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经受住考验的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钱学森。2021年是钱学森同志诞辰110周年。钱学森不仅是一位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顶尖科学家，还是一位心怀“国之大者”的战略科学家。在他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的人生旅程中，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一、青年时代的思想启蒙

钱学森1923年至193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就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当时，执教附中的老师不少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在课堂上“宣传爱国、民主、进步的精神”。他曾回忆：“董鲁安是国文教员，但他在我们高中课里，常常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表示厌恶北洋军阀政府，憧憬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北上；他教导了我对旧社会的深切不满，对鲁迅先生的钦佩，也使我了解要祖国富强就非树立新政权不可。”董鲁安在钱学森的心里播下了一颗“思想革命”的种子，但此时他的思想还处在懵懂阶段，尚不懂得到底要树立什么性质的新政权。

1929年至1934年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求学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30年，他因伤寒向学校申请休学的一年时间里，在读“闲书”中对唯物史观产生浓厚兴趣；随后，他追本溯源，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普利汉诺夫的《论艺术》、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等，“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点底细”，“人生观上升了”。

回校后，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和读书合作社，多次参加读书讨论会，从那里得知红军、苏区和红色政权的存在。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并前往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组织的读书会。留美期间，他与在国内的大学好友罗沛霖通信，约定找机会去革命圣城莫斯科。1947年暑期钱学森回国探亲时，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便对父亲钱均夫说，归国效劳，是其素志；但这种政府，断不能存在于人世间。直到1955年冲破美国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之后，钱学森才实现了“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的心愿。

二、壮年时代的理论学习

回国后，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在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科研和管理项目的实践经验，使他进一步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对科研工作的指导价值。1958年9月24日，钱学森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10月2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钱学森入党。至此，钱学森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实践到信仰，又以信仰为依托进行理论再学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钱学森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包括《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72年12月5日，他曾致函叶剑英说：“我是搞科学技术的，就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方面，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上层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军队的组织。这个道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阐发得很清楚。”

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钱学森不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与体系，而且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坚信：“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境界。”

三、晚年时代的学术探索

20世纪80年代初期，钱学森退居二线后，以极大的热情，从科学技术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等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他向学术界和思想界呼吁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身体力行地提出诸多思想与观点，包括建议总结近百多年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要“努力编出第二本《自然辩证法》”；主张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性智”与“量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进行基础研究的锐利武器；通过创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知识的科学最高概括”，“因而是指导人思维的明灯，是智慧的基础”。

“我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的。”这是晚年钱学森对一生信仰的坚定表达。

（来源：2021年12月8日第1528期《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