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战略思考

朱德是全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楷模。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先后到全国各地进行过一百七八十次调查研究，留下百余篇珍贵的调研报告。在朱德诞辰13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精选朱德调查研究报告，编辑出版了《朱德调查研究文集》。这本文集是朱德视察祖国各地，深入城市、乡村、工厂、矿山、林区，以及部队和学校，认真倾听地方和基层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广泛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反映了朱德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为党和国家重要决策提供的真知灼见；反映了新中国生机勃勃、不断奋进的社会主义进程；反映了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轨迹。本文结合《朱德调查研究文集》，对朱德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略性思考，进行了一些梳理。

一、要走符合国情、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7年到1965年，朱德同志六次到四川视察，提出要按照四川的实际指导生产，根据山区、丘陵和平坝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符合国情、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是朱德视察祖国各地，指导经济建设的战略理念。这一理念在他的调研报告中随处可见。

第一，建设规划要从当地自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

1955年6月中旬，朱德视察内蒙古包头。当地负责同志向他介绍了新包头规划，设想在二机部所设坦克厂、炮厂和包钢之间，建立一个60至80万人的新城，完全没有利用旧包头。朱德实地察看后，发现那里方圆十几公里，大部分是荒草沙原，没有庄稼和人户，中间还隔了一条昆都仑河。要在这一无所有、宽广地面上建成一座新城，不但投资大、困难多，当时也没必要。

于是，朱德在7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这个规划不切合实际，应暂时搁置。目前应采取先按厂区分区建设的方针，旧包头仍可作为新工业区建设的支援点。这样不但可以节省一笔很大的市政投资，且便于集中力量按期或提前建成包钢，早日生产钢铁，对国家建设更有利。在全面了解内蒙情况后，朱德还向中央报告说，内蒙古大部分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宜农宜牧，有广大的森林和丰富的矿藏，多湖且有天然碱和鱼盐之利，具备建设和发展工农业的有利条件。不利的是风沙多，雨水少，气候冷，无霜期短，运输困难；但这些缺点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可以逐步改变和克服。报告提出，内蒙古的建设，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潜力，克服困难；目前人少地多，人力不足是建设中的主要矛盾，要注意开荒移民，分别采用建立移民新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社、依靠亲友分散安置等办法进行移民安置工作。

第二，搞经济建设要因地制宜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都有不同的资源优势。朱德十分重视引导地方利用当地资源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发展、兴办新兴产业，以带动地区经济整体提高。

吉林森林资源丰富。1959年6月中旬，朱德视察吉林后，在6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山区生产要以林业和多种经营为主，充分利用森林资源，把发展森林工业和发展化学工业结合起来，做到林产的综合利用。吉林省委作出的山区生产要在粮食自给有余的前提下，以林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为主的决定是正确的。“靠山吃山，山区生产必须从山区的特点出发，并且要照顾到山区物产多、交通运输不便和劳动力缺乏的矛盾。”[《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291页。]

四川天然气资源丰富。1963年春朱德在四川考察时，从各方面了解天然气利用情况。在5月1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朱德提出：天然气不仅可以作为工业燃料，还可以用作化工原料，是支援农业、解决我国人民吃穿用必需的物资。针对四川的相关研究设计缺乏统一领导，石油、化工、纺织等几个部门同时在做，技术力量薄弱，又不集中，工作重复，对加速天然气开发和利用不利的情况，朱德向中央建议，四川要设立一个部门，加强对天然气研究和设计的统一领导和协调。要加强资源勘探和开发，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把川南、川东几个重点地区资源情况摸清，为规划和设计提供可靠依据。还要设立专门研究机构，迅速掌握利用天然气技术；国外已经成熟的生产技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项目，应尽量争取买一部分专利作为样板，以避免走弯路。

因地制宜，还表现在要顺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举办各类经济事业。1963年5月至9月，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五个平原省份连降暴雨，洪水成灾。10月中下旬，朱德视察五省灾情。10月29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朱德以河北经验为例，向中央提出平原地区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三点建议：（1）平原治水方向主要是上游山区蓄水，中、下游地区疏导水流。（2）华北平原年平均降雨量不多，但雨量集中，常常成为暴雨；秋季容易泛滥成灾，平时却常遭干旱威胁。在治洪同时，必须发展农田灌溉，解决干旱问题。华北井灌行之有效，普遍打井还可以降低地下水位，改造盐碱地。（3）治理洪水、战胜自然灾害，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都必须始终考虑华北平原水土流失，风沙走动、地形变化大的特点。“我们的决策，都必须适应这种自然变化的规律，才能成功。”[《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448页。]

第三，立足国情选择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

要注意挖掘老企业潜力。建设资金、技术人才缺乏，是新中国建设中的突出矛盾。1956年5月中旬，朱德视察太原，发现一些老厂老工人多、设备多、技术水平较高，经改建或扩建，设备增加不多、投资不大，时间又短，生产效率即可大大提高。于是，在5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朱德提出，中央有关部门要注意挖掘老厂潜力，这是目前解决资金、技术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径。

要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1958年7月中旬，朱德视察玉门油矿时感到，发展石油工业要在技术提高和改善管理方面多下功夫。在7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朱德建议，石油工业要加快钻井进尺和降低钻井成本，大中小型并举、深井浅井并举、土法洋法并举、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并举，先易后难。只有实行这些原则，才能少花钱、多办事，尽快开采石油。朱德提出：各个油矿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油矿，要以石油生产为主，全面发展工农业生产，以便做到自力更生，克服生产和生活困难。

要积极推广投资少、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高的新兴产业。1958年4月中旬，朱德在上海参观斯美玻璃纤维厂和永鑫无缝钢管厂。两个厂规模小、设备简单、投资少，但产品却对工业生产具有重要价值。于是4月16日朱德写信向中央举荐这两个小厂。斯美玻璃纤维厂生产的玻璃纤维，是现代工业生产中一种新材料，当时在英国已有400多种用途，在我国当时主要用于国防工业，很有发展前途。其原料为白陶和砂子，大量开办有充分可能。朱德认为，应予以推广发展，作为发展地方工业的门路之一，将来生产多了，可以在工业上推广使用和研究试制新的品种，并且可以争取出口。永鑫无缝钢管厂由一个小五金厂转产，因为解决了钻头能耐高温、避免过快氧化这一生产中长期没有解决的关键技术，产量成十几倍的增长。该厂职工不满百人，固定资产仅20万左右，一年生产上万吨无缝钢管。朱德认为，类似规模的厂，设备简单，只需投资50万元左右，建厂仅需半年时间，如果再搞上三、四个，就能解决对于无缝钢管数量和型号上的紧迫需求。

要尊重自然规律，科学种田。1959年4月中旬，朱德山东考察时，省内有42个县，约1400万人口的地区发生春荒，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都在济宁专区处理粮食问题。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人口稠密，粮食供需压力很大。为了增产，部分地区违背科学种田技术，过度密植，浪费麦种约4亿斤，收成方面的损失还未统计。朱德在5月12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过去老农民每亩下种4到8斤，解放后是8斤到18斤，1958年平均每亩下种18斤，1959年由18斤提高到30斤以上至1000斤为止。朱德指出，我曾去山东农业科学院看过实验农场，小麦密植最高合理限度在30斤左右，目前“密植成灾”的现象值得注意。[参见《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271、272页。]

第四，经济建设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

在视察过程中，朱德对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十分关注。1956年5月中旬，朱德在山西太原考察，发现山西军事工业比重大，轻工业比重过小，轻重工业比例不相适应。军工生产由于生产任务不饱满，机器开动率很低，浪费很大。他在6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转达山西省委希望增设几个轻工业工厂的建议，并明确表示：“为了使轻重工业比重相适应，中央能在山西，尤其在太原增设几个轻工业厂子是必要的。” “把军事工厂和民用工厂的生产如何有效地紧密地结合起来配合生产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必须在开始建厂时，就考虑如何与和平生产工业相结合”。[《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94页。]次年1至3月，朱德通过对广东、广西、云南、陕西等省的视察进一步感到，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结合，是目前工业中最突出的问题，且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他在4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兵工厂生产在和平时期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尽管牵涉面广，比较复杂，但非解决不可，而且要及早解决，否则损失更大。

经济建设的发展要和基础设施的发展相协调，特别是要与交通事业的发展相协调。1958年9月上中旬，朱德在新疆视察。他突出感到，新疆交通事业的滞后，影响当地经济发展。视察期间，他就新疆发展问题给中央有三次报告，每次都提出，新疆要发展，必须发展交通事业。返京时朱德途经兰州。兰州炼油厂原油运输力不足，已成为关系炼油厂能否正常生产的紧迫问题。这使朱德进一步感到，生产的发展必须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在10月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朱德提出要积极解决原油运输和交通问题。

经济建设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1958年“大跃进”违背这一规律，造成严重损失。在全党认真总结经验，反思失误的过程中，朱德1959年5月27日至6月24日视察东北三省，并就解决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

辽宁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生产中的计划和物资供给能力不协调：原材料不足，品种规格不全，七长八短；煤炭供应不上；现有设备维修差、生产浪费大、质量差，又加重了物资供给的短缺。辽宁省组织两次物资调剂和生产协作会议，互通有无，解决部分问题。6月20日，朱德与董必武、林枫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肯定了这一做法，同时明确说，挖掘潜力只是应急，要长远解决问题，必须确保生产计划的科学和稳定。朱德等人还反映，辽宁农业与工业发展也不协调，农业落后以致“无论在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和城市粮食、副食品供应上，都严重地影响到工业的发展。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已经成了跛脚走路。因此加速辽宁和整个东北地区的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生产能够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286页。]

吉林在粮、布等市场供应方面没有问题，但国家布置的出口大豆任务没有完成。朱德在6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大豆是出口王牌，保障国家出口任务是全局。大豆集中产区，必须保证大豆生产任务；缺乏口粮，国家应按一般留粮标准保证供应。为保障大豆生产，国家要适当提高收购价格；收购方法应采取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每年签订合同，使地方有计划安排生产，在保证完成出口任务后还留有必要的机动数；对大豆产区农民的食油和豆制品供应要适当照顾。报告清晰反映了朱德关于地方局部利益要与国家整体利益相协调的思想。

黑龙江的工业生产，经过抗美援朝时期的南厂北迁、“一五”计划时期的重点建设和1958年“大跃进”三个阶段，有飞跃式发展，但“轻化工业、交通运输、市政建设没有相应地跟上去，形成三条短腿”[《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294页。]。于是出现消费资料生产不能适应城市人口迅速发展和城乡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交通运输能力弱，直接影响到煤炭和木材的生产；市政建设跟不上，造成的突出问题是供水不足。这些方面的紧张情况直接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朱德在6月29日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汇报了黑龙江视察时了解到的这些问题。

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1964年1月4日至4月6日，朱德视察华东、中南以及贵州、河北等13个地后感到，农业在恢复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需要工业大力支援。他在4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1）现在化肥、农药、机电排灌设备、加工设备和水泥等生产资料的供应，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情况会更加突出，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工业支援。（2）从各地情况看，如果坚持实行两条腿走路和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方针，依靠地方力量，发展小型磷肥厂、氮肥厂、水泥厂和水电站，充分利用现有机械厂和手工业工厂制造排灌设备和运输工具等，可以解决不少问题，这些方面潜力很大。不能等待搞大厂，也不能依赖中央解决所有问题。（3）在加强工业支援农业的同时，农业生产也必须在以粮为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只有粮食和经济作物、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了，才能更好地实现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才能使农村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475页。]

二 、要不断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朱德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提出许多宝贵思想和建议。

第一，要改善经济管理体制，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办更多的事情。此后，朱德在视察中，积极探索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把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作为重要课题之一。

1956年6月上中旬朱德视察沈阳和抚顺部分工厂后，在6月1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从体制机制方面建议，各工业部应根据所属大企业需要，提出比较长期的协作计划，固定一些母子工厂。供产销要改变中央与地方企业关系上存在的国家下达生产计划大，商业部门进货计划小以及价格规定不一致等不合理现象。视察中辽宁省委建议中央和地方企业实行分级管理制度。朱德明确表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中央和地方在领导上如何分工要进一步研究。

1957年1月，中央委托陈云召集国务院相关部委，研究中央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1至3月，朱德在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等地考察时，重点了解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在4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他比较详细地提出对中央与地方在经济管理权限划分上的意见：（1）应给每个省下放个把像样的机械制造厂，或者把中央管理的机械制造厂划出部分任务交地方支配，根据地方工农业生产需要进行协作，以解决地方工业发展中的困难。（2）一些藏量不大、分散、国家又无力开采的矿产资源，应允许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采。（3）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权限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一定机动权，目前不便下放的应该实行双重领导。（4）经济体制的中心是财政，要下决心把财权下放，使地方有胆量办更多的事，这样中央通过税收等能拿到的钱会更多而不是更少。如果财权不下放，中央可能永远靠打算盘过紧日子。财权不仅要下放到省，而且要考虑下放到县和乡，逐步建立三级或四级财政。

4月下旬，朱德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视察东北三省。针对黑龙江和辽宁位于国境边界，直接组织物资出口便利，而中央限制较多，影响出口灵活性的情况，朱德在5月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应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允许他们根据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邻省组织货源，以便于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这是一个有关体制的问题，我认为在研究体制时应该加以注意。”[《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156页。]朱德反映，黑龙江、吉林森林资源丰富，目前采伐中浪费严重，许多副产品没有被利用。两省委负责同志都同意把森林工业部和林业部合并，由中央规定任务，地方负责经营。朱德认为这个意见正确，有两个好处：一是便于地方充分依靠群众，克服采运浪费现象，增产木材；也便于组织群众把林区财富拿出来，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二是地方可依靠群众，使采伐和育林更好配合，这比仅仅依靠少数森林工人育林会做得更多更好更省。两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把当前林业工作中的两个主要矛盾，即木材供需之间的矛盾和采伐同育林之间的矛盾求得基本解决。”[《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159页。]

朱德反映的问题和意见，给正在酝酿讨论的管理体制改革文件的拟订提供重要信息。11月国务院61次会议，通过由陈云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1958年2月11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森林工业部和林业部合并为林业部。

第二，要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严重失误。“大跃进”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盲目求快；人民公社化追求“一大二公”，两者都脱离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

为克服经济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策确定调整国民经济。3月28日至5月5日，朱德视察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5月9日写报告给毛泽东，如实反映农村大食堂、手工业合作社和自由市场等方面问题。

比如，办大食堂，由于暴露种种弊端，群众普遍反对继续办下去。对手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所到省、地委领导都同意恢复。因为1958年手工业合作社转厂并社时，集体所有制转全民所有制面过大，把一些生产分散、规模较小、产品较复杂、原材料大部分靠自己解决的社组，都转为地方国营工厂；保留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绝大部分按地方国营工厂制度经营管理，取消原来理事会、监事会、社员大会等组织制度，取消分红、公积金、公益金等分配制度。目前手工业合作社在产供销三方面都存在问题：生产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生产与销售不直接见面；手工业所需原料，无权直接采购；转厂并社后，计件工资取消，绝大部分改为月薪制，个人收入下降，加上工资制度没有很好反映技术和生产上的差别，致使手工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磨洋工”的现象。各地积极恢复自由市场后，市场活跃，产品增多，物价逐步下降。但也出现一些乱子，如投机倒把，贱买贵卖等。朱德在报告中反映，针对问题，陕西省意见是，自由市场在农村是放，城市是管；国营商业对自由市场不能采取旁观态度，必须参加进去，加强领导，以避免二道贩子对农民的盘剥。县与县、公社与公社之间存在的妨碍物资交流的限制必须迅速打破；国家规定“不许远途贩运”的政策，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四川、陕西、河南许多地方没盐吃，一方面是铁路运输问题，另一方面是取消挑盐小贩，许多山区运不进盐。几个省领导同志意见是，自食其力、对物资交流有重大作用的小贩，需要重新有计划恢复；国家包不了的地方，尽量利用小贩短途运输，活跃市场。除固定集市外，陕西和河南还准备恢复传统城乡物资交流场所庙会。朱德说：“农业、手工业、供销社是三位一体的，它们互相结合，互相促进。所以要想把集镇繁荣起来，除发展生产外，必须把手工业和供销社恢复起来。”[《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328页。]

在中央和地方大兴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等文件，决定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权选购商品、选择进货地点；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走街串乡的小商小贩；开放农村集市、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等。显然，朱德向中央提出的许多建议都得到体现。

会后朱德又派人到北京郊区，进一步调研农村经济体制、手工业等情况，形成系统材料，于7月29日报送中央并附信谈了看法：（1）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潜力很大。只要劳动力安排恰当，分配合理，生产大有可为。其要害问题是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责任制，加快建设速度，以便抽出较多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2）北京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既不利于调动生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又重复“一平二调”的错误。建议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对赚钱的企业，公社可按合作社办法提取10%至15%的建设基金，作为各厂增置设备、扩建厂房之用。（3）现在城市人民公社所属企业和事业的工资福利制度很乱，职工意见不少。如果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在工资福利上，各厂可根据企业赔赚情况和工资福利标准自行调整。

11月，朱德指导秘书接续调研北京贯彻“手工业三十五条”的情况，于11月21日将调研报告送交中央，并在附信中强调恢复县以下集镇的意义。他说：“县以下的集镇，与农村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纽带。抓住这条纽带，既便利了各类物资的集散，又繁荣了农村经济，同时也增加了货币的流转次数。”[《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366页。]

1962年2月11日至3月13日，朱德视察浙江、江西。在3月3日和26日先后写信和报告给中央，从战略高度对农村经济发展与体制建设进言：（1）生产队长抓集体生产与群众抓紧家庭事业和自留地生产，是“两条腿走路”，处理得好，相互促进，不会发生矛盾。（2）迅速恢复供销社有五大好处：国营商业人员可大大减少；农副产品收购数量和收购品种可增多；能有效组织生产、互通有无；商品能比较合理地进行分配；发挥了民主管理和群众监督作用。“从所有制上说，生产队、供销社和手工业社，这是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三兄弟’，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是缺一不可的。这‘三兄弟’都发展了，农村经济也就活跃了。”[《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389页。]（3）根据国际市场中国出口商品畅销与滞销情况，提出搞活国内市场：用布匹和工业品向农民换猪、羊、禽、蛋，这些农副产品国际市场供不应求；而农民需要的布匹等轻工业产品，又恰好在香港国际市场滞销。（4）农村经济恢复和农副业发展，使农村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出现差额。解决这个问题除采取控制投放、多搞小商品等措施外，可采取扩大供销社股金的办法，收回一些票子，用以收购国家不统购的物资，积累集体资金，这样做农民是愿意的。

针对在江西山区视察时，当地一些领导同志提出的垦殖场所有制应该是国营、全民的观点，朱德在3月2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态：垦殖场的所有制，“我认为还是作为大集体所有制来经营比较好些。” [ 《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386页。]原因有三：一是建场时国家并未给多少投资，垦殖场是凭自己双手搞起家务，不要急于抽调他们的利润。二是作为大集体所有制，更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和经营方式，更有利于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三是垦殖场职工自己养活自己，不再算城市人口，不再吃统销粮，又为国家提供大量农副产品，应当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原则管理。职工的工资福利国家不需要包，他们的农副产品也不应调拨，而是签订合同收购。朱德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三，国家在价格政策的制定上，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不要统得过死

1959年在全党反思“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错误中，毛泽东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此后，对价值规律运用的探索，成为朱德调研中的一个视角。

1962年5月15日，朱德在西安考察仅一日，既敏锐发现，因为统一限价，此地大小煤窑都存在亏本现象。大企业亏本出售，国家可以补贴，而在解决当地民用煤方面有着重要补充作用的小煤窑长期亏本却无法维持。于是，5月20日朱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煤炭调拨价格可以不变，但小煤窑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适当调高，不要统死。这样做群众不会有太大意见。否则小煤窑赔垮，会影响群众生活。陕西小型天然油厂情况类似。它们生产的煤油农民需要；因为统一限价，生产也难维持，应允许适当调高价格，以维持生产。

5月23日至6月13日，朱德在云南视察时发现，对手工业合作社自己采购原料制成的产品，价格限制过死，不仅无利可图，甚至赔钱。6月20日，朱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吃穿用价格提高，原料价格上涨，手工业社自己采购原料制成的产品，也应该允许在维持成本、稍有利润的原则下，适当提高售价。这样对发展手工业产品，增加社会财富，满足群众需要都有好处。朱德还反映，当地供销社感到，农副产品收购的国家牌价不仅与自由市场价格过分悬殊，而且与议价价格也相差很大。云南生姜在县社积存不能外销，就是因为卖就要赔钱，以致昆明生姜奇缺，中药铺甚至卖不出配“药引”的生姜。朱德说：像这样“画地为牢”，束缚自己的事情，应该适当处理。

朱德还把价格政策与促进农村副业的生产和流通联系起来思考。1963年3月16日至5月5日他赴四川、陕西、河南等地视察后，在5月13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农村经济作物和多种副业经营虽在恢复，但远未达到过去水平；渠道不畅、收购不力是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有些东西有货无人收购；有些东西收购价格偏低，不利于生产；短途运输渠道阻塞，无利可图。同时生产技术指导方面也存在问题。为尽快恢复副业生产，解决上述问题，“特别是要把恢复副业生产，加强短途运输和活跃集市贸易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加强合作社的收购工作，畅通和开拓旧有渠道，以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样就会更有利于我国农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436页。]

《朱德调查研究文集》中有关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议和反映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说明：第一，在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具有全局意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需要中央紧迫处理好这对关系，以发挥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快新中国建设步伐。第二，所有制结构、市场结构等方面的矛盾，突显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成为全党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探索与农村生产力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结构的着力点。朱德对农村所有制、自由市场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违背价值规律的问题和基层的意见，提出许多重要见解，其中有不少都为中央所采纳或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为新中国对外贸易工作的开拓献计献策

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新中国工业化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基础上起步的，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全依靠自主研发获得支撑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技术、设备和相关物资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朱德调查研究文集》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对外贸易工作。

第一，要不断研究和改进对外贸易方式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和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中国，不可能从西方获得关键的工业化技术与设备的支持，对外贸易局限于苏联和东欧，所以，做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出口工作格外重要。

1955年12月10日至1956年4月2日，朱德等受中央派遣赴苏联和东欧参加国务活动，期间访问苏、波、捷、德、匈、罗、蒙七个兄弟国家。他十分注意观察七国对中国外贸出口的需求。回国后在4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对外贸工作拓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七点建议：（1）要按照外国消费者的习惯改进现有出口货品的质量和包装。（2）用适当提高收购价格、更多建设小型食品罐头工厂等办法，扩大土特产品出口数量。（3）要充分利用我国地理比较优势，大大发展亚热带作物种植，以满足兄弟国家的大量需求。（4）通过有效出口，尽量争取从兄弟国家获取成套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援助。（5）在工业援助方式上，更多采取建立新型“母子工厂”的办法，由兄弟国家的先进工厂系统帮助我们建立同样的工厂，并在建厂后继续给以技术上的帮助。（6）派遣更多的实习生和学徒工到兄弟国家工厂实习，以便尽快掌握技术。（7）各兄弟国家的运输除开辟运价比较便宜的海上运输外，还可以协议降低运输价格、与苏联建立管道运输。朱德还考虑通过一定的组织机制，加强与苏东国家的经济合作，如果中国不正式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可派观察员参加，并采用贸易、长期订货、技术合作、派遣专家考察团，以实现经济技术上的扩大合作，为拟定长期双边或者多边的技术合作准备条件。

从1957年起，国际形势对中国外贸发展开始产生有利变化，我们得以逐渐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但国内因“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外贸工作又出现盲目扩大进口、超越国力出口、冲击正常外贸管理制度和经营秩序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 1958年4月4日至4月29日，朱德视察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这些地方外贸工作都有发展，特别是上海正积极扩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贸易，并考虑在次年举办国际博览会。朱德在4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考虑采纳的”。[《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177页。]因为这样做既可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扩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还可以推动国家工业的技术进步。

这次视察，朱德形成《关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对外贸易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调研报告，于6月20日上报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报告从销售、组织货源、改进外贸体制三个方面，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地方外贸工作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为了局部利益，各省在对外经济工作中出现相互竞争的现象。朱德视察所到几省的领导同志都提出，在进出口计划、出口价格、对外活动等方面，仍应坚持全国统一的原则。这些情况引起朱德的重视，他向中央建议：根据国外市场需要指导出口商品生产，应当由中央外贸部和各口岸公司统一做；各省和口岸之间的矛盾，中央外贸部应在互利原则下加以协调。这份报告对于中央了解地方外贸工作情况，纠正“大跃进”后出现的外贸工作盲目跃进的情况产生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外贸工作的领导，8月下发了《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和《关于贸易外汇体制的决定》，指出：对外贸易必须严格统一对外，绝不容许有任何不统一现象发生。只有统一对外，才能有计划地完成国家进出口计划并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贸易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和重点使用，这个方针不容有任何动摇。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外汇管理小组负责贸易外汇统一管理、全面平衡、统筹调剂。[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455页。]

第二，要注意出口货源的有效组织和生产

出口货源是支撑和增加国家外汇收入的基础条件。在考察外贸工作时，朱德高度关注出口货源的组织和生产。

1957年1月7日至3月24日，朱德视察广西、广东、海南、云南、四川、陕西。当时出口货源缺乏、供不应求，朱德把寻找货源作为视察的重要目的。视察中朱德发现广西、广东、海南、云南矿藏和土特产极为丰富，品种繁多，出口货源有很大挖掘潜力。他由此认为，外销货源缺乏，除生产能力不能很快提高、国内需要量日增外，有许多是组织工作、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以及交通运输造成的困难，而不是货源真正缺乏。

视察期间，朱德曾五次给中央写报告，反映出口货源组织和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在2月24日给中央关于外贸问题综合性报告中，朱德分析了造成出口货源缺乏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土特产收购价格低，售价高，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营环节过多；利润分配不合理，上多下少，基层社为解决开支，收购农民货物时压级、压价，存在收价低、售价高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下决心减少经营环节，下放业务，基层社能够经营的品种，上级社不要插手；改变不合理的利润分配，缩小上级社的利润，加大基层社的利润，以保证基层社的合理收入；调整不合理的收购价格；精简商业机构，有领导地组织旧有的已经合作的行商走贩，搞活山区和农村经济。二是外贸机构要协同基层供销社，直接到产地收购或定货。朱德还提出，在国际贸易上，我们胃口应该放大，外贸部门不单是收购货物，还应该组织生产。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保存几十万吨、几百万吨物资不算积压，是必须的储备。不要某些货源略有增加，就大喊积压，减价收购或停止收购，人为阻止生产发展；过些时候销路打开，又大喊货源缺乏，“临渴掘井”。另外，加强交通运输建设，承办广州出口商品展览会，利用港澳华商实行包销、代销、长期协议、短期合同等，都是促进和组织外贸货源的重要方法。

1958年4月4日至4月29日，朱德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视察后，针对这些地方组织出口货源中的问题，在6月20日给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建议：要加强冷藏设备的配置；减少国内调运任务；签定贸易协订要灵活，不要在出口物资的规格和价格方面把自己限制死了；除传统出口商品外，要积极开辟和扩充新出口货源等。朱德介绍了安徽挖掘新出口货源的经验，即：“向山区进军，向矿产进军，发动群众，结合下放干部，变无用为有用，变小用为大用”。[《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203页。]同时安徽积极调动群众生产和扩充出口货源的积极性：凡可出口的物资都收购，不怕积压；实行固定价格收购，旺季也不降低收价。朱德说：“安徽省的同志建议中央外贸部也要多从支持出口商品的生产方面打主意。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很对。”[《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204页。]

20世纪60年代初，外贸工作与国民经济同时进入调整时期。1961年1月18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进出口贸易要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吃饭第一，建设第二”的精神，减少主要农产品出口量，进口80亿斤粮食，稳定国内市场。[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页。]陈云在5月30日外贸专业会议的讲话中要求，搞好外贸和稳定国内市场要统筹考虑；能出口的要尽量出口，但“收购农产品，手不要太狠，要注意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关键是要增加农业生产，建立好出口商品基地。[ 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57页。]

“大跃进”时期，主要出口是农副土特产品。这些产品附加价值低，出口创汇率低，且相当多的产品国内和国外市场都需要。农副产品出口量增速过高，加重了国内市场供应的紧张局面，造成外贸与国内经济发展稳定之间的恶性影响。从1961年开始，在中央指导下，外贸进出口结构有很大调整。在出口产品方面，大大减少农副业产品，扩大工矿业产品。调整过程中，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降。而当时国家仍需大量外汇，不仅需要进口粮食，还需要进口工业原料、尖端技术与设备和国防所需器材等。

朱德十分关心如何使处于低迷的对外贸易，尽快恢复和发展的问题。1962年春，朱德视察江西期间发现，传统出口商品瓷器的计划没有完成。3月11日，他专程赴景德镇视察瓷业研究所，了解到景德镇瓷器1960年的产量达105万担，而1962年计划只生产53万担。从原料、人力、技术、设备等方面说，保持在80万担没有问题，但是因为缺少燃料，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减产量、裁工人。1961年已减两万多人，剩下的两万余人都是10年以上的老工人，再减十分可惜。[ 参见《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391页。]朱德在3月2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瓷器出口很合算，这项生意对国内市场影响不大，原料就地取材，应当尽量多做，也有可能多做，并作为长期出口商品之一，以便多换进粮食。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朱德先后到江苏、浙江、两广、湖南、湖北等省视察，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他仍感到各地出口潜力大，一些传统土特产出口量没有恢复，并以锐利目光发现了货源组织存在的症结。他在3月2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恢复和发展土特产品并不困难，“只要把生产队和社员家庭的副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并且把收购工作组织好，就可以把这些零星的分散的产品以及其他鸡毛蒜皮的东西收集起来，变为成宗的出口货。同时，这些商品与内销的矛盾不大，而对外既好销，价又高，因此是可以尽量挤出来供出口的。” [《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430页。]朱德提出，外贸部应设一个经济研究机构，对国际贸易和国外市场进行系统调查研究，通过外贸关系收集经济和技术情报，并和国内生产结合，以使外贸更主动、灵活，更好地为国内生产建设服务。

第三，倡导和推行国务院“以进养出”商品出口方针的实施

1957年针对某些出口的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原料缺乏，朱德在1957年6月24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出要从两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少出口些原料，把原料做成成品后再出口。这样既供应了国内工厂和手工业者的原料需要，同时经过加工又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可采取‘以外汇增加外汇’的办法，进口一些原料经加工为成品后再运出去”。这样做“外汇可以大大增加，同时可以解决国内不少问题。”[ 《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121、121—122页。]

1961年1月中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同时，正式提出要大幅度增加用进口原料加工出口的“以进养出”的商品。此后，朱德不断通过视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向中央反馈“以进养出”方针的有效性，以利于这一方针的实施和推广。

1月下旬，朱德视察上海时了解到，“以进养出”方针在上海已经实行。当时上海工业生产中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纺织工业生产任务仅达生产能力50%，其他轻工生产30%的生产能力用不上。上海方面意识到，短期内单靠国内供应原料让工业吃饱不可能。于是“以进养出”，争取多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以进养出”在上海的实施，展现出五大益处：支持出口、支持生产、增值外汇、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国内市场供应。朱德在1月3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上海经验，建议凡是吃不饱且有制造出口商品条件的工业部门，都可以仿效上海办法，进口原料，出口成品或半成品。如果能在进口原料时，分期付款或延期付款更好。“总之，要设法使机器开动，人尽其用。”[《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313页。]

“以进养出”方针的有效性，被朱德5月5日视察河北制药厂和保定化学纤维厂了解的情况再次印证。朱德在6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以进养出”“维持了工厂生产，养活了工人，同时又换取了外汇，加工后的次副产品，还可供应国内市场需要，这种以进养出的买卖是十分有利的。”[《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331页。]

1964年1月中旬，朱德再次到上海视察时了解到，上海在1963年超额完成外贸任务10%；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超过计划13.7%，占全国对资出口总额的39%；“以进养出”部分占全市外贸收购总额的45%。这个成绩很大。于是朱德在1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郑重建议：“以进养出”经验“可供各地参考”。[《朱德调查研究文集》，第455页。]

中国外贸在经过1958至1959年迅猛曾长后，接续的是三年大幅度下降。经过1961和1962连续两年调整，196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开始回升。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完成时，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度上升；1965年接近1959年水平；1966年比1959年增长5.3%。[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1页。]“以进养出”产品的增长，提高了国家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增加了外汇收入，也有利于了国内生产和人民生活，在促进外贸和国民经济恢复中都发挥了作用。

《朱德调查研究文集》鲜活、生动地展现了朱德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朱德善于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善于从战略角度观察社会经济实际和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善于与地方同志沟通，及时发现成熟经验，凝聚基层智慧，反馈中央，益于资政；善于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对个案问题形成系统材料，提供中央参考；善于透过现象抓本质，从了解到的诸多情况分析中，言简意赅、态度鲜明地向中央提出建议，以帮助中央决策。朱德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求真务实，从他的调查研究文集中可以感到，地方的干部和群众把他当作贴心人，愿意向他畅言；朱德也总是满腔热情地给地方工作提出有益的意见，同时积极向中央反映他们的合理诉求和思路。朱德的调查研究报告，成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一条通道，密切了党中央与基层干部、群众的联系。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返聘研究员。此稿刊于《党的文献》2016年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