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巍峨丰碑是英雄热血铸就，前赴后继靠理想信念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表达过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并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翻开厚重的史册，回望陕甘边峥嵘岁月，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民族独立，为了人民解放，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把青春热血和宝贵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等609位烈士英名，还有很多无名英雄，都牺牲在陕甘边革命斗争中。他们用鲜血浇铸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英雄，简单两个字，寥寥二十笔，却是讲不完、述不尽的故事。每一位革命烈士的名字，都镌刻在共产党的辉煌史册；每一个光荣的事迹，都永世流传在红色的大地上。史海拾贝，一叶知秋。让我们从这些陇原大地上的壮烈事迹中，去感悟那些向死而行的生命背后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去追寻那些枪林弹雨下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去仰望那些腥风血雨里顶天立地的民族脊梁。

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

王泰吉（资料图）

王泰吉：生死利害 在所不计

王泰吉是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他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领导了“耀县起义”，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并肩战斗，在陕甘革命斗争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6年，王泰吉出生于西安临潼，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少年时期便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18岁那年，他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黄埔军校，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党组织派他从事兵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王泰吉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于1928年春在陕西麟游县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但他毫不气馁。在给父母的信中，他这样表达革命之志：“男尝谓天下事，危然后安，勿图苟安；乱则思治，勿图小治。男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

1928年5月，王泰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参加领导渭华起义。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队3个师苦战月余，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起义再次失败后，王泰吉只身到河南南召县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不久因身份暴露被捕，被押往南京。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并未动摇他的革命信念，反动当局施以刑讯折磨，他也毫不屈服，并在狱中写诗明志：

南京被押己巳年，蚤虱围攻何足怜。

翻身消灭尔丑类，革命精神炼愈坚。

1930年，经杨虎城保释出狱。杨虎城深知王泰吉博学多才、骁勇善战，任命王泰吉为国民军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后任西安“绥靖”公署新兵训练处处长、骑兵团团长等职。1933年7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骑兵团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起义部队大部被打散后率部撤往照金，与习仲勋、李妙斋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智取张洪镇，夜袭合水城，在毛家沟门战斗中以少胜多，使部队转危为安，粉碎了敌军的“围剿”。

同年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临时总指挥部党委决定，将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42师，王泰吉任师长，率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王泰吉以卓越的军事才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创建根据地打开了新局面。

1934年1月，为了扩大革命武装力量，王泰吉主动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途经陕西淳化通润镇时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期间，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王泰吉都未失共产党员的气节。

在铁窗下，王泰吉写下了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长达万余言的《困顿漫语》，还在拘留室的墙壁上留下了豪气干云的诗句：

几经奋起几颠沛，愧无良平智量深。

引颈辞世诚快事，瞑目庆祝红旗飞。

王泰吉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绝不学杜洪（衡）之被捕自首，遭社会人士之唾骂，及遗父母羞。男革命目的，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权，国民党杀男，为意中事。”这钢铁誓言，字字千钧，宁愿为革命而死，绝不做叛徒而生。

王泰吉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仍恳切地对杨虎城部队旧友们说，希望十七路军能为全国的团结抗日事业出力。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狱中写下了《绝命词》《绝命诗》，其中“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的诗句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崇高的共产主义者的气节。

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八岁。

张景文：关中女娃的“南梁情”

在南梁列宁小学，有一座洁白无瑕的雕塑，两位学生紧紧依偎着一位慈爱的女老师。这位女老师就是陈忠实笔下《白鹿原》中白灵的原型——张景文。

1911年，张景文出生于陕西蓝田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的开明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她享有身边其他女孩子无法得到的良好教育。大革命失败后，她不惧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革命洪流。1932年4月，在陕西省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张景文，以“第一个出手打戴季陶的女娃”扬名关中，成为西安学生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之一。

1934年春，张景文和丈夫徐国连为寻求革命真理，毅然离开西安，撇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不畏艰险，历经千山万水，奔赴沟壑纵横、条件艰苦的陕甘边苏区——南梁从事革命活动。

张景文夫妇俩都是颇具学识的人才，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格外器重，当即安排他们从事宣传动员工作。徐国连写得一手好字，张景文更是女中豪杰，她能双手同时挥毫，被人们誉为“军中才女”。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张景文被推选为妇女委员长。她带领宣传队下村串户，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教唱革命歌曲，宣传穷人受苦挨冻的根由。她编排文艺节目，拉“洋玩意”——小提琴，让南梁的群众着实大开眼界。她积极开展妇女工作，鼓励妇女不缠足、放脚，参加革命活动。

陇东人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张景文编唱过的信天游：

婆姨女子脚放开，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

她的歌声像百灵鸟一样，飘过南梁黄土塬的沟沟峁峁，丰富和充盈着那段红色岁月。

为了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亲自发动群众在南梁荔园堡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张景文就是列宁小学的第一批教员。

当时，列宁小学的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只有两栋房子和一孔窑洞做教室。张景文就带领60多名学生，自己动手垒土台、支木板，解决没有桌凳的困难。她亲自编写教材，为了使教材通俗易懂，采取诗歌或顺口溜的形式，使教材朗朗上口，好学好记。课本不足，她就替学生抄，纸张、笔墨困难，就组织学生把大地当纸，用一根根削尖的柳木棍在地上写字。这些孩子很多都是革命志士的遗孤，张景文既当老师又当母亲，白天教学生习文练字，晚上坐在灯下，一针一线给孩子们缝补衣服。而此时，她自己的孩子却仍被留在遥远的家乡……

1935年3月，党组织派张景文的丈夫徐国连返回西安采买枪支，不幸被捕。徐国连在狱中惨遭毒刑，受尽折磨，宁死不屈，后被国民党军割去头颅悬于城门示众。得到丈夫牺牲的消息后，张景文十分悲痛，但她把仇恨记在心里，化悲痛为力量，仍夜以继日地加倍工作。这年冬季，她在错误肃反中被冤杀，年仅24岁。

新中国成立后，陕西蓝田县召开追悼大会，为张景文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2000年，习仲勋、齐心夫妇捐款修建了甘肃省南梁列宁小学教学楼，以张景文的名字命名为“景文楼”以志纪念。

南梁革命纪念馆中的阎家洼子四十二烈士泥塑。

阎家洼子四十二烈士：用生命守护革命秘密

青山埋忠骨，碧血染南梁。在华池县南梁乡荔园堡村阎家洼子自然村的一块川台地里，矗立着一座刻有“四十二烈士殉难处”字迹的墓碑，它铭记了87年前发生在此的一段革命故事。

1934年3月，国民党纠集8个团，分兵8路对南梁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5月，正当刘志丹带领红四十二师转移外线作战时，国民党甘肃警备旅仇良民部和陇东谭世麟保安队1000余人，长驱直入南梁革命根据地，到处搜寻红军物资，打探红军下落。

当时，红军主力转移时，将60多支长短枪、五六千发子弹、40余套马鞍马镫，以及群众给部队的2000多枚鸡蛋、数千枚铜钱和10余石军粮，分层埋藏在阎家洼子的一个打碾小麦的场院边上。这些东西对装备紧缺的红军来说太重要了，群众为了掩护红军物资，又在上面埋了自己的粮食。

5月10日中午时分，仇、谭两队敌军包围了村庄，挨家逐户搜索红军战士和军备物资。到处搜索的敌军在埋藏物资的大场上，发现了翻起的新土，随即开始挖掘，其中埋藏在上层的粮食、鸡蛋、甚至还有马鞍、马镫均被挖了出来。若是埋藏在下层的枪支弹药被发现，对于陕甘红军队伍将造成极大的损失，阎家洼子全村的老百姓也难逃厄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老雇农武万有突然冲出来大吼：“不准挖老百姓的粮食！”在武万有的带动下，村民随即一拥而上，围坐在土坑里，任敌人拳打脚踢、枪托捣、鞭子抽，竟没有一个人因为害怕逃离。最后敌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得抓走了带头“闹事”的武万有。后来，遭受敌人毒打的武万有被扔到荒郊野外，被乡亲们发现救了回来，但留下了终身残疾。

与此同时，敌人分兵“清剿”南梁根据地的其他村庄，先后从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地搜捕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30多人，全部集中到阎家洼子村进行审讯拷打，逼问红军物资去向和陕甘边党政军的情况，但他们始终没有屈服。5月13日夜，无计可施的敌人最终下了毒手，用铡刀杀害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阳珍等6名乡、村干部，将头颅摆在大场上示众，以此来威慑其他群众，但阎家洼子的老百姓依然严守党的秘密，没有一个人因为敌人残酷的暴行而投敌叛变。

丧心病狂的敌人眼看阴谋没有得逞，于是气急败坏，变本加厉，将搜寻到的其余36人捆绑到阎家洼子大场上，那里早已挖好了两个埋人的大坑。敌人把他们一个个推下坑去，英勇的先烈们在惨遭活埋前，与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搏斗。敌人把他们用铁锹砍下去，他们爬上来，再砍下去，再爬上来……双手被捆绑着，就用牙咬，用头撞，用脚踢敌人，直到耗尽最后一丝气力。

在这起惨绝人寰的“阎家洼子血案”中，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英勇的南梁人民没有被吓倒，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屈服，更没有一个人变节，表现出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南梁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红军物资，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赞歌。

梅生贵：信念坚定 矢志不渝

梅生贵，华池县山庄乡算账沟人，世世代代以务农为生。从小他便目睹了穷苦百姓遭受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沉重压迫的现象，激发了他为穷苦人们翻身解放而斗争的决心。

1928年陕甘两省大旱，颗粒未收，第二年南梁一带饿殍遍野，陕北来人以“说书匠”“皮货商”的名义，在南梁一带鼓动“吃大户”、闹翻身，这使梅生贵心中产生了朦胧的革命欲望。

1933年10月，刘志丹、王泰吉率领红四十二师来到南梁，开辟革命根据地，梅生贵怀着翻身求解放的迫切心情，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

梅生贵在张策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家乡的穷苦人民起来革命，相继组建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游击队、赤卫军大队，并担任大队长。他们制作长矛、大刀、梭镖，还筹款买了几支步枪，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小股土匪，没收土地财产分给受苦农民，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由于工作十分出色，张策、蔡子伟介绍梅生贵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反“围剿”斗争中，梅生贵指挥赤卫军大队配合红军英勇作战，经历数十次战斗，表现出了顽强的革命意志，为保卫和扩大南梁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誉为“智勇双全的赤卫军指挥员”，多次受到刘志丹和习仲勋的赞扬。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梅生贵担任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统管根据地18个赤卫军大队，负责保卫苏维埃政府安全工作。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以后，梅生贵与朱子清、郑德明等一起制定了《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对赤卫军进行严格训练和思想教育。除经常执行任务外，还带领赤卫军帮助老百姓种地、收割庄稼，受到老百姓拥护。

1935年初，蒋介石亲调陕甘宁晋等省军阀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中共西北工委和军委决定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只留游击队和赤卫军就地坚持斗争，保卫南梁根据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掩护党政机关转移。反“围剿”斗争开始后，梅生贵组织赤卫军协助群众掩埋粮食，把牛羊赶上山林，掩护群众安全转移。之后在习仲勋的领导下，梅生贵指挥赤卫军英勇阻击敌人，捕捉敌探。4月16日，习仲勋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转移途中遭敌人包围，梅生贵率领赤卫军英勇顽强地战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掩护政府机关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转移至白沙川后，又遭遇敌军，他率先占领有利地形，指挥赤卫军拼命阻击敌人，击退了敌人的4次进攻，牵制敌军近一个小时，成功掩护政府机关安全转移。

撤退时，梅生贵不幸右腿中弹，落入敌人手中。敌人抓到梅生贵如获至宝，以为一定可以从他嘴里获得重要情报。谁料面对威逼利诱，梅生贵慷慨激昂，大义凛然。敌人没有得到一点有价值线索，最终恼羞成怒，将梅生贵杀害在杏树湾，并把他的头颅割下，悬挂在荔园堡城门上示众，并贴出告示：“敢于劫头者，诛其全家。”赤卫军和乡亲们为了减少牺牲，只好强忍悲痛与怒火，用木头仿雕一颗英雄的头像，收尸安葬。

梅生贵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位为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而献身的战士。他的尸骨和木雕的头颅虽已化为泥土，但他的浩然正气与世长存。

英雄的背影从未因时间流逝变得黯淡，反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忘记，唯有张扬先烈风骨，才能挺起民族的精神躯干；唯有传承先烈遗志，才有国家更加光明的未来。英烈英名，正如他们为之献身的这片辽阔而深厚的土地一样——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