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报、策反工作

作者:徐玉凤    发布时间:2020-10-26    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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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长期工作战斗在敌工战线。特别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王芳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敌工工作,他的传奇经历至今仍令人啧啧赞叹。

1920年9月30日,王芳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县东都镇一个农民家庭,原名王春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正在学校读书的王芳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九一八纪念活动,声讨日寇侵略罪行。1937年下半年,王芳到新泰第一小学代课。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王芳所在的山东泰安地区于1937年12月31日被日军占领。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组织了徂徕山起义,打响泰安地区武装抗战的枪声。

抗日战争的炮火进一步点燃了正在学校教书的王芳的拳拳爱国心。1938年春节刚过,他带领12名思想进步的青年离开家庭,参加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夏天,他被选调参加了四支队政治部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王芳调任四支队锄奸科科长兼军事审判所所长,从此开始从事敌工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前,王芳历任一旅保卫科科长兼敌工科科长、鲁中军区敌工科科长兼鲁中区党委三地委敌工部副部长、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等职,英勇战斗在敌工战线,为坚决粉碎敌人阴谋,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密策划,组织“潜伏”

派遣特工人员潜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是敌工工作的常用战术,王芳也是运用“潜伏”战术的行家里手。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有个远近闻名的“日本大特务”林洪洲,他深得日本驻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信任,日军在山东的特务机关争相拉拢他,山东根据地泰西公安分局设下圈套要除掉他,当时老百姓恨不得立刻打死他。这个被群众恨之入骨的“大特务”其实是王芳周密策划打入敌人内部的潜伏者,他真名叫郭善堂,这个人机智勇敢,沉着冷静,为八路军部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斗争异常艰苦复杂,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残酷地“扫荡”和“蚕食”。负责部队敌工工作的王芳和军区领导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制定了派可靠的人打入敌人内部的周密计划。这些人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合法的职业为掩护,建立立足点,开展秘密活动,惩办汉奸、特务和叛徒,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为部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巩固抗日根据地提供服务。

王芳找到的这个人就是郭善堂,他是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的一名队员,是本地人,为人忠诚,机智勇敢,不怕吃苦。王芳跟他谈话,帮助他克服从游击队员变成“汉奸”“特务”的心理负担。并告诉他,要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长期隐蔽下来,要同魔鬼打交通,自己就得装扮成“魔鬼”,不但面对敌人的危险,还要面对来自群众的误会以及同志们的误解甚至敌对行动的危险。

在王芳的周密筹划和直接指导下,郭善堂改名林洪洲,顺利取得了日军的信任。王芳把解放区出版的报纸带给郭善堂交给日军,还经常向他提供一些真真假假的不会对根据地造成什么危害的“情报”。比如1942年,山东根据地军民为了战胜困难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运动开始前,王芳让郭善堂把这一情况作为战略情报报告了驻地日军领导机关,他们非常重视。过了几天,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消息正式公布在中共山东地区党组织的机关报《大众日报》上。郭善堂又把报纸拿给日军看。日军更相信郭善堂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了,他们夸奖郭善堂有办法,郭顺利成为日军山东部队的特工人员。

王芳帮助郭善堂顺利取得敌人信任之后,又想办法把马法遵、李庆亭、韩日生、侯希机等人加入到郭善堂的队伍中。他们几人成为一个特工小组,活跃在敌人内部,成为八路军源源不断的情报来源。

潜入敌人内部是在刀尖上跳舞,无论怎样谨慎小心都有可能被敌人怀疑。有一天,王芳得到一个坏消息,郭善堂被日军济南宪兵队抓起来了。王芳非常担心,如果郭善堂是因为真实身份暴露被抓,那么不但牺牲不可避免,而且对八路军精心策划的打入敌人内部的整个计划都会造成严重损失。面对这一突发状况,王芳沉着冷静,一边打探消息,一边静观其变,他相信郭善堂不会出卖组织。过了几天,情况清楚了,原来是有人告发郭善堂作风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不像个特务,而且他多次到共产党敌工干部王芳的哥哥家,所以敌人怀疑他私通八路军。郭善堂被抓后,日本宪兵对他残酷用刑。郭一口咬定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敌人并没有掌握他的底细,关了一周后,把他放了出来。

这一场虚惊让王芳提高了警惕,他与郭善堂的联络更加谨慎小心。郭被放出来以后,日军并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还在继续监视他。有一次日本宪兵队长山本要他到东都镇去办一件事情。因为担心有特务监视,郭善堂这次出来没有与王芳接头。但他却被当地一个嫉恶如仇的老百姓用粪叉打成重伤。日军得知这个消息后,断定是八路军干的,从此彻底打消了对郭善堂的怀疑。而原来告发郭善堂的汉奸,则被日军以诬告治罪。

经此事件,郭善堂彻底得到日军信任,他在王芳具体指导下,里应外合,几次解救不幸被捕的革命同志,还多次设计,处置了投降敌人出卖同志的汉奸叛徒。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郭善堂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因潜入敌人内部从事秘密工作,他多年没见到父母,归家心切。结果正赶上村里在开群众大会,群众一看“大汉奸”回来了,愤怒异常,把他五花大绑送到政府。县政府的领导与王芳通了电话后,才得知郭善堂的真实身份。新中国成立后,郭善堂改名罗国范,在北京军区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郭因为这一段特殊经历被关押审查多年。王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迫害多年,1974年10月王芳被批准出狱后,为郭善堂作了这段革命经历的证明。

威震敌胆的“小白龙”

王芳领导的敌工部情报工作严谨准确,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日伪军羞恼异常,日军驻济南特务机关制定了“生擒小白龙计划”,谁捉到“小白龙”,赏银5000大洋,提供消息的赏银2000大洋。“小白龙”是日伪军给王芳起的绰号。当时,为适应从事敌工工作的特殊要求,王芳经常一个人或者只带两三个人,穿着白衣服,骑着白马,有时去敌占区,甚至混入敌营去开展工作。

有一次,潜伏到日军内部的郭善堂通过以伪保长身份从事八路军地下联络工作的王芳五哥王春风给王芳带信,有急事向他汇报。王芳赶紧来到五哥家中,郭善堂见到王芳后大吃一惊。他告诉王芳,此时正有两个日本人在楼上打牌,建议另找地方。王芳镇定地说不必,自己头上又没写着自己是谁,这两个日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八路军。这里不仅不危险,还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他让五哥上楼陪日本人打牌,自己则镇定自若地在楼下听郭善堂汇报工作。

郭善堂被日军怀疑而被抓后,王芳五哥打听到日军制定了生擒王芳的计划,提醒王芳最好不要单独外出,不要亲自出来联络工作,改由联络员出来。但王芳想的是,敌工工作不同于其他公开工作,工作人员不能携带文字材料,只能靠口述心记,如果作为主要领导的王芳不出面,仅靠联络员传递情报,准确性会大打折扣,极其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想到革命工作的需要,面对敌人悬赏捉拿的危险,王芳无所畏惧,不管敌人搞什么计划,他都没有改变行动习惯和工作方式,照样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

长年从事敌工工作,危险经常伴随着王芳。有一天,王芳化装后去伪军吴化文部开展工作,回来路上夜晚在莱芜金水河边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山村休息。刚睡下不久,就被通信员叫醒,说听到村外狗叫得厉害。王芳立即起来观察动静。就在此时一梭子弹打在了他们所在房子的土墙上,接着看到十几个鬼子在月光下提枪走过来。情况万分危急,好在多年地下工作养成了王芳注意观察的好习惯,他在进村前已经看好了这个小村子的地形和各处出口。此时他断定,出口肯定已经被日军封锁;村南有一个山坡,此时很可能已经被日军占领;村北是一大片高粱地。他们果断钻进高粱地中。当村子里响起激烈的枪声时,王芳他们三人已经在青纱帐掩护之下安全撤离了。

像这样命悬一线的经历,在王芳多年的敌工工作中,数不胜数。每次他都用细致周密的准备和高超过人的智慧脱离了危险,圆满完成了任务。

阵前喊话,孤身斗酒,促敌投降

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影响之下,有一些国民党部队投降了敌人。1943年1月,国民党军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及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就率领所部投敌,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改编为山东方面军第一军。在日军指挥下,这支投敌部队多次“扫荡”抗日根据地。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鲁中军区组织了对吴化文投敌部队的讨伐。为配合讨伐,王芳领导的军区敌工部开展了搜集情报、政治宣传、组织策反等工作,与敌人斗智斗勇,配合了大部队的军事行动。

当时吴化文手下有个独立营,有500多人,武器装备精良,驻扎在山东蒙阴和博山边界,营长刘鸣久是土匪出身,抢劫杀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就是这支部队,被王芳成功策反。

当时,王芳认真分析了刘鸣久的性格特点,这个人很讲义气,爱交朋友,对手下的士兵称兄道弟,有策反成功的可能。王芳还了解到刘鸣久是青帮成员,北方叫“三番子”,于是专门找了几个老“三番子”,详细了解帮会情况,学习他们的通用暗语、礼仪动作等行规行话。做了充分准备后,王芳请军区政治部一个和刘鸣久有亲戚关系的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带着一个警卫连,来到刘鸣久的驻地。

刘鸣久早就知道王芳的大名,他先让王芳在一个临时会客室坐了一会,然后就出去了。结果王芳却听到紧急的哨声、杂乱的脚步声以及粗门大嗓的口令声,刘鸣久腰间挎着手枪,全副武装地再次进来。王芳心里明白,刘鸣久这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王芳来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沉着镇静,不慌不忙地走过杀气腾腾的队伍。

下马威过后,考验再一次来了。刘鸣久问王芳:“你鸦片抽不抽?”王芳稍顿了一顿,如果回答不抽,那就有可能失去继续策反的机会。于是他回答:“过去没有抽过,你叫我抽,我也抽。”于是接过点好的烟枪,抽了两口。这也成为王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抽鸦片的经历。刘鸣久很高兴,他觉得王芳可以信任,于是斥退随从,悄悄地向王芳打听情况。王芳趁机向他说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到日本失道寡助,从蒋介石消极抗战不得人心到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得到全国人民支持和拥护,还讲了好多伪政权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暗中为共产党工作等情况。

刘鸣久留王芳一起吃饭。席间,王芳和刘鸣久喝的是当地老百姓酿制的红枣玉米烧酒,他们猜拳行令,一碗一碗对着干,很快就喝下两三斤烧酒。刘鸣久还让人出去打酒继续喝。王芳很清楚,土匪们流行一句话,酒场就是战场,酒桌上是讲义气逞勇气的地方,喝酒不爽快,就是不够朋友;没有酒量,就是没有胆量。王芳把喝酒作为策反敌人的重要策略,一边喝酒,一边讲共产党的政策,日本人的残暴,国民党的反动,以及蒋介石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这些话触动了刘鸣久的心事,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当汉奸,他大骂蒋介石和日本鬼子,痛悔自己投错了胎,当了土匪,又成了汉奸,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王芳趁机开导他:“你还年轻,现在就是改邪归正的好机会,我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你还能立功受奖,共产党一定会兑现政策的。”王芳还向他举了一些起义投诚人员的例子,并且又连喝三碗酒表示诚意。刘鸣久大为感动。这时,刘鸣久的部下报告说不远处有八路军。王芳立即告诉他这是自己带来的队伍,并正式亮出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劝告刘鸣久认清形势,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共产党欢迎他弃暗投明。刘鸣久低头深思良久,告诉王芳,他要再考虑一个晚上。

这个晚上,王芳住在刘鸣久的营部,他辗转反侧。土匪的复杂心性他是了解的,有可能策反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甚至有可能被抓起来送给日本人。他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安排一名警卫员下山向警卫连传达命令:山上一切正常,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切忌轻举妄动,以免打乱行动步骤。但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万一自己牺牲了,你们应迅速撤离,并迅速将情况向上级报告。

第二天一早,刘鸣久来找王芳,说话支支吾吾。王芳明白,他这是还有顾虑。于是当即正告他,不能再犹豫了,要认清日本人最后失败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鼓励他拿出军人的果断来。经过王芳反复做工作,刘鸣久最后下了决心,带领全营500余人起义投诚。

王芳孤身深入敌营,斗酒策反敌营长的消息很快在部队上下传开,给吴化文很大震动,他深切感到共产党敌工工作的分量,从此不敢再轻举妄动。

1943年冬,山东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准备第三次讨伐吴化文,部队在行动路上,遇到吴化文两个连的200多人,他们固守在一个碉堡里面,阻止八路军部队前行。我军打了一个夜晚,用炸药炸了几次,付出很大伤亡,还是攻不下来。如果继续强攻,会继续加大部队伤亡;如果包围待变,时间又不允许。这时候,部队首长把这个任务交给负责敌工工作的王芳,让他设法拔掉这个钉子。

王芳坚决接受了任务。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内线了解了守敌的基本情况,找到守敌官兵的亲友写信对他们进行规劝。同时,王芳亲自写了一封劝降书。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后,在敌人枪炮面前,王芳不带警卫员,一个人走到敌人碉堡下劝降。同志们都劝他说,这样做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打中,就损失太大了。王芳充满信心地走到敌碉堡前,先是借助一堵断墙作掩护,他自报家门,用喇叭向敌人喊话。说明敌人官兵中亲朋好友的希望、共产党的优待政策,并说明,只要放下武器,其余一切听从个人意愿,愿意参加八路军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还讲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让守军明白,日寇已陷于孤立,抗战取得胜利的时间不远了,警告他们不要再稀里糊涂跟着日寇走,赶快觉悟过来,回到人民中间。就这样,王芳向守军喊了半个多小时,没有敌军放枪,王芳对劝降成功有了把握。他走出掩护的土墙,走得离碉堡更近,继续向碉堡里面的守敌喊话宣传。这些守敌都是伪军,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基本都是当地居民。王芳向他们说明,如果继续顽抗下去,不仅自己没有出路,还对不起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王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他们讲真心话、真情话,越讲越自信。就这样,他在敌人坚固碉堡的枪口之下,连续讲了一个多小时。敌人没有放一枪,而是在碉堡上挂出了白旗,接着用绳子把枪一捆捆从碉堡上放下来,然后在营长带领下,200多人排队出来投降。

王芳这次劝降行动非常成功,极大减少了部队的伤亡,成为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临危不乱,机智突围

王芳不仅在敌工工作方面业绩突出,是令日伪头疼痛恨、重金悬赏捉拿的“小白龙”,在指挥打仗方面,他也机智勇敢,多谋善断,在敌人重兵包围下机智突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那是在1941年11月初的一天,日军4000余人在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下,突然出击,秘密包围了驻在沂蒙山区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好在当时纵队机关大多数同志已经转移。王芳所在的第一旅驻地距纵队机关所在地仅数十里,也被日军重兵合围。

情况万分危急。一旅司令王建安和政委周赤萍分析当时的处境,认为部队要安全突围出去,分散行动是最好的办法。于是决定机关人员和部队分开行动,王建安和周赤萍带领警卫连、侦察连、电台在敌人包围圈内活动,伺机突围;机关人员由王芳负责,和政治部总务科长景宜亭、司令部管理科长马冠三组成领导班子,设法迅速突围。王芳带领的这些同志是机关十多个科的干部,以及机关直属部队的通讯连、便衣侦察连、政治部、宣传队、民运大队以及一些勤杂人员共800多人,武装力量只有警卫连的几十位战士,机关干部只有科以上才配手枪,其他人员都是赤手空拳,还有几十名女同志。如果和敌人遭遇,后果不堪设想。

敌人就在眼前,临危受命的王芳没有任何的时间犹豫和停顿。他决定大家直奔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南墙屿,那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一夜行军,来到山上,已到早上八九点钟。这时发现纵队机关和特务团也分散突围来到这里。由于人数多,目标大,被日军发现了并包围了这座山。纵队特务团勇猛反击,和日军激战一天,但由于弹药粮食不足,必须马上突围。王芳带领大家边打边走,经过芦山脚下时,正值夜间,发现此地已被日军占领,他们中了敌人的埋伏。与敌人战斗之间,纵队机关被打散了,幸好王芳带领的一旅机关没有被打散,也没有伤亡。天快亮的时候,没有突围出去的纵队机关300多人和王芳带领的800多人汇合在一起。此时,天已快亮,山上是日本人,如果山下的这1000多人被发现,面临的是灭顶之灾。

必须尽快离开。往哪里走?干部和家属都盯着王芳,三人领导小组的另外两人不熟悉地形,也急切地催促王芳下决心。有几个胆子小的家属紧张得快要哭了。王芳一再告诫自己,镇定、冷静,决不能盲目指挥。如果突围路线错了,就会全军覆没。此时,只有21岁的王芳面临着参加抗日队伍四年来最危急的情况。巨大压力之下,他仔细查看地图,头脑飞快运转:北边是芦山,西北方向已经被日军占领,西边是丘陵地带,但村庄多容易暴露;南边是敌占区,又有敌人追击。最后,他把突破口选在西南方向,那里有一条大河,地形开阔,冬季水浅,可以渡过去。敌人“扫荡”的重点是山区村庄,在那里设埋伏的可能性不大。

主意已定,大家立即行动。冬季河水冰冷刺骨,河面有六七十米宽,水深的地方将近一米。大家互相帮扶着抓紧过河。王芳在队伍中间,一边涉水,一边轻声为大家加油鼓劲。部队紧张有序地前行,安全过河后,没有发现异常。王芳继续提醒大家,敌人离我们很近,不能有丝毫麻痹,大家必须加快速度继续前行。于是刚从冰冷的河水中出来的同志们跑步前进,终于安全突围。王芳带领的1000余人没有一个伤亡,取得了重大胜利。后来,他们遇到突围出来的另一部分同志,说起突围的经历,敌工部通讯营的一位同志说,日军已经盯上了他们,如果王芳他们走的是其他任何一条道路,肯定会全军覆没的。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王芳从1938年12月开始从事敌工工作,一直到1944年10月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1945年6月担任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继续战斗在敌工工作战线上。八年的全民族抗战,王芳有将近七年的时间在从事敌工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芳继续战斗在敌工一线,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建功立业。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一级调研员,副研究员)

(原载《百年潮》2020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