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虹口丝厂女工运动

摘 要：1921年至1937年，上海虹口丝厂女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持续开展罢工斗争。随着时局的变化，虹口女工运动经历了迅速发展、艰苦斗争和再度高涨三个发展阶段。为保证虹口丝厂女工运动的有效开展，共产党人在女工运动爆发前后通过刊物宣传、开办夜校、激励赞扬等方式，提高虹口丝厂女工参与斗争的主动性，中共党员金维映等更是直接参与领导罢工斗争。中共对虹口丝厂女工运动的坚强领导，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增强了女工的思想觉悟，扩大了党在虹口地区的影响，为虹口及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虹口区位于上海市区的中心地区,有黄浦江、吴淞江和以虹口港、俞泾浦、沙泾港为主的水系河流15条,交通十分便利。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战国蚕丝存货不足,转而向中国订货,市场供不应求,上海丝厂厂数激增。在虹口的丝厂主要包括缫丝厂和织绸厂。1915年上海最早的机器织绸丝织厂开办,次年虹口唐山路即筹办起了物华绸厂,为虹口丝织业的发展埋下了种子。丝厂工人主要以女工为主,为了改善生活现状与工资待遇,女工们不断展开斗争。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至1937年上海沦陷,虹口丝厂女工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政治上日益成熟,开展有领导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充分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一、虹口丝厂女工运动的发展过程

女工在近代上海工人中占据比重很高,尤其是在缫丝、纺织等行业中更是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但是数量优势并未带来收入和待遇上的优势,相反女工的地位远远低于男工。虹口丝厂女工反压迫的抗争运动,从机器纺织企业创办后就已经开始。五四运动后,女工们开始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虹口丝厂女工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迅速发展。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虹口丝厂几乎全部毁于战火,女工运动转向地下。从1921年至1937年,虹口丝厂女工运动可以分为迅速发展、艰苦斗争以及再度高涨三个阶段。

(一)中共动员下的迅速发展(1921年—1927年4月)。

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该决议强调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开办工人学校使工人提高觉悟,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性。[1]1922年8月5日,虹口丝厂女工在穆志英的带领下罢工。女工们提出了设立女子工业进德会,工作时间以10小时为限等要求。然而女子工业进德会的实质是江苏省议员吴彝伯利用工人的力量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2],它并不能真正保护女工们的利益,所以仅3天,罢工便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次罢工表明,丝厂女工们认识到了同盟罢工的力量,能够提出结社的政治要求。向警予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此次罢工“虽因高压及不能坚持而失败,然不失为吾国劳动妇女运动之空前大举”[3]。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工会运动问题的议决案上,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纺织业工人组织的必要性。[1]1924年6月14日,虹口云成、物华丝厂女工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同盟罢工。女工们在共产党人向警予等的帮助下,提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释放被捕工人等16项条件。杨之华、张琴秋等人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的名义多方奔走,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5]但是由于穆志英对罢工的破坏,女工们在得到每天工资增加一分钱的结果后,便被迫于28日复工。这次罢工引起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关注,使共产党人意识到要想真正组织女工斗争,必须深入群众,加强领导,同时对抗非无产阶级工会,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1925年5月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6月,上海总工会在虹口胡家木桥路设立第七办事处,负责组织领导虹口区的工人运动。[6]1926年6月23日,虹口天昌、物华、云成等15家丝厂6000多名女工举行同盟罢工,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2]上海总工会派杨之华到闸北、虹口等地丝厂,援助女工罢工,最后上海总工会出面谈判,厂方答应条件,女工于26日复工。此次罢工,使得女工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主动站到了上海总工会的旗帜之下,丝厂女工开始成立自己的工会。在党的积极组织下,闸北、虹口一带成立了方裕兴、承丰、盈余、欧记等6个丝厂工会,共有会员1650人。[8]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虹口丝厂女工积极响应由中共直接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3月下旬,虹口区工会联合会成立,何大同为主任。4月7日,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包括丝厂在内的纺织业总工会。虹口丝厂女工运动在党的组织领导下迅速发展。

(二)双重压力下的艰苦斗争(1927年4月—1931年)。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镇压工人运动。4月30日,何大同被国民党第二十六军谍报处逮捕,5月4日遭枪杀。[2]虹口丝厂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国民党成立了上海工会统一委员会,对上海工会组织及工人运动进行“整顿”。

1927年6月28日至7月14日,虹口丝厂女工为组织联合工会,改善待遇,以及反对国民党指派工会操纵工人活动,先后发动三次大罢工,全区18家丝厂、1万多名工人参加罢工,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1928年3月9日,虹口丝厂女工因抗议纬纶丝厂资方勾结警方打死工人姜阿兴举行罢工,罢工扩大到全市89家丝厂,6万余人参加。[10]这些罢工虽然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大多都在国民党的武装压迫下失败。

1929年6月18日,全市统一工会组织——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赤色工会)成立,负责领导工人斗争。7月4日,虹口20家丝厂女工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同盟罢工,12日被迫复工。7月16日,江苏省委总行委发布关于继续扩大领导虹口丝厂罢工斗争的通知,认为斗争仍有爆发的可能,要求17日上午到虹口丝厂区域举行示威,动员工人继续罢工。[11]此次罢工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严重损害了工人的积极性,招致了国民党更加严厉的镇压,削弱了党的力量。

这一时期,虹口丝厂女工在白色恐怖中和“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仍然坚持斗争,虽然十分艰苦,但展现了丝厂女工强大的阶级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三)反日浪潮中的再度高涨(1932年—1937年)。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闸北、虹口一带的丝厂遭到日军毁坏,很多丝厂都被迫停工歇业,存活下来的丝厂业也只能裁员或削减工资以维持经营,虹口丝厂女工运动在抗日浪潮中再度兴起。

1932年2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宣传纲要,要求动员民众实行总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1]1932年5月,虹口缫丝厂成立中共支部[10],为虹口地区带来了革命的中坚力量。从6月至10月,虹口丝厂女工连续不断地展开了多次罢工。其中,9月23日,虹口祥茂等12家丝厂5000余名女工为反对资方增加工作时长共同罢工,罢工持续了17天,10月9日被迫复工。次年7月5日,为改善待遇增加工资,天宝路的振丰丝厂首先发动罢工,后怡昌、永亨等厂纷纷加入罢工,共涉及虹口5家丝厂3000余名女工[14],10日被迫复工。之后的几年,虹口丝厂女工为反对由于日本侵略而遭受的悲惨待遇接连发起罢工运动。

1936年五六月间,中共地下党员林枫、宋振鼎、吴仲超等人建立了中共绸厂工作委员会(简称“绸委”)[15],开始筹备各区丝织工会。1937年初,虹口区作为第七区成立了七区丝绸业工会。工会的成立使丝织业的斗争扩大了规模,统一了步伐。3月初,沪东绸厂爆发罢工运动,至3月15日,全市包括虹口在内的98家丝绸厂积极响应罢工。之后的两三个月内,各丝厂在中共绸委的带领下接连举行了战略性罢工,迫使国民党当局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国民党的武力镇压使一些女工代表遭到逮捕。6月13日,虹口经纬丝厂为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在车间进行绝食斗争,斗争持续了35个小时并最终赢得了部分胜利。[2]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上升,虹口丝厂女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开展反法西斯与资本进攻的罢工斗争,积极加入群众反帝统一战线。

二、中共领导虹口丝厂女工运动的动员方式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妇女运动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女工现状,指出了党今后为保护女工以及所有被压迫妇女政治、经济、教育权利的奋斗方向。[17]共产党人依据决议精神,通过多种方式带领虹口丝厂女工为求解放而斗争。

(一)创刊办报,宣传讲演,开办女工夜校。

罢工斗争前,中共通过多种方式向丝厂女工宣传进步思想,提高其政治意识,培养其坚强意志。

1922年7月,李宗武、沈雁冰等人在上海发起“妇女问题研究会”,研究妇女解放问题。9月创办《现代妇女》杂志,翌年与《妇女评论》合刊为《妇女周报》。[18]《妇女周报》十分关注丝厂女工的罢工斗争,向警予在该报上发表了《告丝厂劳苦女同胞》《丝厂女工团结起来》等多篇文章,号召丝厂女工团结起来,共同反抗。1935年7月创刊的《妇女生活》开辟专栏,发表《丝厂女工怒吼了》等文章,揭露日本对我国的经济掠夺,指引上海丝厂女工投身抗日斗争。[19]

为了更有效地动员丝厂女工,共产党人经常到虹口地区开展宣讲活动。1924年12月21日,向警予主持发起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1月1日,向警予亲自带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南方大学女生团、大夏大学女生团等百余人,手持旗帜和宣传品到虹口、提篮桥等处演讲。[3]1926年5月29日,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在虹口方家木桥举行“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来自1000多个团体的5000多名代表出席。[2]这场纪念活动,使上海总工会得到了迅速发展,也让虹口丝厂女工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为了加强对虹口丝厂女工的教育,中共于1924年春在虹口开办了平民学校。恽代英专门为平民学校编写了4册课本,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杨之华等负责授课。[3]1935年至1936年间,中共指派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的党、团员,先后在虹口开办了兆丰路(今高阳路)、提篮桥、岳州路(新旦小学)3所女工夜校。中国戏剧家联盟中的文委成员吕骥、麦新、孟波等人都曾到兆丰路夜校教学生唱救亡歌曲,排演进步戏剧[10];提篮桥女工夜校在共青团干部李穗的带领下,学员从40人扩大到150人;岳州路女工夜校学生则由共产党人金维映亲自授课。[6]这些女工夜校培养的一批优秀女工骨干,成为虹口丝厂女工罢工斗争的主要力量。

(二)歌颂斗争精神,披露资方罪行,指明革命方向。

女工罢工斗争爆发后,共产党人公开赞扬女工斗争的表现,分析罢工运动的正当性,寻求社会各界支援。罢工过后,共产党人会给予充分肯定,并专门发刊歌颂丝厂女工坚强的斗争精神,为女工们进行下一次斗争提供新的动力。

1922年8月虹口丝厂女工同盟罢工后,《妇女评论》杂志两期连载《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记》,对此次罢工斗争进行深入剖析,同时宣传女工团结斗争精神。1924年6月虹口丝厂女工发动罢工斗争后,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充分分析斗争中女工提出的复工条件的合理性,呼吁社会各界援助,同时指出这场罢工斗争不但是上海劳动界的一个大事件,并且是全中国劳动界的一个大事件。[25]当时的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文,为虹口丝厂女工主持公道,揭露资本家不讲情理不讲法律压迫女工的事实,赞扬女工们罢工自救的合理性。[26]

1926年6月虹口发生的丝厂罢工风潮,同样引起了共产党人的关注。时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赵世炎在《向导》周报上连载7篇文章讨论“五卅”纪念后爆发的罢工潮。文章指出,此次罢工女工们勇敢奋起,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她们英勇的战斗,良好的秩序,尤可称赞。与此同时,也强调了只有工人自己的工会和工人自己的政党才能拥护工人的利益,工人的政党就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是工人群众的先锋队,始终维护工人的利益。[27]

1933年7月虹口丝厂罢工后,1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国民党区域内工人斗争的展开》一文,指出由于资方压迫使得虹口地区仅剩云成、福厚等五家丝厂可以勉强开工。同时还指出当前的任务是让每一场斗争都要有党和赤色工会的领导。[28]共产党人发刊揭露资方的压榨行径,表明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维护工人权益,为虹口丝厂女工指明了斗争方向。

(三)中共党员金维映参与领导虹口丝厂女工运动。

金维映本是浙江岱山人,长期在浙江从事革命事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宁波被捕,获释后转至上海。金维映先在虹口区岳州路254弄临街一所小学做教师以掩盖身份,后积极开展妇女工作。1929年3月,金维映接替蔡畅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8月下旬任中共沪东区委委员[29],后到上海工会联合会工作。她白天经常到工厂活动,考察女工们的真实工作环境,晚上则到闸北、虹口的女工夜校授课,讲解妇女权益,鼓舞斗争勇气。到夜校读书的大多数是丝厂女工,很多人都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之后上海丝织厂的总罢工做了组织准备。[30]

1930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组织全上海大罢工。金维映被任命为上海丝织行业党团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丝委”)书记。[30]当时党内受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常发动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很大程度影响了工人罢工斗争的积极性。为使罢工顺利进行,金维映与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邓颖超等人召开布置丝厂大罢工的秘密会议。上海总工会女工部负责人徐大妹在会上报告闸北、虹口地区丝厂的情况。会上决定,立即发动闸北丝厂工人大罢工,要求厂方改善劳动条件,安装通风和降温设备等。[32]7月,开封路丝厂首先罢工,当时金维映所在的上海工会联合会发布《为扩大同盟罢工告丝厂女工书》,呼吁虹口的姐妹们一道来干,使虹口的各丝厂统统摇起班来(即同盟罢工)。[33]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金维映还在虹口区租了两间厢房作为机关,每天在这里开会接头,研究工作。[30]此次罢工后来扩大到全市104家丝厂,上万名女工参加,最后取得了胜利,工人劳动条件有所改善,资方还补发了罢工期间的部分工资。[32]

1930年,上海共有丝厂111家,是缫丝业的全盛时期。[2]金维映筹划了其中104家丝厂工人总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丝厂罢工。[30]此次罢工发生在党内“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期,能取得部分胜利,是因为邓颖超、金维映、徐大妹等人抵制李立三提出的政治罢工,突出经济罢工的结果。[32]在丝厂罢工的问题上,金维映曾多次与众多持“左”倾错误思想的人产生争执。她强调并不是反对罢工,而是罢工的方式不对。[33]邓颖超、金维映等对丝厂女工斗争的正确领导,让丝厂聚集的虹口、闸北等地区保存了革命力量,维护了女工们的斗争积极性,为之后的罢工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中共领导下的虹口丝厂女工运动的重要意义

中共领导的虹口丝厂女工罢工斗争,使得虹口地区的革命力量逐渐强大,虹口工人运动的整体水平和影响力得到提升。运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女工主动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阶级意识和政治观念增强,整体形象进一步凸显。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进基层党组织、工会组织的扩大发展,收获宝贵的斗争经验。

随着党对虹口地区丝厂女工运动领导的不断增强,党在虹口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虹口地区的党组织建设也越来越完善。1923年7月,中共在虹口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虹口小组,组长为陈其寿。1924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的9个支部中,虹口地区有两个支部,12名团员。1925年11月至1927年春,中共先后在景贤女校、持志大学、北四川路、泰东书局等地建立了8个党支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八七会议后基本恢复,到1929年8月,共新建了物华丝厂、劳动大学、茂昌蛋厂等7个党支部。1932年5月,虹口缫丝厂和文化学院也成立了党支部。直到全面抗战时期,虹口地区21个单位中有中共党员,并先后建立了1个党总支、17个党支部、1个党小组,发展党员160余人。[6]同时,工会组织也随着党组织的成立而得到发展。1925年6月上海总工会在虹口设立第七办事处。1927年3月,建立虹口区工会联合会。1937年中共绸厂工作委员会领导建立虹口丝绸业工会。[6]

除此之外,经过多次对虹口丝厂女工运动的指导,共产党人也从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经验,领导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罢工策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在虹口丝厂女工罢工频频遭到招牌工会利用后,共产党人便转变改造招牌工会为进步工会的方针,开始同时建立自己的工会。1937年上半年爆发丝绸厂大罢工时,中共绸委不盲目扩大斗争规模,而是根据时局和罢工实际情况,复工与罢工交替进行,最终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二)女工运动增强了女工的阶级意识,提高了女工的政治觉悟。

虹口丝厂女工的阶级意识发展是从经济上形成阶级到政治上形成阶级的过程,也就是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发展的过程。毛泽东认为“自在的阶级”就是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而“自为的阶级”则是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期。[42]丝厂女工在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下,阶级意识逐步增强并向“自为的阶级”转变。1922年8月的罢工斗争中,丝厂女工提出了结社的要求。1926年6月的罢工在党的积极引导下,女工们主动站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人在虹口地区的宣传教育也提升了女工们的政治觉悟,一些女工加入了党、团组织,踏上了革命征程。曾在兆丰路女工夜校学习的女工蔡平,在夜校中接近了团组织,后经冯云宝介绍,加入了C.Y(共青团)组织。[43]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提篮桥、兆丰路等女工夜校的师生纷纷参加了妇女救国会,并在共青团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女工救国会,夜校教师卢英被选为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女工干事,为抗日工作做出了贡献。[10]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女工运动,丰富了虹口地区党史资源,有利于深化对党的创建历程和虹口作为党的诞生地组成部分的认识。

在党的领导下,包括虹口丝厂女工罢工在内的虹口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文化运动等蓬勃开展,虹口革命活力与氛围越来越好,党也越来越重视虹口地区的工作,革命活动和机构越来越多集聚虹口。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虹口东宝兴路254弄召开,中共中央秘书处、交通处、宣传部、工农部、文委以及中共上海区委、江苏省委等机关陆续迁入虹口地区。[6]1925年底至1930年初,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在虹口北四川路1991弄内山书店设立通讯联络处,刘鼎荣为联络员。[6]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虹口窦乐安路233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讲话,并在左联设立了党团组织。[10]除此之外,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陈云、陈延年、赵世炎等都曾在虹口地区领导过革命活动。

总之,中国共产党对虹口丝厂女工运动的正确引导,让虹口地区的丝厂女工运动向着革命的方向发展。从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到能够提出政治要求,从被招牌工会利用发展到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虹口丝厂女工运动的不断发展为共产党、也为虹口地区注入了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共创办刊物建立与群众密切联系的窗口,举行宣讲活动直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开办职工夜校则培养了党的优秀骨干,这些动员女工的方式,对新时代基层组织的管理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加强对虹口女工运动等地区党史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和促进我们对党的创建历史和虹口作为党的诞生地组成部分的研究和认识。

（作者单位：肖琳琳，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佩军 虞洪，中共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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