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作者:石仲泉    发布时间:2021-05-18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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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在100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取得了改天换地的伟大业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今天,系统总结党的非凡历史和成就,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对于我们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牢记初心使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救国 建国 兴国 强国

中国共产党百年前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中国人民欢天喜地的大事件。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取得了改天换地的伟大业绩。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习近平:《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载《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这个业绩可以从多个维度总结。从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建党百年可分为四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据此,建党百年伟大业绩则可概括为救国、建国、兴国、强国的伟大斗争,神州大地由此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一、建党以来革命救国,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立?一言以蔽之:救国!这是近代以来亿万同胞的心声。一个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文明历史,且曾雄踞世界之巅、独领风骚的中华民族,居然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建党前的中国到了这样的境地: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历史伟人孙中山先生对那时状况的描述。我们这个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民族怎么能容忍这种屈辱?绝对不可能。因此,先进的中国人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孙中山在成立救国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时破天荒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中华民族千年辉煌与百年衰败的变奏曲,呼唤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接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振兴中华”的接力棒,开启救国新征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救国斗争的28年。在这28年里,对于建党和救国这两件大事而言,影响最大的当数陈独秀和毛泽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那时的创立;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国革命的胜利。

(一)陈独秀的救国初心与党的创立。陈独秀是充满激情的革命家,他五次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于1905年创立安徽第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革命组织岳王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领军人物。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认识到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他创办《新青年》,高举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两面大旗,率先吹响思想启蒙号角,担当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行列,起草并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一个名教授奔走呼号,直接冲锋陷阵,无第二者。毛泽东敬佩地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被捕获释后,由李大钊护送离京,他们在途中商讨建立共产党组织。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上海工人宣言》,呼喊“劳工万岁”。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和深入工人群众中的淬炼,陈独秀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8月,他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推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华人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有了这样的背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 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8月初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闭幕,宣告党的正式成立。陈独秀尽管没有出席会议,但被大会选举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局书记。无论就革命资历、活动能力、崇高威望和社会影响而言,这个职务非他莫属。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也是党从一大到五大的最高领导人。在革命实践方面,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他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推动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运动、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和批判戴季陶主义等,他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在理论探索方面,他对中国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也有自己的贡献。在建党及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大革命后期,由于共产国际不主张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新右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使得妥协退让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他在大革命危急关头,缺乏对复杂多变形势的正确判断,不善于应变处理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诚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时的党还是幼年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0页。]。因此,陈独秀不是党的成熟领袖,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大革命的失败在那时难以避免。

(二)毛泽东领导救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民族站起来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照今天的时尚语说,是陈独秀的“铁粉”。他回忆1920年到上海拜访陈独秀时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健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美]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133页。]就此而言,两人可谓师生辈,在建党以后救国的征途上,毛泽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毛泽东靠什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救国胜利呢?归根结底,是一条崭新道路、三个主要法宝。

一条崭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城市武装起义先后失败,说明它不适合中国国情。在城市,反革命势力强大,革命力量弱小,不可能战胜敌人。相反,在偏远农村,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广大贫苦农民拥护革命,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能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打破反革命的“围剿”有较大的地域空间和丰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毛泽东与朱德坚持井冈山斗争一年多后,下山创建了更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在严酷的反“围剿”斗争中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从此,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就是中国革命胜利救国的道路。这条新道路是中国革命救国的唯一正确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

三个主要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泽东说这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5—606页。]

1.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是我们党以思想建党为核心的党的建设理论的主要缔造者。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开创思想建党先河,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也为党的党建理论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既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也是毛泽东人生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他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后,党摆脱了濒临的绝境,红军由被动变主动,突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取得万里长征伟大胜利。随着全民族抗战爆发,党的队伍空前壮大。至1938年底,党员人数从抗战初期四万多增加到50多万。党担负的抗战艰巨任务需要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思想素质。从1941年初夏起,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教育广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这是加强党的建设重要平台。经过整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建设得到空前加强,三大作风成为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整风对于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党的建设有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中流砥柱才有了重要组织保证。解放战争中,也因为有坚强的党,人民解放军仅用一年时间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三大战役决战胜利后,毛泽东已开始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怎样坚持“两个务必”,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问题。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救国胜利的最重要法宝。

2.关于武装斗争。毛泽东在大革命紧要关头提出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大革命失败后毅然拿起枪杆子,同反动派进行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并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理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全民族抗战中也有三大法宝。一是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进行人民战争。抗战伊始,八路军、新四军就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独立自主作战。敌占区广大农村始终掌握在人民军队手中,敌后战争的武装力量最后承担了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的主要任务。二是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始终实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军事战略方针。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是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的典型战例。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始终坚持广泛而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并使其成为抗战后期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对抗战胜利发挥了中坚作用。三是不断开辟的敌后根据地成为坚持人民战争的基地。1945年春,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这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最后比拼。历史的发展比党预计的快许多,党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取得了全国革命胜利。

3.关于统一战线。经历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党走向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了丰富经验来处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关系。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深刻认识,对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有深刻洞察,根据两国三方(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7—158页。]抗战伊始,党就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相持阶段后,党对于抗战形势的逆转和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作了充分思想准备,并陆续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策略。这包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各项既团结又斗争的具体策略。特别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以及“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原则,对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到底起了重要作用。党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时,一方面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战大局的发展走势,不仅使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没有因两党关系的恶化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正确方向,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了重要准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仰仗美国支持,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我们党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吓倒,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进行自卫反击和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了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建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立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党创建时明确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建国历程,是为在神州大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含辛茹苦的探索,既有波澜壮阔的凯歌行进岁月,也有狂风暴雨的曲折挫折时光。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终于在亚洲东方屹立起来。

(一)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首的三大运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立稳了根基。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战火即烧到鸭绿江边,出现了我国是否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问题。国家那时的情况异常困难,解放军武器装备基本处于“小米加步枪”水平,而面对的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就综合国力而言,1950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而我国仅有100亿美元。论军事装备,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国内经济恢复和建设还能否进行?军情紧急,压力巨大,决策空前艰难。在反复权衡之后,党中央毅然决定,即使苏联不援助飞机,我们也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并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后,经过七个月五次战役,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猖狂进攻,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中朝军队的节节胜利,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不得不与我方坐下来谈判,最后低下傲慢的头颅,签订停战协议。我志愿军经过与所谓“联合国军”两年零九个月的军事政治较量,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付出巨大牺牲,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他们创造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经受现代战争洗礼,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这不仅使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而且使建设社会主义有了铜墙铁壁般的国家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新解放区正在进行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完成,全国有约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七亿亩土地,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此外,党还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清除反革命残余势力,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等各项工作提供了保障。“三大运动”使新中国有了稳固根基。

(二)以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三大改造,为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随着抗美援朝胜利和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怎样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1953年底党发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说来,即“一化三改”。“一化”,即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即创造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改”的过渡形式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改造道路。它以新的实践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初步确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在总体上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说明它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期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开幕,首要任务就是审议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宪章,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等,选举了共和国新的领导人。这样,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成为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的特点和优势。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正式宣布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数千年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为以后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以几个五年计划开展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调整,为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了物质技术基础。我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较好地处理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等的关系;调整经济布局,改变过去沿海与内地的不合理比例;对于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效益,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与国力相适应、量力而行原则;在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关系上,强调凡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依赖外援。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100年的总和,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相比名列前茅。农业、轻工业生产得到相应发展,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初始基础。“一五”计划完成后,照理应当实施“二五”计划。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党在1958年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两年的实践证明这样的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1961年,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阶段。从1962年开始,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调整,到1965年国民经济接近并达到和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人民摆脱了缺粮饥荒状况,物质生活普遍改善。同时,我国以研制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展。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为世界首创。此外,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大小三线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杂交水稻栽培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这个时期形成的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和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成为百年党史中一道不可磨灭的风景线。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册上永放光芒!

(四)以多次纠“左”力挽狂澜,使中国社会主义在亚洲东方屹立不倒。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但是由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估计,这场运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空前破坏。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党的领导层,在党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抗争不断发展起来。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和1975年全面整顿,是党和人民觉醒的根本标志,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1.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艰辛努力。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愤怒声讨林彪反革命集团外逃叛国的严重罪行,同时希望以此为契机纠正“左”的错误,调整和改善党内外各种关系。周恩来自“文革”开始,一直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以减轻这场运动造成的损失。1972年,他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因势利导,在更大范围、以更大力度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教育政策、科学文化政策、民族政策、统战政策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首先,加快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革”错误的力量。落实各项经济政策,经过调整和整顿,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外经贸方面成为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一次。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2%,国民收入比上年增长8.3%,是那些年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2.1975年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1972年已复职的邓小平,1975年受命主持国务院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指示,迅速整顿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提出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整顿军队,牢牢地掌握军队领导权,抵制了“四人帮”夺取军队的图谋。整顿铁路部门和工交财经系统,仅仅三个月,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分局的所辖路段全部畅通,铁路部门五年来第一次完成生产计划。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许多产品创造历史上月产量最高水平。整顿国防科技和工业系统,科研、生产走上正常轨道,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整顿中国科学院和教育战线,时任中科院党组织负责人的胡耀邦,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伟大的新长征,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得到邓小平完全赞同。整顿文艺,一批被打入“冷宫”的电影陆续开禁,沉寂多年的文化领域显露出一丝生机。整顿思想理论,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成为全面整顿的有力武器。着手党的整顿,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解除监禁,或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他们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重要骨干。经过这一年的全面整顿,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有显著变化,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有较大增长,是“文革”期间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

3.1976年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抓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和老一辈革命家对“四人帮”篡党窃国的猖狂行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