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的历史逻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亲历这一历史阶段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想到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如此沧桑巨变。放眼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从国家层面看，从来没有一个如此规模的国家，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段中取得这样持续快速的发展；从个人命运的层面看，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人类个体，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这样大的尺度改变自己的生活；从文明形态的层面看，也从来没有一个有着如此悠久历史、承载如此众多传统重负的古老文明，能够在衰弱百年之后又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这样迅速而重大的改变，可以说是举世无匹、有史仅见。

这一时期，我国正确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极世界格局解体的剧变，迎来百年未遇的世界大变局；赶上了百年一遇的又一次工业革命，顺应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大潮，推动了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市场化、城镇化历程和社会变革。这一切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飞速发展。我们可能会感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理论成果的创新速度之快是历史上空前的，这正是实践快速发展的结果，是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为导向，不断推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时代需要，不断蓬勃发展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回顾历史，这些成果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逻辑。

这条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主线，就是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条主线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线一脉相承。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和艰辛探索，开创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问题的救国、兴国、强国之路，也是一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

在建党后的前30 年，我们党成功探索了一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道路，赢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目标。这一革命的阶级基础、推动力量和发展方向决定了其必然归宿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又经过了近 30年的曲折探索，我们党和人民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必须探索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和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上，不断回答前进中的问题，成功探索出一条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人民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富起来、强起来的道路。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我们要认识这条主线，首先需要结合历史背景回顾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

（一）自从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期间既取得过伟大的胜利，也遭受过惨痛的挫折。百余年来的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失败、理想与现实，推动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到了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经过一段高歌猛进的历史阶段之后，逐步遭遇到发展中的困难，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暴露出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发展越来越缺乏后劲。同一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在经过一番调整和改良之后，重新获得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变化，抢先一步搭上了正在加速的经济全球化列车，也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并未很快到来。

这一切，使得全世界共产党人都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这些问题亟待回答。中国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尤为艰难。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有益探索，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果，为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探索中也付出了极大代价，特别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之后，突出面临着一个重新确立国家前进方向的课题。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改革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这一理论正确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创造比资本主义世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正确认识到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解决了长期困扰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二者关系问题。

正是随着理论上的突破，我们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从此开始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民族复兴进程驶入了快车道。也正是在这一道路的指引下，中国面对苏东剧变后的严峻形势，顶住了外来压力，不走因循守旧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路，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邓小平理论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发展历程，继毛泽东思想产生之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高峰。这一理论体系产生于 20世纪后期的中国，绝不是偶然的，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研究当代世界与中国问题的成功实践，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

（二）到了 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另一方面，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又一次工业革命显露端倪。这一切使得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经济全球化陡然加速，信息化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多元文化间的相互激荡、碰撞更为激烈，两极格局时期长期固化的世界发生了快速演变，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随之加剧。在中国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人民群众中出现了利益差异和价值观念多元化，人民内部矛盾有了新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的作用下，一些传统观念中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出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许多基本理念受到冲击，亟需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的与时俱进。

面对变化了的世界与中国，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坚持自己的旗帜，如何克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把党的长远奋斗目标与现实任务统一起来，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如何在首先满足中国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始终把最广大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始终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如何使党在激流勇进的世界大潮中把握好中国航船的舵轮，不断调动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全社会的创新能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使中国赶上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浪潮，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一切要求共产党人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党，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从时代的要求出发，以能否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重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先进性和代表性，拓展了我们对于党的先进性与代表性的认识。

这一重要思想，把对先进社会形态的追求与增强社会发展动力、建立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系统统一起来；把以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为主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最广泛的各阶层群众的利益统一起来，从而通过实践“三个代表”创造性地在未来与现实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实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有机统一。回答了在当今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也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一时期，我们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释放了中国人民中蕴藏的巨大创造力；我们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克服了从经济过热到社会生产相对过剩等不同特点的重重困难，实现了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结合，建立起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民在改革中获得利益，并通过扩大内需、西部大开发、城镇化战略把改善民生与扩展经济增长空间、实现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跨越式发展和新型工业化道路，主动迎接新的科技革命；我们党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积极加入世贸组织，勇敢拥抱经济全球化大潮；我们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强调三者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民族复兴未来之路的基本框架逐步成型。到世纪之交，我国提前超额完成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预定目标，以崭新的面貌迈入了 21世纪。

（三）进入 21世纪后，国际国内形势又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点。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世界力量格局处于新的大变动、大调整的前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全球治理问题的冲突日渐增多，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在中国国内，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继续发展的难度和压力也在增大。资源、环境、市场约束不断增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上升而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已开始抬头，中国利益范围正向全世界扩展而外界对中国的疑虑也在增加。人民群众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而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社会群体收入之间的差距却在扩大，社会建设又相对滞后，腐败现象仍然存在，这使各种不满情绪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减弱，反而有所增加，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问题凸显期。

我们追求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面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带来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快、更广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强社会凝聚力，进而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破解继续发展的瓶颈，成为中国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又一道难题。形势的演进要求我们对自身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进行深入的反思，认真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对这样一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始终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并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描绘了一个全面发展的蓝图。然而，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巨大惯性。为了回答这一历史性课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审时度势，在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思路上取得了巨大突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中国今后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一重要指导思想针对当时的突出问题，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回答了当今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同时也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一时期，我们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个人和集体利益、局部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等一系列重要方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重大任务；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民族复兴大业更加行稳致远。这一时期，我国战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更加均衡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

（四）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将面临前所未见的风险和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崛起，推动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形势变化不断加快。如何准确判断形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面临的重大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经过 7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 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探索，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各项建设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呈现出井喷式发展，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国不仅从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基本完成了国家制度体系的构建，并在不断加以发展完善；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存在数千年的绝对贫困在中国大地上被彻底消除；我国科技水平已经从全面落后，发展到一部分落后、大部分并行、少部分领先，国家科技实力已经从全面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向追赶与超越并存转化。

虽然，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已经迈入了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后半程。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已经到了从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目标的阶段迈向实现强起来目标的历史新阶段，开始大踏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这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我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已经出现了根本性改变，不仅早已不是 20世纪 50年代由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的问题，而且也已不能再笼统地用落后的社会生产来进行概括，而是到了追求更高发展质量的阶段，到了在解决物质财富创造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基础上向追求更高更优标准转变的阶段。创新引领已经取代数量扩张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另一方面，我国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不同地区的发展还不平衡，科技领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弱项和短板，我国许多传统经济领域中原有的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必须加快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突破科学技术瓶颈的要求更加迫切。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并且日益多样化，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文化需要，遍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前夜。与此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敌对势力会在政治外交领域加强对华打压，在经济技术领域加紧对华围堵，特别是企图挑起全球意识形态斗争以孤立中国，并借机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压制中国科技进步，抢占世界新科技革命制高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迎来胜利的最后关头，也到了最关键的、风险挑战最多的“战略相持”阶段。

面对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新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初步富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并走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下一步征程，我国将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与人类社会现有的也是至今仅见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如何在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如何通过实现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破解中国崛起引发的外部焦虑，维护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新课题。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时代之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放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百年征程的最后征途，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历史性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这一重要指导思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深化改革方向，提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性举措，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发展思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倡议，总结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为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彻底消除了存在数千年的绝对贫困，迈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探索步伐，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极大增强，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反腐败斗争获得压倒性胜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我们党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率先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切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每个重大成果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都有其客观历史的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所取得的这些重要理论成果，正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不断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依据、前进方向和领导力量、发展战略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提出时所面临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深入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产生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出现的问题，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则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全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半程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因而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这些理论成果前后衔接，不断深化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历程，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也符合一般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在这里，事物的历史起点及其发展脉络与事物的逻辑起点及其演变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下一个问题就会突出出来，而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恰恰又是对前面问题认识的深化。这一探索历程生动展现了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党是答卷人的历史画卷，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成功回答了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课题。在这一探索历程中，民族复兴是时代问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答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题方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运算常量，人民利益是评分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体现人类进步追求，不仅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党的指导思想之所以会不断丰富，不是人为的刻意追求，而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断孕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亿万人民改变自身命运的伟大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指导，也必将产生出伟大的理论；一切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经验总结，也必将上升为理论，进而指导实践的深入发展。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互推动、不断发展的历史逻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这一论述点明了中国共产党过去能够成功、并指引未来继续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下一段征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将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事业上的持续奋斗，将会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的辉煌。

（作者张宏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副部长级、编审）

（来源：《党的文献》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