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游民治理思想的创新发展及启示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稳定和发展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任务,对于游民的治理改造就是其中重要一环。毛泽东的游民治理思想,既有历史的一贯性又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创新,在革命时期注重发挥游民阶层的革命性,在建设时期则更关注游民阶层破坏性的改造治理,其主要手段就是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鲜明体现了其游民治理思想,对于当前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组织起来并加以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构建安定有序社会局面的有效方式,也是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树立辩证思维方式是解决社会基层复杂性的重要手段;要不断创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动社会治理发展完善;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①]新中国的成立,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重任放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这时候,革命时期积累的经验和工作方法有些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必须要按照实际情况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重要任务首先是稳定和发展,社会稳定事关其他一切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采取了诸多有效措施,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有效稳定了社会局面。其中,有关游民问题的社会治理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创新。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出发,并结合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评判,作一分析论述。

一、组织与改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游民治理思想的创新发展

毛泽东是党内对游民问题有深入认识的领导人之一[②],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不同时期,他对游民问题都有深入剖析,不仅揭示了游民阶层产生的社会根源,指明了他们的存在形式,而且辩证分析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治理游民的思想和举措。总体来看,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游民的认识和治理可以归结为:第一,游民具有革命和破坏的二重性;第二,要争取和引导游民,发挥其革命性的一面;第三,对游民中存在的诸如流寇思想、自由习气等不良倾向,要改造克服;第四,改造游民意识的重要办法是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第五,游民问题的最终解决是消除产生游民的土壤和条件,即解决土地和失业问题,将其纳入社会秩序之中[③]。这些思想和举措的落实对于中国取得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创新游民治理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④]。过渡也就是转变,是除旧布新的转变。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⑤]破坏了旧世界,但旧世界的人不会也不能因为新世界的建立而消亡。对于这些进入新社会的“旧人物”,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对此,毛泽东早有准备,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⑥]

游民阶层在历史上主要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显然不相容于新中国的要求。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游民是导致社会无序性激增的恶性肿瘤,是社会无序化和社会制度腐败的产物;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加速社会的腐化与无序,两者是互动的”,“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⑦]。对于这一阶层的治理,毛泽东延续其一贯的加强改造的思想,同时也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对城市游民的治理,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组织起来”和进行“改造”。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愈加重视组织起来的作用。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⑧]后来,他更是强调:“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⑨]

对游民治理的转变,首先从游民的称谓开始。1950年8月《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到“游民”时,是这样讲的:“在紧靠解放前,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被反动政府及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因而失去其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做游民(习惯上叫做流氓)。”这一界定,对比于毛泽东1925年12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游民的界定,特别强调了游民生活来源的“不正当方法”和“习惯上叫做流氓”。《决定》中还特意对“所谓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作了说明,即“指依靠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项不正当收入为生而言”[⑩]。

此时,毛泽东的游民治理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限制游民的破坏性,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主要表现为镇压反革命;二是从解决游民的生存生活问题,进而从根本上铲除游民产生的土壤温床的角度,主要表现为解决救济失业无业人员问题。

镇压反革命是新中国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还潜伏着大量国民党派遣特务和反动党团等反革命分子,伺机进行着各种破坏活动,严重影响着新中国的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安全。尤其是以游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编造谣言谶语,诋毁党和国家政策,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当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时机来临,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妄图里应外合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此时,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成为新中国的紧迫任务。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掀开了镇压反革命的序幕。1950年12月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等成为被打击的重点。中央人民政府又于1951年2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范各地镇反运动。通过镇反运动,基本扫除了威胁新中国安全的反革命势力,尤其是镇压了一批盘踞在全国各地的以游民恶势力为主的反动帮会,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以湖南为例,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在节节败退的局面下,还妄图日后的反扑。他们通过收编游杂和土匪,把一批游兵散勇、土匪武装、帮会头目等组织潜伏起来,伺机而动。1950年1月22日,一批反动地主、特务分子等利用封建会道门胁迫群众4000余人,向南县县城发起进攻。安化、宁远、零陵、汉寿等地也多次发生反革命暴乱。为此,湖南组织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共清查处理反革命分子28.79万人,缴获电台、电话机756(台)部,各种枪支11.54万支,反革命活动经费22亿余元,黄金2.69万两,银元54.39万元”[11],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极大地巩固了国家政权。

历史上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残酷统治和剥削压迫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凋敝,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都有大量的游民存在。以北京为例,当时的失业人员达四五十万人。彭真在1949年2月接管北平后致电毛泽东说:“北平有极大数目的既无财产又无正当职业的贫民,靠卖破烂、跑小市、贩白洋、捡煤核、侍候人为生,并且有不少专供奢华享乐的职业,不久就会完全失业,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和困难,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来解决。”[12]就全国情况来看,1950年7月全国登记的失业工人达166.4万人,占城市职工总数的21%[13]。失业工人中有不少已经或即将沦为游民,妥善安置如此数量的失业人员,绝非易事。为了克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特意强调要使工厂开工,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实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14]。尤其是“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15]。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加大了对以失业工人为主的游民问题的解决力度。在城市,主要是加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救济和安置失业工人,进行民主改革等措施。如北京市当时主要采取的救济办法包括:采用各种方法,帮助失业者就业;动员失业人员还乡生产;组织失业工人参加工赈;组织失业工人的生产合作社或生产小组,给以资金、技术、原料和销售的帮助;先训练后转业;对街头儿童集中教养;发放救济金[16]。在农村,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给“一般游民分子”分配田地,使其参加生产劳动。这些举措消除了游民阶层产生的社会土壤——失业或没有土地,因而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当时大连的“劝业工厂”,专门招收不愿做工、不能做工或生活困难的鳏、寡、孤、独者来做工人,“全厂现在有1523人,其中不能从事生产的孤儿、婴孩和残废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工人,在三四年前,都是旧社会中的乞丐、小偷、烟鬼、赌徒等不务正业的游民。这些无业游民经过人民政府的收容和教育,已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三年来,该厂已经从穷困和堕落的火坑里拯救出了3229人,使之走上了正道”[17]。再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户籍管理,限制城乡人口迁移,实行统购统销和票证制度等,更是将整个社会人员纳入不同的组织体系之中,有力消除了游民存在的土壤和根基,游民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二、基于游民治理的角度回顾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从游民治理的角度来探讨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关于1951年围绕电影《武训传》发生的新中国文艺领域的第一场大批判,已有基本历史结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把武训这样的具体历史人物摆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考察,帮助人们从中分清什么是人民革命,什么是改良主义,以提高人们的认识是有必要的,也是当时正在重新学习的思想文化界所十分需要的。但是,当时的具体做法有明显缺点,即把思想认识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向反动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在教育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不利于通过充分民主讨论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18]但有些问题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比如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的根源是什么,有没有历史延续性,从游民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或许能有新的认识。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武训具有典型的游民属性。比如,武训的乡邻和兴学事业的合作者、崇贤义塾首事人杨树坊在为武训请奖的表文中写道:武训“鳏居不娶,素无名字”“以佣工为生”“凡挑担,拉车,推磨,拉砘,即极艰苦之事,苟可以获利者,无一不可”[19]。山东巡抚袁树勋在为武训请求立传的奏折中称:堂邑义丐武七即武训,“幼失怙,随母行乞”,七岁母病殁后“昼则行乞,夜则绩麻,或与人磨米麦,得一钱存之。他人或与饼饵,食其残者,而市其完全者,得钱亦存之”[20]。在孙瑜创作的剧本《武训传》中,上来就描绘了武训的画像:“他坐在椅中双手搓捻着拾来的破布残线;小桌上放着布褡,脚旁放着煮饭、洗脸、讨钱的三用铜瓢;黑黑的脸、灰白的短发、皱纹的前额”,其后在介绍武训乞讨办义学的经历中,又着意突出了他持“铜瓢”卖艺乞讨、“十年流浪”等生活场景[21]。《武训历史调查记》第二部分关于“武训的为人”介绍:“当家里生活困难的时候,武训曾跟着他母亲要过饭。虽然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职业叫化子,但从此染上了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习气。”后来,他“脱离了贫农家庭,背离了劳动人民,‘当了大要饭的’”,“结交的尽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恶霸、阔和尚和大小官僚”,“竟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流氓头子”。调查记还特意将武训与鲁迅笔下的阿Q作比较,强调武训死后,他手下或模仿他以兴学为名乞讨,“都受到地主阶级的打击”,他们和阿Q所遭遇的不同,“不是‘不准革命’,而是不准‘兴学’,因为地主阶级不要这类人物了”[22]。总之,武训生活漂泊不定,无固定职业、不务劳作,其性情无论是讲究仁义的一面还是流氓习气的一面,在游民身上都有所体现,是一个地道的游民形象。

再来看毛泽东对武训的评说。就现有材料而言,毛泽东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评说,主要集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1951年6月)、《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和给胡乔木的信》(1951年7月)三篇文章中。毛泽东是如何评判武训的,主要谈了些什么问题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揭示武训的游民属性。毛泽东指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武训早和他的家庭闹翻了。”[23] “武训是一个以吃五毒威胁善良人民逼其出钱的恶丐”,“武训是一个富有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24]。为了强调武训的游民身份,毛泽东在修改《武训历史调查记》时,在谈到许谨传这个“替武训管理这部分私产的一个人”时对下面这段话很看重:“许谨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兴学始末记》所载靳鹗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说:‘赵郎砦、王二大砦等村,旧有善书会一道,武训捐助京钱二百余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内,许谨传等欲为武训立碑,武训不许。每年齐社一次,武训不论有何事故,必亲身到社,并遍阅每年所印善书簿记。又自取各善书若干卷随身携带,到处施放’。”其中“武训不许”后的这几句话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他接着指出:“这个‘善书会一道’看来像是个会门组织,许谨传是个头儿。武训则因出了许多钱,成了这组织的大头儿。”并据此得出“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25]。游民属性的落后,正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一句批判性话语来描述:“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26]

二是批判革命进程中武训的妥协性和破坏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游民的判断是“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27],“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28]。也就是说,游民是集革命与动摇、建设与破坏于一身的矛盾体。就武训来说,革命性和建设性的一面明显不足,而动摇、妥协和破坏革命的一面却十分明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29]。尤其是,通过与同时代的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的对比,更突显出“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不愧为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帮助满清王朝,对革命人民执行所谓剿抚兼施政策的”“忠实的走狗”[30]。

三是倡导构建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价值观念。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走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新的社会形态,必然要求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31]。基于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经济结构,要求建构和弘扬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民当家作主,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在内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思想改造。比如在“兴学”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年,是全国人民卷入学习高潮的一年。……学校向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开了门。七十万职工已经参加了经常的业余学校,一九五一年的人数将增加一倍以上,一千多万农民已经参加了冬学,明年并将有五百万农民参加常年的农民业余学校”[32]。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显著成效。所以,毛泽东指出:在旧中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毛泽东还强调:“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33]

四是批判电影《武训传》中的错误导向。与毛泽东的期望和要求相反,电影《武训传》非但没有立足新的社会生活,反映新的时代价值、新的人物和思想,反而突出武训这样一个游民形象,宣扬个人作用。尤其是电影《武训传》上映之后,整个思想舆论界还一片叫好,这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有论者指出:“武训在历史发展中,并非具有新思想和革命意义的人物。除重文化、兴义学的精神尚有些可取之处,他的软弱,特别是后来和统治者的暧昧关系,都是和毛泽东的想法格格不入的。”[34]所以,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批判道:“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35]尤其是,毛泽东还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怎么理解“根本的性质”的含义呢?在审阅杨耳(即许立群)《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文稿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说,武训自己怎么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36]显然,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武训本身,而是当时思想理论界没能跟上新的社会需求的落后状况。毛泽东之所以对这种落后的思想认识进行批判,与他有关游民治理的思想是一致的。

三、毛泽东游民治理思想创新的启示

对于社会发展的政治氛围,毛泽东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7]。建设一个新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游民治理更是一个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指导下,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基本解决了游民问题,稳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僵硬的社会治理,也使社会活力大为降低,进而抑制了社会的革新创造。另外,在“盲流”“待业青年”的身上,依然能够看到游民的身影。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治理模式调整、经济发展多元、人员流动频繁,进城务工人员、失业下岗工人、未能就业的学生等,以及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所指出的那些“从事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项不正当职业”[38]的人又涌现,给社会治理带来不少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从游民治理的角度回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创新社会治理的思想,当有如下启示。

首先,组织起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构建安定有序社会局面的有效方式,也是游民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新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实现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恢复和发展生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法律、行政、社团、党的基层组织等多种方式,将社会各行各业人员组织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的状态,每个人都成为“单位”之一员,结束了一盘散沙、漫无组织的局面。就游民治理来说,其典型状态是游荡无序,根源在于没有工作或失去土地。新中国成立后,将游民组织起来,在农村分配土地,在城市通过劳动改造、社会救济等方式,使其成为有谋生手段的劳动者和“组织”中的一员,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游民产生的土壤。当前社会治理中,对于一些社会流动人员诚然不能再采取革命时期或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理游民的具体举措,但组织起来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基本遵循和思路。习近平在谈到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员时指出,这些人主要在体制外“流动性很大,思想比较活跃,做他们的工作,一般化的方式不太管用”,但“我们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组织起来”。他强调:“组织起来不仅要注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而且要注重各类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39]

其次,树立辩证思维方式是解决社会基层复杂性的重要手段,也是对待和处理游民在革命与妥协、建设与破坏二重性问题上的有效方法。一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游民身上具有革命与妥协、建设与破坏的二重性要有辩证分析,这样才能正确对待游民,引导其发挥积极性,限制削减消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应的社会管理也是高度集中统一,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分配就业制度、商品购买票证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实施,压缩了人员自由流动的空间,游民因缺少“游动”基础而难以立足存在。这固然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序,但同时也带来了僵化凝滞的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松动,知青回城、农民进城,人员流动几成潮流,特别是非公经济从业人员敢闯敢试,有效弥补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带来了市场活力和社会生机。如何看待社会人员流动问题,习近平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40]。

再次,不断创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动社会治理发展完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的认识运动应该跟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移、发展,“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41],即强调要求实事求是,推动理论创新发展。在新时代,习近平同样指出,“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42],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43]。社会治理也是如此,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游民采取了不同的治理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前,我国城乡利益结构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中还存在诸如政府职责错位、越位、不到位的问题;工作中还有宏观管理不够、微观管理水平不高的问题等,这都要求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最后,巩固制度优势、完善治理体系是搞好基层治理的根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党和国家解决基层问题的根本依据。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的多样化,随着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发展,我国也涌现出大量新社会阶层人员。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13个方面梳理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对于我们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1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