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由于旧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新中国成立后，还不能直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而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发展时期。如何引导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思索的重大课题。经济是社会的基础。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对保障新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至关重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周恩来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一任政务院（后称国务院）总理，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等重大理论方面，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有过许多战略思索，为引导新中国经济向着光明前途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新中国筹建过程中对经济发展道路的预想和初步谋划

在人民解放战争后期，周恩来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开始了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思索。

1948年6月21日，周恩来撰写《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作了初步勾画。第一，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区别与旧民主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为多数人、以劳动大众为主附加自由资产阶级服务的；“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以是否于国计民生有利为标准。”所有制结构是“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第二，经济体制：“基本上计划经济”，“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国家将通过税收、金融、会计核算等新经济手段管理；企业实行“工厂委员会与厂长负责制”；发挥“工会、党委的作用”；工业管理科学化，用工资制代替供给制、生产观点代替救济观点。第三，经济发展方式：重技术进步，不安于落后；区别工业与商业，“工业是生产的，商业则附属于工业”等。提纲没有展开，但观点鲜明，内容丰富；直指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经济弊端和共产党经济工作中易出现的小农意识，初步显示出周恩来从国情出发，站在人民立场，以现代化意识筹划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胸怀和意识。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筹建新中国的基本方略。此后，周恩来依照会议精神，深入思索如何尽快恢复新中国经济。他深刻揭示恢复新中国经济的艰巨性：“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旧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是服从于帝国主义利益的，要把它改变过来，必须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这比原封不动接收难得多。新中国成立后将面对三个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是城乡经济极度不协调。过去城市工厂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现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新中国要依靠自己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但经济结构还是原样，畸形不合理。二是社会经济负担很重。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和国民党官僚机构，冗员多，开支大。三是原国统区农村经济破产，没办法给城市工业提供原料。城市解放后，原料缺乏，生产降低，销路减少，运输困难，不少人失业。这些问题决定新中国经济的恢复是个艰巨的工作。

在清醒认识现状的前提下，周恩来提出对恢复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组织步骤和初步思路。

第一，财政经济工作“应该是在分区经营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有步骤地走向统一。”194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财政经济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从金融、财政、贸易、工业、交通、通讯、军工等方面，对新老解放区财经工作的统一做出部署。在领导机构方面，周恩来提出“中央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此事已议，选择主政人，至为关键。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陈云，得到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的赞同。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中财委主任。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决定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着”。历史印证了周恩来慧眼识珠。

第二，要处理好城乡关系，“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同时还要联系乡村”。城乡阻隔是旧中国社会经济的严重弊端。随着城市的大量解放，妥善处理好城乡关系迫在眉睫。周恩来揭示了旧中国城乡关系症结产生的原因，明确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已创造了解决城乡关系的条件。改造城市，使城市和乡村接近而不对立，关键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城市工业发展了，才有力量领导乡村。要依靠和通过乡村农民、城市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三者的结合，解决城市和乡村生产问题。要理解和用好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即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政策，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

第三，提出“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的紧要工作思路。新中国经济的恢复要建立在新旧变迁、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基础上，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从何着手？周恩来提出，首先要恢复农业。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有基础。二是恢复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要靠交通运输畅通。三是恢复和发展钢铁工业、机械工业，为铁路制造钢轨、火车头、车厢、车皮；为农业生产增添工具。这些都是恢复生产急需做的。“只要我们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我们就有把握建设新中国。”周恩来强调独立自主，并非不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他的对外经济思想是开放的。周恩来认为：“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

在新中国筹建过程中，周恩来主持《共同纲领》起草工作，并执笔起草了提纲和草案初稿。《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经济建设百端待举，又须分缓急轻重，起草时讨论最多。周恩来凝聚各方智慧，对国家经济方针政策等作出一目了然的规定，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周恩来这一时期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战略构想，集中体现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

二、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历史进程中，拓展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思索和实践指导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连年战争造成经济破败，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异常艰难。1949年12月，周恩来对参加全国农业、钢铁、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思路。

其一，生产是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的重心是恢复不是发展。农业恢复是基础，要力争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水利要与生产并重，水利配合农业。国家计划中的经费，除去军事和行政开支，主要用于恢复生产。重视重工业又不能当作唯一的工业；钢铁业居首，又不是重工业的全部。交通恢复铁路居首，公路、航运其次。“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

其二，要处理好城乡、内外、工商、公私、劳资、上下六大关系，这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脉络。在城乡关系上，要确定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同时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乡村。“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在内外关系上，生产要自力更生，政治要独立自主；同时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要打破100多年来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不屈服其封锁，也不拒绝在有利条件下做买卖。在工商关系上，以工业为主，改变旧中国城市生产破坏，只剩商业投机的状况；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要服务于工农业产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在公私关系上，国营经济虽然目前在国家经济构成中只占5%，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占新中国工业的一半，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大帮助，要允许其存在，但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以保障国家健康、有步骤、不急不躁地走向社会主义。在劳资关系上，“劳资两利”不是把劳资两方平列。国家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同时给予资方合法适当的利润。工人生活水准要同国家现实经济实力相适应，眼前利益不能损害长远利益。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在上下关系上，要确定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地方因地制宜的方针。这六大关系的处理原则是对《共同纲领》经济政策的具体化。

在新中国抑制住恶性通货膨胀，实现全国财经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后，周恩来又从三个方面努力指导国家财经状况实现根本好转：一是要求人民政府必须努力平衡财政支出，并以政权的力量充分掌握粮食、花纱布、煤炭、食盐等民生必需品，以有能力调节市场，保障物资供给。二是调整工商业，“使它从适应于囤积投机的活动转变为适应于生产的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注意发展合作社经济，以保护小生产者和消费者少受或免受中间剥削，促进生产发展。三是人民政府必须进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战争造成的灾荒与失业的救济，以稳定社会。在农村“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战争支出剧增，财经形势严峻。周恩来强调，国防建设“必须估计到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力量，决不能一跃而成，而只能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加速”建设。既要顾到国防开支急需，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收入概算主要依靠税收、国营企业收入和清理仓库结余，不依靠赤字贷款。在政务院强有力的领导下，当时极为薄弱的国家财力发挥出最大效应，新中国不仅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且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人民基本生活有保证；同时从1952年起，周恩来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与陈云、李富春出访莫斯科，促成苏联援建新中国156项重点工程协议的签订，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经济发展战略和重点方面，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具有高度共识，就是以重工业为先导，重点发展交通和水利，交通以修铁路为主。周恩来提出，要建成中国的铁路网，把水害变为水利。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治水理论，如导江河入海，挖湖蓄水，开渠灌溉，利用水力进行生产等。周恩来提出，要把新中国“治水理论提高一步，治水为了用水。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围绕治淮，周恩来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地指导了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

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周恩来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第一，恢复与建设要科学进行。强调充分发挥科学家及知识分子的作用，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首先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为此，“要迅速地调查和统计全国的自然科学家，并培养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同时加强职工业余教育，提高职工技术水平，以适应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第二，高度重视林业发展。强调林业为百年工作，要逐步增加森林面积。“森林不增加，就不能很好地保持水土，森林对农业有很大影响。”第三，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强调不许荒废土地，奖励精耕细作，提高技术，改良土质，增加生产。第四，新中国贸易的主要市场必须转入国内。“过去因为帝国主义剥削使中国人民贫困，故市场缩小；今后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人民生产力和购买力将大大提高，国内市场将占最主要地位。”“近五万万人口的国内市场，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第五，重视老区经济发展。强调“每省应该有一个副主席专门负责老根据地的工作，每年至少要到各地看一两次，帮助老根据地的人民解决一些困难。”1952年1月28日，政务院以周恩来名义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建设的指示》，对如何加强老区经济和文化建设提出具体工作思路，为新中国区域经济向着协调方向发展作出努力。第六，提出解决劳动就业的三项原则和在相关领域的出路安排，为将要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人力资源的合理输导提供路径，也为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撑。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周恩来对如何处理好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所有制并存结构中的公私关系，给予理论和方针政策上的指导。一是提出科学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理论观点。在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国家五种经济成份之一。新中国经济落后，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需相当长时间，国营经济还不能完全代替私营经济，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以使国家经济更快发展。但资本主义不能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其存在和发展有三个前提：即政治上承认人民政权性质并服从领导，经济上的发展要有利于国计民生并处在国家经济领导之下，发展趋势上要顺应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要被消灭，不可能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但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改造，可以进入社会主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懂得这个辩证关系”。二是明确新民主主义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中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的指导原则。“在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下，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而是节制资本。公私兼顾是在国家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资两利；生产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反对盲目发展；规定合法利润，反对暴利。这些原则是必须坚持的。”人民政府鼓励资本家通过正当经营渠道获得合法利润，私营资本家只要正当经营，随着国家建设扩大企业规模，是有前途、有出路的。三是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对资产阶级进行改造，和平实现资产阶级的消灭和私人资本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党内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发生“左”倾冒险情绪；另一种是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私人经济事业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领导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非如此，即如彼，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周恩来强调要加强统一管理，并指导落实一些重大举措。这些举措包括：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统一管理。支持实现中财委提出的，东北经济建设计划与全国计划结合，纳入中央统一计划中；东北铁路由铁道部统一指挥的建议。支持实现贸易部拟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加强全国对外贸易统一管理；指导拟订香港贸易机构统一领导方案。调动地方积极性，主持政务院决定1951年财政体制，在集中统一方针下采取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分工管理制度。

三、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进程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战略思考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党中央正式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49次常务委员扩大会议的两次讲话中，对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途径作了精辟论述。他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国家资本主义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经之路。《共同纲领》规定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将私人企业收归国家所有，而是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是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不同。在工业方面有公私合营、加工定货和收购产品三种形式；商业方面有公私合营、代购代销、代批发等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取消资本主义所有制，它只是有限制的资本主义，还需继续改造和提高。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决定的方面是大、中企业，不是小企业；对于夫妻商店和摊贩，还要研究办法，帮助他们逐步纳入计划轨道，逐步提高。“个体农业、手工业，是两个大海，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过渡时期。”

此后，围绕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推动一五计划的实施，周恩来进一步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等方面，丰富和深化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周恩来认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改造、变更、取消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党创造性的发展。这“是一个斗争和教育的过程”，“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在公私合营改造高潮中，必须注意不要轻易改变原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办法，要善于保存原有经营方式中一切好的经验，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数量极大、分布极广的小商店，在合营以后，应该继续实行代销拿手续费的办法；代销也是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因为对人民方便，受人民欢迎，应该长时期保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它的最终表现是生产的发展和提高。”

要有步骤地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及社会主义改造。对改造过程中如何组织好手工业生产，周恩来提出，要注意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关心自己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凡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应该分散生产。国家只对适合包销的手工业产品加工订货，大部分产品应由手工业合作社或者手工业者根据原有市场联系和新市场需要，自己推销。要注意某些手工业在手工艺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和历史传统，使其工艺水平更加提高，优良历史传统能够保存并得到发扬。特殊好的手工业和手工艺业应允许单干。

在劳动分配问题上，周恩来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对私营企业的盈利如何分配，中央下了很大力气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提出“四马分肥”，即：国家收所得税，工人得福利金，工厂保留准备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私营资本家得利润。周恩来就落实“四马分肥”具体提出不同的处理办法：一是打破资本家独占盈利或者劳资分肥、损害国家的做法，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二是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企业得到利润，然后再去分肥；三是维持正常状态，资本家利润多于25%就让他多些，以此影响其他资本家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四是说服工人认识到，私营工厂“四马分肥”的办法，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部分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私营工厂的工人和国营工厂工人一样光荣。

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周恩来深刻论述，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而“没有重工业，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完全独立”；也“就谈不到国家工业化”。新中国工业基础落后、零散、不平衡，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主要地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如此“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新中国生产关系的进步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果，也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

一五时期的对外经济发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贸易为主。这种对外经济格局，从外部环境上讲，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的政策造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观愿望，是反对闭关锁国或片面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周恩来指出：从社会制度说，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中间道路。但在国际关系上，我们提倡和平共处，不赞成两种制度的国家搞成铁板两块，互不来往。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非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就没有可学的地方。 “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新中国“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们也有长处，我们也可以学。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向苏联学习，也“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这些思想充分体现出，周恩来既开放又保持且独立自主的战略视野。

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经济发展要实事求是，稳中有进，是周恩来经济工作总的指导思想。一五计划实施后，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的是反对急躁。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的。看不见这个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就是急躁。”针对1956年城市经济工作出现的小冒进，周恩来直截了当指出：“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周恩来倡导预算放在可靠基础上，争取超过，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要以财政手段控制经济盲目发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配置资源的基本观念是，计划与节用相结合。他说：我们国家大、人多，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多。人力和财力要集中用在主要的建设方面，不可能事事都搞，百废俱兴。“新的情况更需要我们节约人力、物力、财力。”“节约的观念，在我们现在要加紧建设的当中，是一个最中心的问题。”人力要努力合理安排在生产和建设上。国家机关要避免人浮于事，头重脚轻，从中央到地方要把编制纳入计划，要从机关把一些强的干部输送到企业、学校，转变把人才由基层调往北京的趋势，增强基层干部质量。要精减政府公教人员编制，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行政经费。劳动力资源也要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经济合理安排，用在得当、得力、能够发挥其作用的地方。对建设财力物力的运用，周恩来提出三条标准：一是实用，二是经济，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美观。钱不要花在形式上，要注重内容；别人画了图，要考虑是否实用和经济。要把国家财政分配、人力分配、物资储备和工资分配逐步纳入全面计划的轨道；运用合理的税收和金融政策，为国家工业化积累更多资金；并加强财政监督和纪律，以促进资金合理、节约、高效使用。

新中国建设资金紧，又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就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形成了矛盾。如何调整？在指导思想上，周恩来强调，共产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方针，但改善要有步骤，要着眼合理化和普及，不是先求提高。生活改善要照顾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倡导艰苦朴素的作风。

周恩来还从培养经济建设人力资源的角度，强调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现代科学技术水平很低，文盲很多。从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来说，中国工人赶不上美国工人。搞建设光有政治觉悟不够，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是摆在组织工作干部面前的“第一项任务。”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全面论述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其中包括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决定性因素的重要观点；新中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目标；“无论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执政要求。周恩来的报告，充分彰显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经济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不畏困难，发奋努力，立志图强，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努力提高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气魄、远见、智慧和民族自信心。

在经济体制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经全国财经统一，工商业调整，带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一五计划拟订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任务已提上党和国家工作议程。1952年3月，中财委向毛泽东并中央呈送报告，比较完整地提出新中国计划工作思路。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人民消费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品生产发展的速度，造成了供应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实行了粮食、油料、棉花和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加强了国营商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使指导全党干部学会运用计划管理方法领导经济建设成为紧迫任务。周恩来对如何正确拟订和执行国家经济计划有着深刻思考。他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下，“应该加强计划性。首先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

八大期间，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热议话题。陈云谈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薄一波谈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李富春谈了如何加强计划工作等。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报告》，站在党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的高度，从一五计划执行情况全局出发，总结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发展的四点规律性认识。第一，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使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可能的条件，规定各项指标，不急躁冒进，也不裹足不前。第二，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必须重点和全面辩证结合，国民经济各部门要按比例发展。第三，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新中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相当长时期，各种物资缺乏是经常现象，必须增加国家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顺利执行，并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第四，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财政支出要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要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制定财政收入计划时，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周恩来的报告精要、深刻浓缩了一五计划时期，党创造性领导新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周恩来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战略思考，对于指导党和国家解决当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推进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治国理政经验。认真汲取这些思想营养，对于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有着深刻教益。伟人已逝，精神常青。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返聘研究员。此稿刊《党的文献》2018年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