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同时他又指出：当前“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自2012年成立伊始，便明确宣布了自己的三项基本任务，即第一，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学科发展；第二，培养和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人才队伍；第三，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史学界的引导作用，密切关注、及时研究、积极回应史学研究领域内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从过去三届年会的会议主题、人员构成、会议成果、社会反响中可以看出，本论坛的努力方向正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上述要求。今后我们要继续朝着这一方向，更加主动地面向问题、面向实际、面向高校，使论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关注和回应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等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号召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我们理应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前，史学领域中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不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是甚嚣尘上。这种局面使我们面临史学话语权的严峻挑战，也为我们深入学习、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创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话语提供了大好机遇。本届年会的主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1]毛泽东也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2]这说明，带着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的问题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仅对我们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有帮助，也有助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努力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增强在史学领域的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建设中，取得了许多显著成果。就拿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学者曾提出过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形成了一系列自己的话语，并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话语主导权。例如，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关于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虽有很大差别，但二者本质上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绝不能将它们彼此割裂、相互对立”，等等。但我们也要看到，在许多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有很大市场，我们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下面，我以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问题为例，谈谈通过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建立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体会。
—、关于如何评价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在如何看待中国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问题上，通过批判把其原因归结为领导人主观意志、认为这使中国“走了弯路”的谬论，树立这是我们党为中华民族追赶世界先进工业国水平抓住的一次难得历史机遇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3]我们对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这一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同样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顽固和世界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不断侵略，逐步陷入深重灾难。因此，要摆脱困境，必须解决国家独立和工业化这两大问题。世界上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两大问题都是由本国资产阶级来解决的。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而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担起了阶级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重担，而且担起了实现国家独立和工业化这两大历史任务。其中第一个任务，是通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对于第二个任务，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初期，考虑到当时中国现代工业只占经济的10%左右，且资金匮乏、人才奇缺，不具备马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条件，因而设想先用10年到15年时间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通过土地改革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轻工业和商业，逐步积累可以投入重工业建设的资金；同时加紧发展现代教育，培养尽可能多的大学生和科技与管理人才，等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条件成熟后，再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完成工业化任务。
然而，自从1950年下半年起发生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导致党中央改变了原先的设想，决定将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农业和轻工业改为重工业，相应地将社会发展的步骤由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改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
形势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件事情上。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0年6月，朝鲜发生内战，美军入侵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并乘机越过三八线，迅速向中朝边界推进，使我东北重工业基地暴露在美军炮火之下，也使我国随时有被美军入侵的危险。为此，党中央决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当时无论国力还是军力，交战双方都相差悬殊。这种情况与我军在抗日战争时大不相同，即使与解放战争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志愿军虽然指挥英明、战术得当、作战顽强，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就把美军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但毕竟是凭着血肉之躯和勇敢精神在同美军的钢铁比拼。这种情况使中国加快现代国防工业及作为其基础的重工业建设，显得格外迫切。
第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制订。这一计划是党中央根据国民经济恢复状况，指示有关领导同志和经济工作部门，从1951年下半年起着手编制的。大家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一五”计划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制造业上，也就是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第三，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的“一五”计划建设。1952年8月，中央派出周恩来、陈云等组成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一五”计划建设一事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在工业资源勘察，工业设备设计和制造，技术资料提供，以及派遣经济、技术顾问和接受留学生、实习生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援助（这与抗美援朝有关）。9月24日，周恩来、陈云回国，中央当晚召开书记处（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就是在那次会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薄一波还说：“对于他的论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以上三件事说明，是抗美援朝战争加剧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迫切性，是“一五”计划的制订使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上了日程，是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一五”计划建设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正是这一切导致党中央作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而不是毛泽东急于搞社会主义的主观意志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政策。
优先发展重工业之所以必须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是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虽然得到了苏联进行全面援助的允诺，但我国的资金和人才缺乏、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依然如故；苏联援助的只是设备，厂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厂投产后的原材料供应、职工队伍扩大后的生活配套，等等，仍然要靠自己解决。另外，苏联援助的图纸虽不要钱，但设备是要钱的，而我们能够用于偿还的主要是农产品、矿产品，出口这些产品，必然会加剧国内物资供应的紧张。如果工商业继续以私营为主、经济体制继续以市场为主，很难适应那种形势的需要，只有采取生产资料国有化、集体化以及计划经济的办法，才能把有限的资金、原材料、人才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从而用于大规模工业基本建设。再者，当年援助我国的苏联、东欧国家都是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工作衔接好，用今天的话说，也需要体制上接轨。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再按原先设想采用新民主主义政策，而需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得失、有利弊，只有得和利、没有失和弊的事是不存在的，关键看得和利大还是失和弊大。我国要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产品商品率很低的情况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难免会造成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经济活力相对不足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看到，也都指出来了。而且为了尽可能减少弊病，早在“一五”计划建设后期，我们党就提出过“三为主、三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和按照农轻重为序调整经济结构的方针，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那时未能实施。后来，我们终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了重工业过于突出的状况，并将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应当看到，无论当年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带来了多少问题，正是那个决策，使我国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得以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基础上，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用不到30年时间就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大大缩短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并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我国又用30年时间就在经济总量上从世界第十位跃升到第二位。这种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发展中大国中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带来的所有问题在这个基本事实面前，分量都要相对轻得多。后来中苏关系的迅速变化从反面也说明，当年如果不是及时由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就会落空，我们就不会用那么短的时间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可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是什么失误，相反，是为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不仅不是什么走了弯路，相反，是为中国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抄了一条近路。
二、关于如何认识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
在如何看待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问题上，通过批判这“不合法”“不民主”、不符合“普世价值”和西方“宪政”等谬论，树立这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并由我国宪法所规定、是大多数人民主的实现形式的观点。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归根结底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决定的。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共产党领导而不搞“国家化”，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都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这种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党制度也只能是由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
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同样是由其经济制度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实行私有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在政治上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多个政党轮流执政，而不能只由哪一个党执政，否则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同时，军队也不能由哪一个政党单独领导，而必须实行非党化、国家化，否则多党轮流执政就无法实行。然而，同时应当看到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毕竟同属于资产阶级，因此，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归根结底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西方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虽有利益之争，但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压制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反抗、保证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主导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方面，彼此利益又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一党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就说：“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掌权，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不同。”[4]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所谓“非党化”“国家化”，并没有改变其由资产阶级政党绝对领导和为资产阶级专政忠实效力的本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也会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这种矛盾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的矛盾仍然不允许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不允许有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存在，更不允许有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党同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整体利益的共产党之间相互竞争、轮流执政。既然如此，军队当然必须由而且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绝对领导，而不能实行所谓“非党化”“国家化”。否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被架空，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法得到维护。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的一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原则中除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之外，还有一项原则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5]他还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6]这说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既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理论依据和必然要求，也是它的坚强保证。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是政权的重要支柱。因此，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只有这样，人民军队才能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守护神的政治本色，始终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这并不会妨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影响军队的国防军性质，相反，是人民整体利益不受侵犯、党和人民团结统一不受破坏、国防安全不受威胁的重要条件。国内外敌对势力之所以起劲鼓噪我们的军队、政法机关要“非党化”“国家化”，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一些人总认为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不民主，是专制的，这是因为他们把多党轮流执政和西方宪政制度当成了“普世价值”，拿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唯一检验标准了。然而，现在包括西方学者在内，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西方实行的政党竞选，实际是以金钱为后盾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从财团看好的几个人中进行选择。美国前总统卡特就说过：“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选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7]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办公室主任劳伦斯·威尔克森也说：“美国的政治由大约400人决定，他们掌握着数万亿美元的资产，在幕后操控美国政府的决策。”“因此，政权掌握在约占美国总人口0.001%的人的手中。”[8]就连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也说：“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9]难怪美国盖洛普公司民调显示，2012年美国民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和“较有信心者”相加仅为13%，而2014年这一数字进一步降到了7%。[10]在这种情况下还硬要拿西方选举民主作为评判别国是否民主的“尺子”，岂不贻笑大方。
马克思主义导师在谈论民主时，总是把它和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民主。选举当然是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但它并不等于就是民主，而且也不是唯一的实现形式。民主的本质不同，实现形式必然有所不同。
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是多数人的真正的民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新型民主。要实现这种民主，也要使用选举的形式，但它的本质在于使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和保证。因此，实现这种民主，首先必须使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牢固地执掌政权。只要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就不能不承认坚持共产党领导非但不违反民主，相反正是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真实体现、重要保障和首要实现形式。
在我国，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中除了共产党领导之外，还有共产党与各界代表的政治协商，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党和政府接受并认真处理群众信访等等。但在所有形式中，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即使选举，要使它真正体现民主的原则，也绝对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前几年湖南衡阳、四川南充和辽宁等地发生的拉票贿选案件，恰好从反面说明，如果削弱、破坏了党的领导作用，导致少数人用金钱搞暗箱操作，即使选举，照样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而只会使民主变味、走样，成为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挑战。
至于有人用所谓“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进行政党登记”为由，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更是自作聪明、枉费心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两种国家，它们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公开声明自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不允许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与自己分享政权；而后者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国家”，实际上实行的却是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依据。”[11]列宁也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釆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2]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都不能受资产阶级法律的限制，不能用资产阶级法律的狭隘眼界来看待政党设置和政党登记一类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的限制，社会主义国家不搞政党登记，并不等于实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没有法律依据。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里说的实行工人阶级领导，自然意味着实行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各民主阶级，自然意味着团结各民主阶级的政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以，无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参政资格，都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得到确立的，根本不存在还要通过什么政党登记来确认的问题。此后，在1954年《宪法》，以及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的序言部分，都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后建立的，今后各族人民要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爱国统一战线也要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可见，以所谓“没进行政党登记”而妄图否定中共领导合法性的言论，完全是痴人说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事实说明，违法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发表这种言论的人自己。
三、关于如何看待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革命”与“执政”的问题
在如何看待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革命”与“执政”的问题上，通过批判混淆时代特征与时代性质、鼓吹“告别革命”的谬论，树立当今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党人既要执政也要革命的观点。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是“告别革命”，它的所有观点及种种言论，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受它的影响，前一阶段在党内流传一种说法，叫作“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理由是，我们党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执政而不是革命，因此应当尽快完成角色转换。这种论调是对“革命”的片面理解，是把“革命”与“执政”人为割裂和对立的表现。其深层次原因是把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混淆了，没有看到或拒绝承认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或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要弄清社会主义时期还要不要革命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叫革命。革命的概念有多种含义，有的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变革，即政治革命；有的是指组织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特有的内容，因为资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其革命任务就完成了，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仅仅是革命的第一步）；有的是指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如革命精神；有的是指某一领域中的重大变革，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等等。因此，革命并非仅仅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相对于既有的资本主义秩序来说也是一种革命。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他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13]可见，他所说的革命，指的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的“革命”，特指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仍然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重要尝试。这种“继续革命”的理论当然是错误的，应当否定，而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被否定。但否定这种特定含义的“继续革命”，并不意味着否定了本来意义的继续革命。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用很大篇幅作过论述。它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14]可见，我们党从来不认为只要自己执政，革命任务就完成了，不再需要继续进行革命了。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一句话，说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句话照样不能推导出我们党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再需要革命了。这是因为，掌握全国政权也好，领导国家建设也好，对我们党来说都是新阶段的革命任务。而且就在党的十六大报告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话，即“我们党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使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说党的革命任务完成了，不需要再革命了，“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事业又是什么事业呢？另外还要看到，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在讲到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时，都提到军队的革命化建设，十八大报告还要求“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既然我们党领导的军队仍然是革命军队，仍然要进行革命化建设，怎么能说党不再是革命党了呢？这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社会主义时期还要不要革命，这个问题与我们对所处时代性质的认定有着密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人类社会就已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列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的新特点，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历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矛盾的加剧和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那个时期的时代最强音。因此，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就是说，战争和革命是那个历史阶段的突出问题，即那个时代的特征。
历史反复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和胜利，就是这一理论指导的结果。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用社会形态划分的时代中有着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时代课题，战争和革命作为时代的突出特征，并不一定伴随帝国主义时代的全过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纷纷通过民族民主运动实现了国家独立，争取和平和发展成为了它们更加迫切的要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也在客观上减弱了战争的危险性，这一切促进了世界和平势头的上升。其次，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自我调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使革命形势有所低落；20世纪70年代初进行的以美元与黄金脱钩、废除国家汇率制、允许资本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以发展金融、高科技等服务业而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从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引进设备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加剧了同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博弈，这一切增强了发展中国家要和平要发展的呼声。正是鉴于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两个突出问题的论断。他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15]党中央据此，把和平和发展陆续概括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时代特征。
时代特征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时代性质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第一，党中央正式文件及领导人的讲话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相反，从这些文件和讲话中总是可以引申出今天仍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或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结论。例如，邓小平就说过：“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16]“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17]如果说今天不是帝国主义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了，怎么还会有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呢？
第二，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和政府随着全方位外交的展开，在公开场合很少再使用帝国主义的概念，但不等于改变了对帝国主义的看法。邓小平说：“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想统治世界。”[18]他还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布制裁中国，他们这一套是“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19]这里说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显然指的就是帝国主义。在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凡是讲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际上也是讲要反对帝国主义。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20]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依据的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已进入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如果说今天已变成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以及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岂不都失去了时代依据？
第三，战争和革命不是当今时代的突出特征了，但我们党并没有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观点。只要翻阅邓小平著作就会看到，他总是提醒我们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要保持警惕，要通过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来维护世界和平。他指出：“战争威胁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21]“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22]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像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初期那样，采取直接军事侵略的方式进行干涉，但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挑衅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谁都明白，今天东海、南海的局势，说到底是美国明里暗里鼓动的结果。它们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加强海外军事基地，加紧研制和部署新式武器，扩大北约势力范围，打造亚洲版的“北约”组织，所有这些不是为发动战争做准备或进行战争讹诈，又是为了什么呢？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2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不断强调加强军事斗争的准备。2016年4月，他在视察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再次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危机意识，一切以提高作战指挥能力为根本目的，一切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根本标准。[24]他这样讲，同样是从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的。
第四，当今时代呈现和平与发展的特征，但党中央总是告诫我们，帝国主义妄图颠覆、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时刻也没有停止。陈云在“八九”风波之后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25]八天之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指出：“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26]他还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27]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28]这些都告诉我们，在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必须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渗透、颠覆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第五，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进入了低潮，但我们党从来不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消失了。当今，占当代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且除了中国，还有一些国家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100多个国家，包括前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在内的130多个工人阶级政党（合计约1800多万党员），或保持着共产党的名称，或坚持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其中还有近30个党在执政或参政。另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不如20世纪初期和中叶那样高涨，但抗议资本家剥削的罢工、游行、示威仍然遍布欧美，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例如，199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4万人集中到美国西雅图，反对全球化，打出“全球化是少数人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口号，捣毁了被视为全球化象征的麦当劳快餐店，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又如，2011年，上千示威者在美国纽约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我们是99%”的口号，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和社会的不公正，持续了近两个月，最终由警察强制清场。同时，随着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实力的削弱，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影响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经济侵略、政治干涉、文化渗透的斗争也在不断发展。这些动向加在一起，可以看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正在走出低谷。
回想当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曾有过几次低潮，但每次过后都迎来了高潮，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今天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依赖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用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然而一旦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团结，增强了实力，进一步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它们的国内矛盾必然加剧。因此，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朝一日同样会由低潮走向高潮。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9]
以上说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特征，并没有改变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时代性质的看法。我们只有坚持对时代特征的认定，才可能紧紧抓住和充分利用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加紧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为赢得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我们只有保持对时代性质的清醒认识，才可能明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依据，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要求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主张，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它很容易造成把我们党的执政混同于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后果，从而使我们党丢掉最高理想和革命传统、革命作风、革命精神，助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人民群众。这些年，党的干部队伍和党风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与这种观点的散布不能说没有关系。我们党现在虽然是执政党，但它仍然要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仍然要继续发扬革命精神、继承革命传统，仍然要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去教育和影响下一代，仍然要引领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迈进。否则，我们党为什么至今仍然要求党员在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30]陈云坚决反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说法和共产党改名的主张，他指出：“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31]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也说：“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32]他还说：“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33]他们的话都表明，我们党执政后并非不再革命了，这个革命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断奋斗。对于我们党现在究竟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这个问题，我认为准确的回答应当是：既是执政党，又是革命党，是革命的执政党或执政的革命党。
四、关于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
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上，通过批判借口不再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谬论，树立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激化、我们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种反映的观点。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说过：“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34]他当年批评的这个问题，后果在近些年已逐渐显现，突出表现就是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普世价值、西方宪政等思潮的泛滥。然而，也有一种思潮既不带学术性，西方国家自己也不实行，却在我们这里格外猖獗。这股思潮就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合伙制造，由西方资本在背后支持，专门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者们一方面肆无忌惮地歪曲、丑化、否定革命历史、革命领袖、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另一方面，竭力否认他们和我们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表现，甚至攻击把这种斗争看成阶级斗争反映的观点是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流毒”。这就涉及阶级斗争学说是否科学，是否过时的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5]后来，恩格斯给这句话加了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他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第三版序言中还说：“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他认为，这个规律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36]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37]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但科学预见到在那个社会里仍然存在阶级斗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8]列宁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经历的时间较短，但他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39]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经历时间较长，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既有重大贡献，也有严重错误。他的一大贡献就是深刻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很大程度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提出了对这种斗争应采取的正确方针。他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他还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40]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是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社会主义的口号，把全党工作重点重新转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我们党并没有否认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
阶级斗争，更没说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革命时期也是错误的。邓小平指出：“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41]“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42]他提醒大家要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43]“自由化的思潮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44]他还揭示了帝国主义与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关系，说：“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动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45]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宪法》和《党章》序言都有完整的表述。《宪法》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党章》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们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江泽民同志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时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46]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47]他强调，有人说阶级分析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对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尤其重视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他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48]这一论述说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专门用来搞乱社会主义国家人心的，而且确实起到了搞垮苏联共产党、解体苏联国家的作用。这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国际资本背后支持的产物，是完全有事实依据的。对此，只要看看以下几方面情况就十分清楚了。
其一，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是怎么说的？1945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就说：“战争将要结束，……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方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将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49]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我们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要和共产主义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50]
其二，看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煽动“颜色革命”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据透露，二战之后，仅美国为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就花了十几万亿美元。它依托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办电台、拍电影、出书刊、搞交流、给资助、评奖项，近些年又利用从中国跑到海外的民运分子建网站、编信息，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输送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内的意识形态。把它们梳理一下，可以看出这些措施主要有五个。一是控制新闻媒体。二是利用电影、电视剧进行文化扩张。三是通过各种基金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合作。四是设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站，雇用职业写手，分工编写赞美西方、丑化中国、给历史翻案和纯属谣言的段子，精心打造为他们服务的网络大V、公众偶像。五是组织培训班，直接培养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颜色革命”的骨干。最近宣判的周世锋、胡石根等人颠覆国家政权犯罪案件所披露的事实，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三，看污蔑、抹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书籍、网站都是在哪里炮制、出版、推销的？前些年在西方轰动一时的反动书籍，如《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毛泽东—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晚年周恩来》《叫父亲太沉重》等，统统都是由美国中情局操纵，在美国出版发行的。香港1997年主权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西方利用这个机会，对香港大肆渗透，竭力把香港打造成反共的桥头堡。这些年来，凡是制造大陆政治谣言的书籍、报刊，绝大多数都是在那里编造、出版的。邓小平曾说过：“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51]
其四，看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分裂袓国的形形色色人物都往哪里跑，都是被哪些国家邀请、收留，颁发大奖的。前些年，由中华书局在香港的副牌东方出版社出版并在大陆发行了一本题为《黯然失色—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的书，是中情局人员写的，专讲1986—1991年间，他们在世界各地进行的重大间谍活动，其中提到中国“八九”风波后，帮助被我国政府通缉的动乱分子出境的“黄雀行动”。书中描述了中情局是如何通过美国驻华使馆，为动乱分子签发签证，购买火车票、飞机票，以及如何通过在中国大陆建立的特务网，帮助动乱分子偷渡国境前往欧美的。“八九”风波后，西方主要国家还对中国宣布所谓“制裁”，引诱中国留学生申请政治避难。最近一些年，许多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分裂势力的头面人物，如方励之、魏京生、王丹、十四世达赖、热比娅等，都是美国政府出面，或收留或邀请访问，有的还受到时任总统接见，就连一些叛党和出卖国家利益的败类也都是往美国跑。西方国家还相互串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给刘晓波，并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者去领受各种奖。现在内地一些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之所以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攻击党和国家、领袖的言论，公开同社会主义制度叫板，就是因为他们明白，有国际资本在给他们撑腰。方励之跑到美国后公开讲：“如果不整垮国有企业，就不可能整垮共产党政权；如果不腐化共产党干部的多数，就改变不了政权性质。……共产党的根基多深呐，从井冈山一步步走下来，经过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要不是彻底败坏共产党，怎么整垮共产党？”他的这番言行再次验证了所谓“异见人士”敢于公开反共反华，根源在于美国的支持；而且验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确实有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推动。我们国内有的所谓“精英”就讲：“腐败和贿赂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构成改革的成本。”
其五，看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发表了哪些极端言论？如果一个人只是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会讲错话，但绝不会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共产党、对老一辈革命家、对牺牲的烈士破口大骂。例如，咒骂所谓“毛共造反夺权是打天下坐天下改朝换代新贵专权”，“毛泽东的死与我有很大关系，他不死，我当不了作家”，“共产党当政用他们的无知和跋扈反反复复做了三件事：祸国、殃民、害自己”，“毛岸英被美军燃烧弹烧成了挂炉烤鸭”，邱少云是“半面烧”，赖宁是“烤肉”，等等。反过来，他们用最美好的语言歌颂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剥削阶级。例如，赞美中国的地主阶级“是农村的精英”；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是“用牺牲自己的办法”换取沦陷区中国人的利益；里根在任期消灭了苏联，希望布什在任期能消灭中国，也成为“最伟大的总统”，等等。如果不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汉奸怀有深情眷恋，怎么可能说出上面这些话！说这种话的人到底表达的是哪个阶级的思想感情，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鼓吹、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实际上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国际资本支持下，对社会主义国家打的“无硝烟战争”的组成部分。它说明阶级斗争不仅在国内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在国际大范围更是尖锐地存在。正是根据这一事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52]这一论述清楚地告诉人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绝不是什么学术思潮，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思潮；我们同它的斗争绝不是什么史学领域的学术之争，而是应对国际资本及其“第五纵队”“无硝烟战争”而打的文化反击战、历史保卫战，是关系我们政权安危、国家兴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要想不重蹈苏联亡国、苏共下台的覆辙，就必须敢于亮剑，同这股思潮进行坚决斗争。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论证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大趋势，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性和阶级性。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谬论、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正是坚持这一科学性和阶级性的体现。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53]习近平总书记也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54]我们要继续努力，在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为增强我们在史学理论领域的话语权贡献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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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李慎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292页。
[50]周新城、张旭：《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一颗灿烂红星的陨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5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52]转引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见《人民日报》2013年7月22日。
[5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54]《人民日报》2016年7月19日。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2期
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