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提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中得出的清醒认识和重要结论。自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际，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提出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进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00年前，在列强入侵和封建腐朽统治下，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100年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3页。］。在新的征程上，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更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和不断探索

1938年9—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等方面，经典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强调要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即“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会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强调在全党范围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方法；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实现“具体化”；三是强调马克思主义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实现大众化、通俗化。

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这是正确领导抗战的迫切需要。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革命，各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理论准备都明显不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开启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于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需要，加快了这一进程。但是，一开始这种认识和实践并没有在中央领导层占据主导地位。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本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盲目听从共产国际代表指挥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比较普遍，这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大革命后期遭受严重挫折。血的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并逐步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然而，照抄照搬的做法在中央领导层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次遭受严重挫折。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出现重大转机。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他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在党内引起了思想混乱。如何统一思想，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政策动员民众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其次，这也符合共产国际七大指导各国共产党工作的新精神。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决定，鉴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各国具体情况又极为不同，国际执委会“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在七大上，季米特洛夫强调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事务，力戒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的做法，主张要帮助各国党学会把共产国际的路线灵活地、具体地应用到各自国家的具体环境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的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148页。］。共产国际的精神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当时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多次按共产国际七大的思路，提出正确对待革命理论、共产国际决议和外国经验问题，要“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具体的环境”［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7月，季米特洛夫在同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时明确表示中共党内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最后，这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强调的和所做的保持了高度一致。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解放道路的探索具有科学性和普遍性，“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9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对待自己的理论，在他们的一生中，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变化，不断地对自己的某些原有观点和结论进行补充、修改甚至摒弃。就像他们在为《共产党宣言》的多个版本写的序言中反复申明的，《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总的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个别论断已不适应于实践的发展，提倡的某些革命措施已经过时，因此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15页。］。恩格斯提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588页。］，因此，“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664页。］。

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2009年版第96页。］。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同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并实现突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思想的新的发展。列宁正是立足于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以十月革命的伟大创举打破了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能不能、善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谱写出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新篇章，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成熟的试金石，决定着这个政党及其事业的兴衰成败。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开始，关键在怎么做。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那就如毛泽东所说：“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如刘少奇所评价的：“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337页。］

毛泽东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在这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江泽民提出：“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只有坚持这样做，理论才能真正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胡锦涛提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要“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实际，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载于2018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目的就是要回答好、解决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两大历史任务，就是要回答好、解决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长期走在世界各国前列，近代以后却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的中国，要实现这样的艰巨任务，谈何容易！ 然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历经千辛万苦，带领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顽强奋斗、付出巨大牺牲、进行大胆创造，寻找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特征相结合，总结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经验教训取得的，是在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原则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一）创立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性成果——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及其影响根深蒂固，同时又遭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特殊国情，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难题。正如林伯渠指出的：“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不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页。］

经过多次挫折和反复，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中国国情，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了合乎实际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写出《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起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

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的理论，以及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代表性成果。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创立邓小平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和时代主题。而“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我国发展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次会议召开为标志，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之后，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深化改革开放，经受住政治风波的考验，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在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92年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宣言书。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从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立党宗旨、治国目标、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出发，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三）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巨大困难和挑战。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稳住了改革和发展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重大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科学判断形势，全面把握大局，进行艰辛探索，针对形势任务发展，不断研究和提出新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妥善处理和解决了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许多重大问题，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十条基本经验，集中体现了党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的重要认识，标志着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运用水平都有了进一步提高。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四）形成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加速演变，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党的十六大作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七大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出全面部署。

前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空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遭遇严重困难，党中央科学判断、果断决策，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积累了有效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还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妥善处置了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总结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七大将这些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党的十八大提出“八个必须”。这些都是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新时代新形势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更大发展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从国际上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显著提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我国既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条件，又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和问题。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原创性观点。比如，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崭新内涵。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新发展理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等论断，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在文化建设方面，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新增“文化自信”，反映了对文化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极大深化。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学说。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化发展。在外交和国际问题方面，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对世界发展趋势和国际格局演变作出最新判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与提升；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传承前人得之不易的理论成果，又不断回答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达到新的思想高度，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的影响，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那是因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从2020年开始到21世纪中叶，将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有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过去，中国发展水平低，同别国的互补性多一些，可以顺势而为发展自己；现在发展水平提高了，同别国竞争多起来了，要顶风发展。同时，中国发展仍具有许多有利条件。经济上，从高速度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起点高、后发优势明显；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愈加凸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重要特征。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规模将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因为具有这些特征，当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现代化强国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意义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对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然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要认识到，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而且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正如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为此，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紧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胸怀，“位卑未敢忘忧国”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这样的思想和理念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应该很好地加以继承和发扬。

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然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发展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7页。］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是关键变量；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压力、战略动力与战略机遇。关键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战略机遇，在大变局中实现从大到强，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一个个重大理论成果，指引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胜利。展望未来，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更大发展。我们坚信，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成就和经验作基础，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深厚文化积淀作基础，积极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紧密结合不断发展的党情国情世情，紧密结合当今时代特征，深刻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一定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谱写新的更加精彩的篇章。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