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多维创新

［摘 要］

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必须从多重视角和多维层面予以深入剖析，才能真正领悟其见解之独到和立意之高远。从历史大纵深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中华传统文明形态推上了历史新高度；从国际宽视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新超越；从时代新高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站在人类文明的道德制高点上，能够通过不断自我革命与创新，引领中华民族以及整个人类文明迈向更高的社会阶梯。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华传统文明 资本主义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形态主要指人类历史发展至高级阶段后演化出的由物质基础、制度结构、文化符号等诸多要素构成的生存体系，它是人类经历漫长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后生成的积极成果，既承载着人类精神的璀璨历程，也囊括了人类实践的浩瀚时空，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着永恒而根本的养料。在公元前500—600年间的轴心时代，人类文明之花在全球多点爆发，世界各地的先贤们在幽邃的哲学甬道里苦思冥想，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的本质区别何在？人从哪里演化而来？又要走向怎样的未来社会？人类有组织地或不自觉地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正是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及其相应的各异社会实践方式，形成了人类多姿多彩的早期文明形态，诸如：中华文明形态、印度文明形态、巴比伦文明形态、埃及文明形态等。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大势，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大局，发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宣言。要深刻把握这一宣言的本质内涵，就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中华传统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置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性开放体系内，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究竟“新”在何处。

一、历史大纵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中华传统文明形态推向新高度

民族性、国别性是各种文明形态的重要属性，在人类历史的漫长演化过程中，各个民族和国家由于人文自然禀赋、经济发展状态、社会历史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演化出风格迥异的文明形态。上古华夏族形成于黄河流域，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央，故称“中国”，将周边地区统称为四方，如《诗经·大雅》言：“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秦汉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政权建立，历朝版图时有损益，但基本趋势是不断拓展。新中国成立之后，相继与缅甸、尼泊尔、蒙古等多个邻国签订边界条约，形成今天酷似雄鸡的中国疆域。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形态的创造主体，它是由中国境内的华夏族演化而来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成，“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华”标示文化发达。元人王元亮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唐律疏议释文》）更有不少学者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融合中，深入剖析中华传统文明形态的特质。他们认为，正是农耕文明相比于游牧文明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致使历史上汉代匈奴族、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的游牧文明，最终都被吸纳濡化到中原农耕文明的巨大引力场中。赵汀阳将这种现象喻为“漩涡效应”，他说，“历史表明，最初一些政治势力为了夺取优势资源而主动卷入逐鹿中原的博弈，从而制造了漩涡，而随着更多政治势力的卷入，这个漩涡的体量不断扩大，优势资源和政治意义不断积累，因此进一步增强了漩涡的向心力效应。正是天下逐鹿游戏持续不断的漩涡效应创造了中国，而这个漩涡游戏的开放性——归功于天下观念——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概念”。总之，中华传统文明形态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明形态的基本内容。

中华传统文明形态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演绎出无比华丽的乐章。以秦汉王朝为例，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但因其极度暴虐的政治统治，在大规模农民起义中，旋即被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取代。从总体上看，秦汉王朝通过实施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和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民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为中华传统文明形态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对中国后世影响至深至巨。与秦汉王朝同时并立的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和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相比，由于秦汉王朝植根于新兴地主阶级，精神气象上处于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兵马俑就是明证，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开拓出的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了中国同西亚、欧洲以及南亚次大陆各种文明类型的相互交融，外部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为中华传统文明形态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再如隋唐王朝，更是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将中华传统文明形态推进至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地主阶级长期盘踞高位，庶族寒门进身极难。隋末农民大起义对传统门阀世族给予摧枯拉朽式的致命打击，随后通过经济上的均田制、政治上的科举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大批下层士子突破门阀世胄的垄断，涌入各级政权机构。这些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对自己的前途和王朝的未来充满豪迈热情，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以魏征为首的儒家官僚集团，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意识形态上奉行儒释道三教并立，使得唐代文化气魄宏大、胸襟宽广，南亚、西亚、欧洲文化如八面来风涌入国门。以唐诗为代表的艺术创作，无论内容、风格、形式、技巧，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正是上述文化成果使得隋唐王朝呈现出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精神。与同时代的欧洲中世纪相比，当西方人的心灵还在为神学缠绕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已处于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开放状态。

回顾中华传统文明形态特定发展阶段的伟大成就，无疑会极大地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和骄傲自满，必须对自己民族的历史采取唯物辩证的方法进行分析，既要看到其成绩的一面，也要研究其缺点的一面。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从历史大纵深的视角看，中国历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封建社会结构的“停滞性”和大一统王朝历史更替的“周期性”。纵观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基本上都要经历如下历程：先是艰难创立，其后是逐步发展，最后达至鼎盛，随之而来的是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动乱爆发、彻底崩溃。大约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实现新旧王朝的轮番更替，呈现出典型的社会结构周期性瓦解和重建特征。之所以如此，可以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视角进行分析。中国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铁器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以及精耕细作的田间管理，直到清代晚期，中国的生产力长期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每个朝代农业产量的提高主要依靠劳动量的增加和周边山林湖泊的开垦以及粗粮品种（如玉米、番薯等）的引进，一个新王朝清平稳定上百年之后，人口数量快速增长，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日渐腐败，各种经济剥削不断加剧，社会基本矛盾逐步激化，在灾荒、战乱等诱因的作用下，重新进入新一轮的周期性历史大动荡。进入晚清之后，在欧美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下，中华传统文明形态遇到了亘古未有的外来挑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面对中华民族遭遇的惨烈现实，如何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度调整，让中华传统文明形态走出历史周期律的限制，构成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要务。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住处，与时任国民政府参议员的黄炎培围绕历史周期律问题的谈话，成为中共党史和中华民族史上的著名对话。黄炎培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根本使命，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在工作中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100年的持续奋斗，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大发展，我们完成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使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制度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我们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站在人类文明形态持续更新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人100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在使中华传统文明形态在高度压缩的时空场域中快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在超越以往中华传统文明形态所能达到的全部高度，书写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并将其推向历史新境界。

二、国际宽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新超越

如果说从历史大纵深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中华传统文明形态推向了历史新高度，那么从异质性文明形态比较研究的国际宽视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实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新超越。众所周知，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义文明形态相比，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具有自身的巨大优越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不断进步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创造了充足条件，它通过由中心向边缘的不断渗透，迫使世界各国卷入到它的统治中来。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却存在自身根本弊端，这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持续性矛盾冲突，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呈现出极端的贪婪性、奢侈性、世俗性特质，马克思曾用“商品拜物教”来生动刻画资本逻辑生成的工具理性对人类现代生活的全面宰制。资本依其本性的无限扩张，极大地割裂了人类已有的社会关系，导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使得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无产阶级逐步壮大，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工人运动。1929年至1933年间，资本主义内部由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引发的经济大萧条急剧恶化，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快速发展对其构成巨大的外部压力，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受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通过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干预来解决其所面临的市场失灵危机，罗斯福新政由之而来。凯恩斯主义虽然取得了暂时性成效，但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出现普遍的经济滞胀，如同之前的市场失灵一样，政府失灵的问题日益凸显。此时，深受哈耶克自由主义影响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大行其道，在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无限放大。苏联解体后，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生成的“华盛顿共识”更是在发展中国家广泛流行，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共识”的出现。

综观资本主义500多年的发展史，无论其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宏观和微观政策如何调整，其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这就是资本至上、权力异化、剥削劳动。就资本至上而言，它要求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部过程，必须按照资本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进行合理配置并加速运行。资本力量的运用不同于封建领主的强取豪夺，而是借助市场的无形推力实现各种生产要素价值的深度分割。例如：资本通过作为生产资料载体的劳动者来支配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市场竞争让全社会的资本力量来分割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乃至让各种非市场力量（如土地所有权、权力支配权等）进入市场来共同分割各种剩余价值，从而形成资本在市场中的权力结构体系。当然，资本至上论在其历史运演过程中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如20世纪末，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华盛顿共识”中，资本拥有者及其各类代言人普遍认为，伴随传统私人控股公司日渐减少，拥有成千上万名股东的大型公众公司不断涌现，公司控制权与管理权开始分离，分散化的股东对公司具体的管理运营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公司股票价值的高低，于是“股东至上主义”应运而生，公司高管们不再看重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而是在巨额薪酬和股权激励计划的指挥棒下，通过创造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来抬高公司股票价格，沉迷于获取企业短期利益，最终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就权力异化而言，资本为了无限增殖，必然会竭尽所能来操控和影响政治领域，导致公共权力所代表的公共意志被遮蔽、扭曲和异化，变成了少数寡头的私权，即资本权力化。它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普选制、代议制和竞争型政党制，在精巧的民主外衣的伪饰下呈现出腐败变质的突出特征，即以选票为公共权力的一般等价物，寡头财阀集团通过幕后操纵，将“一人一票制”转换为“一元一票制”，致使各竞争政党激烈角逐民众选票，最终以得票多少为依据来分割议会中的议席，之后又通过游说各级议员，使国家的公共权力商品化。政府机构的总统、首相及其核心成员为了连任同样需要高选票，他们在金融寡头集团的操控下，通过大肆透支未来信用和国际信用来举债支付各项公共事业开支，以满足本国民众的各种福利需求，缓和社会矛盾，欧美国家政府不断上演的政府“债务上限”危机就是典型例证。从表面上看，政府债务危机是为了支付民众的高额福利支出，但各种债务最终仍然要由当代或后代民众买单。不难看出，资本寡头集团把国家“公器”变为“私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政府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剥削劳动而言，伴随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的加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不断加深。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通过对过去300多年来欧美国家财富收入的丰富数据进行详细剖析证明，长期以来资本的回报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及其引发的两极分化，已然是当代和未来资本主义的基本常态。美联储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近30年来，借助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大涨，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的财富增长了近六倍，拥有财富的份额从23%增长到32%，持有股票和共同基金总值的53%。而剩下90%的绝大部分劳动阶层的财富仅增加了160%，所占份额从40%下降至不到32%，仅持有6.8%的股票和共同基金总值。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政治结果是社会阶层的严重撕裂，欧美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迅猛崛起就是具体表征。近年来，西方学界发出了建立“包容型资本主义”“价值共享型资本主义”“创新型资本主义”等各种呼吁，所有这一切都在表明，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正在经历一场从未有过的巨大危机。

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深刻教训，广泛吸纳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牢固确立人民中心论思想，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当作根本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正在朝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抚”的共同富裕目标全速挺进。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日益完善，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越来越健全，行使民主权利的渠道更加便捷多样，中国人民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空前提高。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完善政府管理体制为例，经过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核心的“放、管、服”改革，国家机构的行政能力和服务方式日渐优化高效，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为龙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获得极大提高，政府机构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更加优化，中央和地方的权责更加清晰，运行机制更加顺畅，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迅速完成了全国范围内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文明新形态的确立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初，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国劳动力极为丰富，但社会发展资金十分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只占世界资本形成总额的1.8%。为了克服上述困难，我们党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大力吸引外资，鼓励民营资本发展，逐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其间，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不断壮大，为国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伴随近年来国内外资本、技术、劳动要素的深刻变化，中国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成为未来经济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当前我党更加强调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要求民营企业家珍视自身社会形象，通过练好内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让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高收入群体主动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通过上述国际宽视域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超越了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狭隘视野，只要我们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根本方针，在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就一定能够彻底改变500多年来资本主义文明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将人类文明形态引领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与此同时，我们更要从人类政治哲学的视角，深刻体悟全球治理变革所蕴含的深层历史逻辑和道德意蕴。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任何文明形态在地球村中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将不再取决于它战胜了多少个竞争对手，赢得了多少次“冷战”或“热战”的辉煌胜利。与之相反，而是要看这种文明形态对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下国际争端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多少合理化建议，这种文明形态面对人类遇到的共同难题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国际倡议，这种文明形态在人类遇到的各种突发灾难面前发挥了多少应有的作用。

三、时代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自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被提出，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从莫尔、康帕内拉创作乌托邦开始，直到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都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具有的剥削性进行了深入批判，并提出了自己所幻想的公有制、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安排。欧文1824年还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移民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才真正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如恩格斯所言：“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建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之上，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内在奥秘，还找到了消灭这一剥削制度的根本力量和基本途径，即无产阶级及其所发动的暴力革命。当然，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随着资本主义世情的变化，他们并未完全排除通过对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社会改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有生之年虽然领导和见证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却并未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现过程，这一历史任务是由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物质文明领域，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经过持续性高速经济发展，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在富起来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政治文明领域，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获得重大发展；通过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逐步构建起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特别是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使得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巨大进步。在精神文明领域，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一系列举措，使得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不断增强。在社会文明领域，通过构建高质量就业促进机制、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人民健康制度保障体系等措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生态文明领域，通过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极大地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上述五大文明建设取得的骄人成就，使得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它既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文明形态不断进步的巨大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百年奋斗，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走向现代文明的崭新道路，它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是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价值、中国方案、中国文明的方式，对人类如何走向现代文明的“世界之问”作出的科学回答，它必将对人类世界产生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尽管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但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发展将会展示出不同的国别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打破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了社会主义体制与制度的全面革新，而且它启示世界各国，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次，它彻底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历史终结论”，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未来前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高呼资本主义将终结人类历史发展的口号，大力唱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证明，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世界，这个地球完全能够承载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个世界可以兼容不同民族迈向现代文明的多样化道路。

总之，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实现了中华传统文明形态的全面革新升级，而且彻底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一体独尊的局面，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坚信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能够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各种弊端，它就一定能够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创新，在重峦叠嶂的人类文明群峰中傲然独立，放射出万丈光芒。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