于报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55)这种调查、研究、论证，再调查、再研究、再论证的过程，实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实现了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相结合，实现了发挥领袖作用和集中群众智慧相结合。

综上所述，党的历史一再证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好，党的理论探索就进步，党的建设就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发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得不好，党的理论探索就停滞甚至倒退，党的建设就脆弱乏力，党的事业就受挫。同样，党的理论探索方向对、步伐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开得好，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目标就能实现，党的事业发展就有了强大思想武器；党的理论探索方向错、步伐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开得不好，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目标就不能实现，党的事业发展就失去了正确的思想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更好地发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推向前进。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

②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③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32页。

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8、219页。

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7页。

⑧《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6页。

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第378页。

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3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8页。

(1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1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09页。

(1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1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19页。

(18)《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2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2—363页。

(2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页。

(2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页。

(24)《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39页。

(25)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曾指出：“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7、308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

(2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2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29)《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17页。

(30)黄峥：《刘少奇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31)《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5页。

(32)刘云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33)《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页。

(3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35)《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37)《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38)《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7页。

(39)《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2页。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50页。

(41)参见《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19—420页。

(4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页。

(43)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65页。

(44)《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3页。

(4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4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6页。

(4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50)《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人民日报》2018年4月25日。

(5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52)《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人民日报》2018年4月25日。

(5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5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页。

(55)参见《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九大报告诞生记》，《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