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看待中国文明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中国 世界历史进程  四大发明 社会经济结构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前途命运。他们提出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并在此框架下论述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关系；高度评价中国文明对世界历史的贡献，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称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揭示了中国经济长期封闭落后的原因，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前途命运，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论及中国，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科技，等等。仅《资本论》就有39处论述到中国。特别是1851年至1862年间，马克思恩格斯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中国问题，其中专门论述中国的文章就有23篇。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对此加以系统的挖掘和整理，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体验和理解，而且可以直接领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中国问题的评述和指导。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大有裨益的。本文主要就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文明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论述作一专题梳理和评述。

一、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中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提到如此高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就其内涵来说，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但就其外延而言，也是人类不断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世界各个地区、国家、民族的发展，既有各自独特的条件、过程和特点，同时，又日益加强和丰富着它们的相互关联，并表现出某种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把握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包括每一局部社会发展及事件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黑格尔曾经在唯心主义基础上阐述过他的世界历史观。黑格尔认为，历史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性堆积，在它的演化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规律性。冲破狭窄的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就是其中的规律之一。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外化。世界历史同太阳的行程一致，它从东方的中国开始，经过希腊、罗马，到日耳曼结束，德国是“世界精神”的完善体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确实奔涌着一条世界化的洪流，这就是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是驱动这股历史洪流的，不是什么精神和观念，而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分工和各民族的互相交往。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冲破了地域的壁垒，把各个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

接下去，马克思恩格斯便举例论证了他们的这一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例证中提及了中国，并把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中相互密切关联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末，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在十九世纪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是由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缺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②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世界历史进程观，科学地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他们的这一研究，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逻辑的时间进程，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逻辑的空间进程。他们认为，世界市场的发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飞跃突进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③具体地说，正是世界市场的发现，扩大了商品的需求，促进了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到现代大工业的转变；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工业的扩展；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产阶级的力量愈益壮大，最终取代封建主义而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世界市场的扩大，冲破民族、地区的藩篱，将整个世界联为一体。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它的产品也不仅供本国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④

世界市场的形成，还将资本主义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军面前，“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⑥

随着各民族互相依赖的加深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民族历史汇入世界历史，而且“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⑦。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在一起，受世界历史的制约和支配，同时又影响和作用于世界历史。

正因为资本主义消灭了每个国家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以往自然形成的孤立状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开创世界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们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⑧，使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都深深地卷入到世界历史的巨流中。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但是，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还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⑨。只要这种异己力量还存在，人们就摆脱不了对盲目必然性的屈从。所以，资本主义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并未终结世界历史，它只是为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⑩，将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

那么，世界历史超越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将采取何种空间形式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而无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国际性质，使它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共产主义革命要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同时发生的革命”(11)。另一方面，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

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大体上都要遵循基本的统一的规律。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等的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族的历史发展，也必然有着自己的特点。世界在多样性中表现出统一性，而多样性又受着统一性的制约。要真正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就必须十分注意研究和掌握世界历史的多样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以揭示了人类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为限，而是非常密切地关注和非常仔细地研究世界不同地区的状况和特点，尤其是东西方地区、东西方文明的特点及其相互间的差异和联系。所以，作为东方社会典型代表之一的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之内，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当时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导致印度、中国发生一系列重要事件，所以更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进程观中，中国并不是孤立的中国，而是世界历史进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既是东方社会的标本，同时又受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与西方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西方世界。研究世界，就要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才能更好地研究世界。

这种博大深远的世界历史进程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也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思维模式和宏观构架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他们关于中国问题论述的真谛。

二、中国文明及其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中国古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曾经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超过西方；特别是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以及天文学、数学、医学、农学等四大领域，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的思想、语言和文学艺术，也自成独特的体系。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文明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但是对中国文明的成就和贡献有着基本的了解。在他们的目光中，中国首先是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的形象。一百多年前，当中国人民还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自己的笔下提及和介绍了中国的文明成就。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充分肯定了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是1842年1-2月间撰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而正是在这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到了中国，说的是中国的报刊。原话是：“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12)

随后，在写于同年4月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提到了一位“中国人”，即孔子，还提到了“中国人的直线——八卦”(13)。八卦是《易经》的内容，它是由三条直线(整段的和中断的)进行不同的组合而形成的符号，即卦，象征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易经》八卦反映了一切事物都是可变的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虽然它极其玄奥，但却包含了自然哲学概念的基础。在19世纪的欧洲，孔子曾被认为是最初注释《易经》的人。马克思在这里提及孔子、八卦，表明他对古代中国的文化已有一定的了解。

指南针、造纸、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以及其他一些发明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突出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许多著作、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些发明，高度评价了这些发明对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并充分肯定了这些发明传入欧洲后，对欧洲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动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全面列举了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创造及这些发明创造传入欧洲的时间、途径。其中有：“蚕在550年前后从中国输入希腊。”“养蚕业传入意大利，1100年前后。”“棉纸在7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前后。”此外还提到了“破布造纸”、“木刻和木版印刷”“活字印刷”、“火药”等。(14)

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该书是1850年写的。1875年该书再版时，恩格斯又特意为这段话加了一个注解：“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15)恩格斯的这段评论和判定，无疑为中国古代文明增添了光彩。

1857年，恩格斯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炮兵》一文中，非常具体地论述了中国火药的发明及其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应用过程。恩格斯说，还没有资料说明，究竟何时人们知道用硝石、硫磺和木炭等制成爆炸物，但是，“根据帕拉韦先生1850年在法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所引证的某些中国史料，在公元前618年就有了火炮；在其他一些中国古代的著述中，也有用竹筒发射燃烧实心弹以及类似爆炸弹的记载。”关于火炮在军事上的应用，恩格斯认为在中国早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资料证明，“公元1232年”，即宋朝年间，“证实第一次大量使用了它们”。当时被围困的开封府，“曾经使用抛射石弹的火炮来抵御敌人，并且还使用了爆炸弹、炸药筒和其他利用火药的烟火剂。”(16)

接着，恩格斯论述了火药和大炮如何传入和应用于欧洲的过程。“阿拉伯人从中国人和印度人那里学会了提取硝石和制造烟火剂。在阿拉伯，硝石有两种名称，意思是中国的盐和中国的雪。古代阿拉伯的一些著作家曾提到‘中国的红火和白火’”。阿拉伯人很快“就丰富了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知识”，即在军事上使用了火炮。当时西方各国还不知道使用火药。只是到14世纪初，火炮的知识才由阿拉伯人传给西班牙人，又从西班牙人那里传到欧洲其他各国。恩格斯进一步论证：“火炮起源于东方这一点，还可以从欧洲最古的火炮的制造方法中得到证实”“中国和印度最古的火炮也完全是这样制造的，它们同欧洲最古的火炮属于同样早的年代，甚至更早。”(17)恩格斯还说：“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知道利用和制造爆炸弹的方法，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是后者传到欧洲各国的。(18)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和其他科学技术传入欧洲后，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社会生产力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对欧洲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9)。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则指出：“各种发明的大量涌现和东方发明的引进”，作为因素之一，使“由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所创立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获得极大发展”，“不仅使希腊文献的引进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革命成为可能，并且使它们的影响范围异常广泛而迅速地扩展，此外还提供了大量古代从未见过的、虽然还未系统化的科学事实：磁针、活字印刷、亚麻纸(12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西班牙犹太人所使用的；棉纸自10世纪以来就逐渐出现，而在13和14世纪已经传布得更广，莎草纸从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药、眼镜、机械时计，后者在计时上和力学上都是一大进步。”(20)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同时，“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21)火药和火器的使用，无论对于反封建斗争，还是推动工业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不仅变成了新教的工具，而且把学术、教育从基督教修道院中解放出来。恩格斯指出：“书刊印刷业的兴起和商业发展的需要，不仅打破了僧侣对读书写字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垄断。”(22)从此，欧洲的学术中心由修道院转移到了各地的大学，先进的思想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交流和传播。

欧洲近代文明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有欧洲自身的社会条件，但外部条件也起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中国文明进入近代时落后了，但中国古代文明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初期传入并应用于欧洲后，恰好适应了当时欧洲从封建生产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不仅提供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而且能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部门。如果没有造纸和印刷术，人们很难想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如果没有指南针，人们很难想象有航海业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以及由此而开辟的世界市场。所以，中国古代文明为近代欧洲文明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称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23)。

三、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其惰性

社会经济结构是一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考察任何社会，总是首先着眼于它的物质生活方式、它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它的社会的经济结构。对中国的考察也不例外。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古代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的话，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却没有给予赞扬。虽然他们在道义上对中国人民在近代遭遇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上，对中国延续上千年的经济、社会结构及政治制度，却持严肃和冷峻的批判态度。

在1850年写的《国际述评(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中国称作“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就它的落后性来说，甚至是“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24)。在1857年写的《波斯和中国》中，恩格斯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25)。在1862年写的《中国记事》中，马克思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26)。

当然，这种严厉的态度并不意味对中国整个历史的否定。毫无疑问，在封建社会，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曾有过辉煌的记录，但是到近代，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中国却明显地落后了、衰朽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中国的落后性、保守性，基本上都是指近代中国的衰朽状态，而且都是在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速发展相比较的意义上而言的。对这种衰朽状态，恩格斯描述道：“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27)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王朝维持得那样久长?一个文明发展很早的古国为什么不能像欧洲那样及时进入现代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呢?

恩格斯指出，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是一种“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28)以这种农业体系为主体，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像其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也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同时，又有自己的很多特点。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这些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十分紧密，其内部结构非常坚固，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和排他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种“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造成了“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使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成本非常低廉，从而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或者说，“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29)

在《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具体说明了中国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情况。马克思详细引证了英国官员米契尔的有关报告：“每一个设置齐备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在收获完毕以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因此，中国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他生产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马克思认为，中国这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一个谜，即“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布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30)。也正因为自给自足的生活必需品成本低廉，因而使得外部的工业产品难以打入中国农村生活的圈子。

第二，中国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程度较高，加之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节俭，因而对商品经济的依赖性较小。中国的农户除食盐、煤油等少量生活必需品依赖市场外，其他生活资料基本上可以自给。马克思继续引用米契尔的报告：中国农民“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交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而且，“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31)需求的缺乏必然限制商品市场的扩大，因而也就必然限制了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

第三，农业生产率的低下，限制了分工的发展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认为，中国“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虽然“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但“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也就不能用于其他生产部门”(32)。千百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的工具和技术虽有发展，但长期没有根本性的改进，所以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大量的手工劳作。农业生产占据了大量的劳动力，因而妨碍了精细分工的发展，使剩余劳动力向其他部门转移成为不可能。生产率的低下，也使得人们的生产只能限制在自给自足的范围之内，难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以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难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以进入流通领域。

第四，长期的闭关自守，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文明的步伐。恩格斯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份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曾经长期处于“全盘排外的状况”(33)。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4)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论述是从总体上而言的，它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但是，事实上，到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社会内部也逐渐自发地生长着商品经济的因素，商品生产和对外贸易也有一定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也有所注意。恩格斯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缅甸》一文中多次提到了中缅贸易的情况，如缅甸的“松节油大量向中国输出”，“瓷器从中国输入”。他还特别强调：“缅甸同中国的贸易极为广泛，向中国输出原棉、装饰用的羽毛(主要是蓝松鸦的羽毛)、食用燕窝、象牙、鹿茸、犀牛角和某些比较稀贵的宝石。缅甸以此交换的输入品有：加工过的铜、黄砷、水银、珠砂、金属器皿、铜丝、锡、铅、矾、银、金(包括金叶)、陶器、颜料、地毯、大黄、茶叶、蜂蜜、生丝、丝绒、中国烧酒、麝香、铜绿、干果、纸张、扇子、伞、鞋和衣服。”恩格斯还提到，缅甸生产丝织品“用的是中国生丝”，缅甸“北方山坡上大量种植地道的中国茶树”，等等(35)。

除了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分析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注意对中国的上层建筑进行考察。他们的著作中，不时地反映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如同对经济结构的分析一样，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腐朽性也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存在着专制主义的政权，其特点是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金字塔形官僚体系。马克思对此描述道：“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36)。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和“宗法制度”是与东方社会的经济特点相适应的。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指出：“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37)马克思这里指的主要是印度等国家，中国情况有所不同，但东方社会的某些共同特点中国还是有的。

马克思认为，满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排外政策有其政治上的原因，实际上也是满清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马克思说：“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38)

马克思恩格斯还揭露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引用孟德维尔的一段话，揭露了中国皇帝对社会财富的挥霍浪费和对于经济规律的破坏：“这个皇帝(中国皇帝)可以无限制地尽情挥霍。因为除了烙印的皮或纸以外，他不支出也不制造任何其他货币。当这些货币流通太久，开始破烂时，人们把它们交给御库，以旧币换新币。这些货币通行全国和各省……他们既不用金也不用银来制造货币”，“因此他可以不断地无限制地支出”(39)。这段话中关于货币的情况不符合中国的事实，因为恰恰相反，中国所采用的货币主要是金银而不是纸币。但是说中国皇帝尽情挥霍，这是真实的。

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天朝帝国的自大和保守的惰性：“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40)

但是这个帝国没有等到自己内部的死亡，却遇到了外部的暴力入侵和掠夺。鸦片的入侵加剧了帝国的腐败。“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41)“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42)

正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种种特点，所以，中国的封建王朝虽然一朝一朝地更换，但总的制度仍千百年延续了下来。经济没有显著的变革和发展，一直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状态。“经常看到”的是“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43)。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37)(38)(40)(41)(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169、401、404、404、299、166、194、169、169、306、850-851、784、804、805、779页。

(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67页。

(14)(15)(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3-495、493、493页。

(16)(17)(18)(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8、439-440、442、14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7页。

(22)(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27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8页。

(26)(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62页。

(28)(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285页。

(29)(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115-116页。

(30)(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2-24页。

(34)(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16、11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8-29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页。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