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欧盟与中欧关系
●于洪君 ▲吕 楠
［编者按］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欧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如何？英国脱欧会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对欧盟产生了怎样的冲击？中欧关系近年来有哪些新的发展、遇到哪些新的问题、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围绕这些热点话题，本刊特邀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顾问于洪君教授进行深入探讨。
▲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家联合体，欧盟是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战略性力量。请您结合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谈一谈对欧盟世界地位的理解。
●我们所说的欧盟，是欧洲联盟的简称。它的直接前身是1967年7月1日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布鲁塞尔条约》为基础成立的欧洲共同体，即欧共体。为什么说欧共体是欧盟的直接前身呢？因为欧共体也有一个前身，这就是1952年根据法方建议，法、意、荷、比、卢、德六国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该六国又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7月，上述三个共同体整合到一起，建立了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也有人把1958年1月1日《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通称《罗马条约》）签署的日子，看做是欧共体诞生日。
需要指出的是，欧共体成立时，欧洲正处于深刻分裂状态，各国间开展大范围深度合作非常困难，全区域全方位合作还无从谈起。因此，时隔八年，即1973年，欧共体才走出扩员发展第一步，正式吸收了丹麦、英国、爱尔兰三国。1981年，随着南欧国家希腊加入，欧共体发展为十国。1982年，另外两个南欧国家即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时加入，欧共体成员国增加到12个。这些欧洲国家走到一起，寻求联合，开展合作，目的就是要避免欧洲国家以邻为壑、兵戎相见，导致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悲剧重新上演。
1991年12月，苏东剧变尘埃落定，东西方冷战宣告结束。欧共体成员国认为欧洲的一体化机会已经来临，旨在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应运而生。1993年11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世界上最大的区域合作组织欧盟宣告诞生。1995年初，瑞典、芬兰和奥地利三国入盟，欧盟由最初的六国扩大到15国。
进入21世纪，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2004年5月，原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三个共和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东欧地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原属南斯拉夫联邦的斯洛文尼亚，以及马耳他、塞浦路斯，总共十个国家，一起加入了欧盟。2007年7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加入了欧盟。2013年7月，原属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也成功加入了欧盟。至此，欧盟成员国发展到28个。
我们说欧盟是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主要不是因为其成员国越来越多，而是因为它属于特殊形态的国家集团，其最终目标可能是邦联式的欧洲合众国。当然，即使欧盟最终发展为邦联，它也会有别于现在的美国，更不会类同于原来的苏联和南斯拉夫。当前，它处于由地区合作组织向特殊形态的邦联式国家转换的历史过渡期，带有准邦联式国家的许多属性和特征。因此，欧盟的一体化程度，远高于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以及美洲国家组织。
2012年，欧盟由于“60多年来在欧洲推进和平、和解、民主和人权”[《欧盟获诺贝尔和平奖》，参见人民网。]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进一步上升。可以说，欧盟问世是冷战后世界走向多极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国际力量对比关系持续改变与地缘政治格局深刻重组的一个鲜明例证。
根据欧盟条约，各成员国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但要向欧盟领导机构让渡部分主权。这种主权让渡不仅表现在税收、货币等经济方面，同时还表现在立法、司法、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因此，欧盟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超国家行为体。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角度看，它应有任何国家和国家组织都不具备的行为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一直认为，欧盟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
▲前些年，欧盟扩张势头十分强劲。1995—2013年，欧盟三次扩员，吸收了18个新国家。新老成员国之间、富国与穷国之间，出现了矛盾与冲突。特别是2008年欧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它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彰显。否定欧洲一体化、否定统一货币、否定欧盟的作用、否定欧盟未来的疑欧主义，在许多国家泛滥开来，成为反对区域合作、进而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精神动力。与此相关联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排外运动风起云涌。您如何理解这些现象？
●欧盟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理念与实际相脱节、动机与效果不统一的问题，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一体化操之过急，吸收新成员过多。实际上，欧盟早期发展还是比较慎重的。前三次扩员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前，18年间只吸收了四个国家。冷战结束后，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和地缘政治需要，欧盟急于吸纳原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转型国家”，意在显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潜能。“消化不良”和“理念冲突”问题骤然显现。
欧盟作为一个新型的全面发展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内部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不可能十分完善，一步到位。早在1999年时，欧盟就已经发生过预算风波。当时，欧洲议会拒绝批准欧委会提出的预算草案，并且成立调查委员会对欧委会进行调查，结果导致欧委会集体辞职。这场风波充分说明，欧盟的制度建设远未到位。
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冷战后欧洲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取向已大同小异，但各国的自然秉赋、历史传承、治理模式，还是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差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统一的问题尤其突出。新成员国急于入盟，目的就是要获得欧盟的经济救助和财政扶持，让本国民众过上与老成员国同样富足殷实的生活。欧盟无力迅速解决这样的繁重任务，像英国这样的老成员国，根本不想充当“扶贫者”。新老成员国彼此互相埋怨，甚至产生了离心倾向。
▲请您谈一谈这种“彼此埋怨”和“离心倾向”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2008年的欧洲金融危机以主权债务危机方式，在南欧五国即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集中爆发。当时，该五国希望以欧盟提供大量援助为依托，继续实行宽松政策，以保持原有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不变，但遭到西欧国家强烈反对。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各国同意提供适度援助，但要求受援国必须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减少政府开支，降低工资标准，削减社会福利和各种生活补贴，然后按双方约定的条件和期限，还清债务。南欧国家认为这些条件过于苛刻，与西欧国家产生了剧烈冲突。某些国家内部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风潮，导致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相互叠加，整个国家陷入破产边缘。这场危机后来化解了，但后遗症很大。南欧国家与西欧国家民众之间形成了非常深重的心理隔阂。
其次，在前几年爆发的难民问题上，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产生了严重冲突。2011年中东动乱发展为大规模战乱后，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德国政府和欧盟领导机构主张所有成员国都要接纳难民，以缓解德国等富国的压力，但中东欧国家坚决反对。有的国家甚至建立了边境墙，对难民严防死守。2017年12月，欧委会曾因此将匈牙利政府告到欧洲法院。
另外，东西欧国家之间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治理方式存在很大差异，这也导致欧盟内部时常发生矛盾和冲突。例如，2017年波兰进行司法改革时，欧盟强势干涉，理由是这种改革违背了欧盟倡导的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原则，不符合欧盟认可的法治精神。2018年，欧洲议会还以448票赞成、197票反对通过了惩罚匈牙利的决议案。原因是匈牙利政府破坏司法独立，限制言论和学术自由，剥夺弱势群体和难民的权利，违背了欧盟的核心价值观。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在欧盟内部改革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西欧国家主张的欧盟改革，意在放弃几十年来决策过程中一贯实行的一票否决制，转而采取所谓的有质量的多数票表决通过原则。这样的表决原则一经确立，中东欧国家势必失去借助一票否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手段，因而其坚决反对这一原则。
▲英国脱欧无疑是21世纪以来欧洲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历史事件，您怎样理解英国脱欧的原因，脱欧会对英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英国脱欧，实际上并不是某个政治家头脑发热的结果。了解英国和欧洲历史的人都知道，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因素，英国人对参与欧洲大陆事务历来不太积极。二战后各国政治家热烈讨论欧洲联合问题，英国想当头，想构建一个由英国人主导的欧洲联合体，但因追随者太少，没有办法取得成功。英国迫不得已，于1960年申请加入欧共体，但被法国所拒绝。直到1973年，即13年后，英国才成为欧共体成员。可见，英国既不是欧盟创始成员国，更不是其核心成员国。
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内部对于此举是否有利始终存在争议。1975年，英国曾经就是否留在欧共体举行过一次全民公投，当时留欧派占了上风。但是，留在欧共体内的英国，仍然是三心二意。1984年，由于撒切尔首相的强烈坚持和争取，欧共体不得不同意部分返还英国向欧盟缴纳的预算款。1997年欧元区正式建立，时任首相布莱尔曾主张英国改用欧元，遭到财政大臣等人的强烈反对，英国因此留在了欧元区之外。2008年欧债危机发生时，英国强烈反对欧盟对重债国提供救助，同时也反对欧盟对成员国实行金融监管。英国与欧盟核心成员国的矛盾从此进一步加大。
2013年英国大选时，保守党领导人卡梅伦为争取选票，取悦那些主张退出欧盟的选民，承诺当选后将以全民公决方式解决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问题。2016年6月，此项公决如期举行，结果是脱欧派以52∶48的优势胜出。2017年3月，伊利莎白女王二世批准了英国议会的“脱欧法案”，脱欧程序随即启动。尽管这一过程曲折反复，充满变数，但今年1月底，英国脱欧终于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欧盟28国，如今变为27国。
很多人都在问，英国脱欧到底有没有利？短期看，这对英国是有利的。起码英国每年不必缴纳巨额“会费”。英国让渡给欧盟的那些权利，也可以收回，也不再受难民分摊等共同性问题的困扰。但从长远看，英国离开欧盟这一大平台，在欧洲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下降。离开欧洲这个统一的大市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受到很大冲击和影响，同时还会导致英国政府与苏格兰、北爱尔兰等地方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英国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格兰是英国境内一个拥有独特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的特殊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自立为国的经历。因此，冷战后越来越活跃的苏格兰独立党，早就亮出了“脱英”的旗帜。2014年，苏格兰曾经举行过关于是否退出英国的公决，当时的赞成票竟高达45%，差点取得成功。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决时，62%的苏格兰选民投票反对脱欧。2019年12月4日，苏格兰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独立大游行。英国正式脱欧后，苏格兰独立党领导人明确表示，英国脱离欧盟必然重创英国经济。她本人积极支持苏格兰独立。未来一两年内，苏格兰将再次举行脱英公决。
英国脱欧后，与爱尔兰的边界管理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40年来，由于双方都是欧盟成员，隶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与作为独立国家的爱尔兰之间的贸易，如同在英国境内一样方便和自由。脱欧后，英国与欧盟的共同监管区和统一关税区将不复存在，爱尔兰与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不可避免地要在人和物的出入境管理方面，产生摩擦、纠纷和争端。
按照英国政府的计划，北爱尔兰可以继续遵守欧盟有关食品和工业品的规定，但要在远离边界的地方设立检查点，由流动的海关人员进行走私检查，防止来自英国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北爱尔兰。这种制度将大大增加企业运行成本，也将使投资风险增大。北爱尔兰事实上将面临两条边界，一是与爱尔兰的边界，二是与英国的边界。由此可见，英国脱欧不仅导致爱尔兰面临窘境，同时还让隶属英国的北爱尔兰处于异常尴尬的境地。
▲英国脱欧意味着英国和欧盟40多年的政治联姻走到了尽头，这无论是对欧洲一体化还是全球化进程，都堪称一次重大挫折。您认为英国脱欧会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哪些冲击？
●如果我们把2008年爆发的主权债务问题称做欧盟第一次重大危机的话，难民问题引发的冲突可以说是欧盟的第二次重大危机。遗憾的是，这场危机目前仍未最后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欧盟重要成员的英国，义无反顾地启动了脱欧进程。欧盟因此受到了远比20世纪格陵兰自治后宣布退出欧盟更为深远的冲击和影响。
这种冲击和影响，在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时得到了集中表现。欧盟两大核心国家德国与法国，在选举中同时遭遇“滑铁卢”。积极主张欧洲一体化的德国基民盟与基社盟共同组成的“联盟党”，得票比上届少6.2%。与“联盟党”共同执政的社民党，得票率比上届少了近12%。主打环保牌的绿党，得票率比上届多了11.8%，成为第二大党。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得票率为10.1%。在法国，赞同欧洲一体化的共和国前进党，得票率低于极右政党国民联盟。这个极端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极右组织，得票率竟然接近24%。在意大利，极右政党得票数也多于左翼政党。更令人瞩目的是，英国脱欧党大获全胜，得票率高达31.5%。主张英国留在欧盟的工党，得票率仅为14.1%。持中间立场的绿党和保守党，得票率加起来只有21.5%。[林德山《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及其影响评析》，参见人民网。]
应当注意的是，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超过51%，创20年新高。这表明，欧洲人还是很关心欧盟前途和命运的。正如时任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主席马克·莱纳德(Mark Leonard)所说，对于极右势力有可能控制欧洲议会的担忧，激发了欧洲内部支持一体化力量的出现，进而导致投票人数增加以及绿党和自由党支持率上升。[《欧洲议会选举后：一体化之争料将越加激烈》，参见新浪网]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这就是欧盟国家年轻一代参政意识很差。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意参加投票。
欧洲议会选举后，欧洲政治格局重组。首先是传统主流政党地位下降。代表中右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欧洲人民党（EPP）和以社会民主党（S&D）为主体的中左翼社会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进步联盟这两大党团，虽然保住了前两大党团的地位，但损失了近70个席位，失去欧洲议会多数地位。人民党党团中损失最大的是法国共和国人党，减少12席，意大利力量党减少7席，德国基民盟减少5席，西班牙人民党减少4席。在中左翼社会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进步联盟中，损失最大的是大国的社会民主党，如意大利民主党减少12席，德国社会民主党减少11席，英国工党减少10席，法国社会党减少8席。英国执政党保守党更惨，此次选举仅赢得4席，减少15席。
其次，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疑欧政党在本次选举中的支持率明显上升。意大利北方联盟和英国脱欧党，分别成为意英两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前者赢得28个席位，比上届选举时增加了23席，超越法国国民联盟（RN）成为右翼民粹主义党团民族和自由欧洲（ENF）的最大力量。6月12日，该党团改名为“认同与民主”，包括意大利北方联盟、法国国民联盟和德国选择党等，共有73名议员，成为新一届欧洲议会中的第五大党团。[林德山《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及其影响评析》，参见人民网。]
这样一来，虽然疑欧力量未能根本动摇亲欧力量的主导地位，但人民党和社民党这两大党团以“大联盟”方式控制欧洲议会的旧格局宣告结束。从趋势上看，主张加强欧洲一体化的传统政党的地位和影响明显下降，欧盟作为统一的政治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能力受到削弱。“挺欧”与“疑欧”两大思潮、“支欧”和“退欧”两股势力，未来的博弈将更加曲折和复杂。
英国脱欧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欧盟其他国家的分裂势力和分离主义运动。2017年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举行了要求退出西班牙的“独立公投”，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英国脱欧的影响。当时，独立派占多数的区议会不顾统一派反对，于当年10月27日宣布独立。虽然西班牙国家法院以煽动叛乱、叛国等罪名逮捕了加区独立派高官，但“独立公投”还是严重冲击了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显然，英国脱欧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也没有完全了断。2020年是双方最终分手的过渡期。目前，双方正在就新的贸易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但进展困难。英国提出的《内部市场法案》引起了欧盟的强烈不满。欧盟认为，英国的立场与欧盟所能接受的范围相去甚远。双方能否最终避免英国因谈判不果而无协议脱欧，还有很大悬念。如果双方谈判破裂，英国走向无协议脱欧，英国遭受的损失，据估计要超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的三倍以上。至于欧盟方面遭受多大损失，一时还无法测算。
▲1975年5月6日，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45年来，双边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也是各自改革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请您谈一谈对建交以来中欧关系的总体看法。
●45年来，中欧双方在各领域各层次开展交流对话、协调合作、持续发展，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问题彼此交织，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相互影响，还有美国因素等外力牵动，中欧关系的发展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也会出现问题，甚至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譬如，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时，当时的欧共体追随美国，参与对华制裁，导致中欧关系跌入深谷。但是，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经不住时间考验，难以为继。
由于双方共同努力，中欧关系大部分时间还是处于良性发展轨道。1994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法国，提出中国发展对欧关系四原则：一是面向21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二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三是互利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四是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同一年，欧盟出台《走向亚洲的新战略》，中欧达成政治对话协议，中欧会晤机制成立。当年底，欧盟不得不取消除军售以外的所有对华制裁措施。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95年，欧盟发表首份对华政策文件——《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明确表示要全面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关系。1996年，欧盟出台对华新战略，进一步阐述了对华政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1998年，欧盟《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公开发表，欧盟对华关系上升到与欧美、欧日、欧俄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就在这一年，欧盟决定，不再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或联署针对中国的人权议案。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欧关系的做法得到部分纠正。
2001年，欧盟提出了进一步加深对华合作的具体建议，双方确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欧盟发表《日趋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的共同利益与挑战》的文章，确认双方的关系已经进入成熟期，发展稳定、持久、平等的伙伴关系成为欧盟重要目标。与此同时，中方发布《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规划了双方互利合作的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当年举行的中欧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决定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双方“建立了各个层次的政治对话，既有像战略对话这样的宏观交流，也有人权、军控等专业领域的具体磋商”[唐家璇《劲风煦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页。]。从2006年起，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2008年，中欧贸易额达到4255.8亿美元，增长19.5%。[《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访欧签合作意向近110亿美元》,参见新浪网。]尽管当年一些欧盟国家发生债务危机，中欧双方贸易关系依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欧盟不仅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累计第一大技术供应方和累计第四大投资方。
2012年，中欧双方举行第十五次领导人会晤时，中国就中欧关系发展提出四点新建议，得到欧方赞同。这四点建设包括：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将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信息通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双方在交通、电力、通信等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新进展，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这一年，中欧成功举行首届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随后举行了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和高层能源会议，正式启动了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能源消费国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曾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欧是利益高度交融的命运共同体。推进中欧关系，合作共赢是关键。”[《习近平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载于2014年4月1日《人民时报》。]您认为，十八大以来，中欧关系取得了哪些新的发展成果？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欧关系。2013年，中欧高级别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发表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当年12月召开的中欧领导人峰会，首次提出中国与欧盟是当今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的新理念。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在会晤欧盟领导人时，他主张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关系注入新动力。他还提出了发挥好贸易投资主引擎作用，将买卖型贸易合作提升为各领域联动的复合型经济合作的新理念，提出了争取早日实现双方年贸易额一万亿美元的新目标。
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了《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对双方在许多领域的未来合作做出了新规划。此后，中方又专门发表了《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将加强与发展中欧关系界定为“中国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参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这一年，包括英国在内，我国与欧盟的贸易总额达6151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存量为950亿美元，中国对欧投资存量为490亿美元。[《欧洲蓝皮书：2014年中欧外交热潮推动双边关系换挡提速》，参见人民网。]双方人文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
2015年中欧建交40周年时，习近平主席向来华访问的欧盟议会议长表示，中国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始终将欧洲发展视为多极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欧利益深度交融，双方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正在凝聚双方共识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目前，中欧双方除每年召开峰会之外，还建立了议会定期交流机制、中国经社理事会与欧盟经社委员会圆桌会议机制，以及高级别战略对话、宏观经济对话、经贸高层对话、教育交流对话、区域政策对话、财金对话、贸易与投资政策对话、竞争政策对话、环境政策对话、民间友好合作对话、人权对话，并且还有司法研讨、政党高层论坛、文化部长高峰论坛、市长论坛、社会管理论坛、外交政策磋商、非洲事务磋商、气候变化磋商、军控与防扩散磋商以及经贸混合委员会、科技合作指导委员会、食品和消费品安全联合工作委员会等诸多对话机制。
双方共同建立的这些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中欧关系的所有领域。它们的有效运行，为双方交换意见、沟通政策、协调立场、分解分歧、推进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都是一场巨大考验，对欧盟也不例外。您如何看待欧盟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
●欧盟由于内部机制和成员国关系存在许多问题，面对此次大考，交出的答卷并不出色。甚至可以说未能令人满意。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信息和事实证明，欧盟主要国家应对疫情不利造成超乎寻常的重大损失，可以说是它发展进程中遭遇的又一次重大危机。
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欧盟机制和体系的冲击，对其成员国相互关系的伤害，毕竟也是前进路上的问题，不可无限放大。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欧盟寻求扩大和深化一体化、加强联合与统一的决心不会动摇。譬如，在安全领域，欧盟一直在谋求建立统一防务。2017年12月批准的25个成员国签署的防务领域“永久结构性合作”，推出了许多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已经启动。正如时任德国外长西格马·加布里尔所称：“这是朝着独立和加强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欧盟强势推进“共同防务” 将更加独立于美国》，参见中国新闻网。]，目的显然在于摆脱对美国的防务依赖。另外，尽管全球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欧盟经济运行内外受阻，但欧盟还是在积极考虑明年发行数字货币的问题，欧盟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总体规划和大的目标，也没有改变。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欧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为纪念中欧建交45周年，双方策划了一系列重要活动，其中包括中欧领导人年度会晤和中欧“全家福峰会”，即“27+1”峰会。但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许多事情被打乱。双方领导人年度会晤由3月推迟到6月。9月，习近平主席与欧盟及德国领导人举行了小范围视频会议。
值得庆幸的是，今年双方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合作还是较有成效的。当年初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时，欧盟不少国家对中国表示了同情，有些国家还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而当疫情在欧洲扩散时，中方又向欧盟国家提供了多方面的持续帮助，其中包括派遣医疗专家、提供智力支持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运而生的“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大幅度增加，不仅支持了欧洲各国的抗疫斗争，同时还为维持中欧间供应链和产业链总体稳定、服务于欧盟国家国计民生作出了独特贡献。在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维护世卫组织权威、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等方面，双方也展开了必要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合作。
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撕裂国际社会、国际关系全面紧张的大背景下，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始料未及的新问题。欧盟国家个别政客和媒体追随美国，借疫情问题污名化中国，甚至要对中国进行“追责”“索赔”。美国在南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欧盟也出现了视中国为“经济竞争伙伴”和“系统性竞争对手”的苗头，某些国家帮着美国为中国制造麻烦。欧盟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利用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工会问题、人权问题，特别是涉藏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有所抬头。不久前，德法英三国向联合国提交有关南海问题的声明，德国代表3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这些都需要高度警惕，认真研究，妥谋对策。总之，今后欧盟处理对华关系可能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强调“原则优先”而不是利益优先。对这些倾向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和警觉，要做好应对困难和挑战的各方面准备。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度调整，您认为中欧关系发展的前景如何?
●我们要全面地、发展地看待中欧关系。正如欧盟面临许多问题仍在持续向前、欧洲一体化遭遇重大挫折依然努力求索一样，当前的特殊情况和复杂局面不可能根本改变中欧关系互利合作的本质和曲折前进的历史趋势。
进一步改善、巩固和发展中欧关系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中欧合作，中方学到了欧盟国家的先进技术，吸收了许多资金，借鉴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然，欧盟是多国联合组织，其内部结构、决策程序和运作方式十分复杂。中欧之间以及中国与其成员国之间，特别是与德法意等影响较大的国家之间，价值观体系分歧、国家治理体系差异、地缘战略利益纷争将长期存在。中方与欧盟打交道，既要考虑到欧盟的整体性，同时又要兼顾各成员的差异性；既要顾全双方关系发展的长远大计和共同需要，同时还必须注意维护我们的主权尊严和独特利益。
2020年9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与德、欧领导人会晤时，三方取得了一些新的共识与成果。中方提出的“四个坚持”，即坚持和平共处、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对话协商，受到德、欧领导人赞赏。三方不但同意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争取年内完成谈判目标，同时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和中欧数字领域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签署意味着双方保护地理标志产品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从中方来看，我们视欧盟为全面战略伙伴，本着最大善意和诚意发展对欧关系的初心没有改变。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欧关系造成很大冲击，今年上半年双方贸易额仍然增长了2.2%。中国欧盟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在华欧企仍表示将继续扎根中国。而且就在中德欧峰会召开之际，中欧绿色智慧城市论坛、中欧企业家峰会分别在中国重庆、青岛举行。我们希望并且相信，欧方在妥善处理它与美国的关系的同时，最终还是能以客观、理性、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看待中国和平崛起给欧盟、给整个世界带来的重大机遇和积极影响。双方携手共进，一道维护来之不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道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体系，在推进新一轮全球化、进一步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开展建设合作，不但符合中欧双方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也是时代赋予双方的共同责任和使命。
（作者单位：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吕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