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学习的几点考察

［摘要］中国人民在探索和奋斗中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包含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学习和掌握的过程。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奋斗史就是一部理论探索史和学习史。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从多种途径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建立信仰；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学习团体基础上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对党的创建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中央对系统化开展理论学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奠定了思想、组织和制度基础。本文试图从学习史的角度回溯其信仰发生的历史起点，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主动，从而进一步认识初心与使命的缘起过程，从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学习 马克思主义 信仰 建党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应运而生的。【1】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绝不是被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与问题意识找到真理的。因此可以说，“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必然产物”【2】。党的创建过程就是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主动探索、积极学习和全面掌握的过程，是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的过程。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探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传播史和翻译史为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二是以党内学习教育开展的情况为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学习历程。后者是目前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原因主要与全党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有关。自2021年2月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动员下，全党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对全党乃至全社会产生了重大的、积极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学习的重要性愈发被深刻认识，学界由此涌现出了以党的学习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文章，党的学习史也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视域。本文试图进一步聚焦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学习史，并与传播史和翻译史作出区分，突出中国早期先进分子掌握科学理论的历史主动，进而从思想源头、理论发端和实践起点上认识伟大建党精神，感悟党的创始人和革命先驱的伟大学习精神、革命精神。

一、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

（一）早期赴日留学生接触马克思主义

鸦片战争后，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全盘西化”，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效仿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意识到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通过引进西方文化、技术等实现了富强，认为先向日本学习，进而向西方学习是一条可取的救国之道，同时考虑到东渡邻国日本较远赴西方更加便利，因此寄希望于赴日本留学以实现救国理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中国青年学子赴日留学，尤其是自1905年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废除后，留日学生的数量日益增加。据1905年7月《东京朝日新闻》刊载的《中国留学生问题》一文记载：“近中国学生负笈来日本留学者……数目将以万计，何其盛也。【3】”

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者通过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推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受此影响，中国不少赴日留学生开始接触日译本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森近运平和堺利彦合著的《社会主义纲要》、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井知至的《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等日本社会主义著作，并将其中的几十本著作译成了中文。虽然日本社会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不成熟，甚至还不同程度地掺杂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但他们比较通俗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此日本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渠道。十月革命之后，日本社会主义者开始集中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日本报纸上也开始报道俄国革命的消息，由此进一步为留日学生接触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董必武、彭湃、高语罕、李汉俊、杨匏安、周恩来等都曾抱着救国理想留学日本，他们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受到了日本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以下仅举几例说明。李大钊于1914年9月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其间受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人影响，对各国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学习和研究。李达分别于1913年和1917年两次留学日本，在第二次留学期间受十月革命和国内救国运动的影响，“决心放弃实业救国的思想，采取革命救国思想，停止物理、数学的学习，专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初步学习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4】。《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于1915年赴日留学，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其间结识了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5】周恩来于1917年夏赴日本东京东亚高等学院学习，立志“求真学问”，掌握“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6】，其间研读了《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创办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等。他在191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7】，可见其思想在这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是粗浅的，但留日经历使他们有机会接触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为日后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同时，留学生接触到的日本工人运动对其思想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赴日留学生最初以日本为榜样，想从中找到救国的出路，但他们发现日本社会发展道路暴露的弊端后，逐渐把视野扩展到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上，这为他们进一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二）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中国人从中不仅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刻影响力。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8】因此，虽然早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直到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才开始真正掌握其理论实质并能结合实际加以运用。

中国人对十月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刊物《新青年》及其撰稿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青年》于1915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它对进步青年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导师”，无数青年最初都是通过它来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指出“社会主义”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并称为变革社会的“三事”。【9】《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等人深入学习、研究各种新思潮，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提倡进步思想和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此启发了民众的觉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后，《新青年》逐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各大报刊也陆续刊登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是风起云涌了。报纸杂志的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10】。然而当时除科学社会主义外，社会上还充斥着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思潮。在学习研究和比较鉴别的过程中，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率先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最早得出“走俄国人的路”这一结论。李大钊于1918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文章，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和积极意义，并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作出了正确研判。李大钊的观点和他所运用的分析方法表明，中国人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五四运动后，为了进一步系统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将自己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一组介绍“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并在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篇文章是中国人第一次完整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段斗争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

在学习和传播理论的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逐步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追随者和实践者。他们通过办刊办报、出书发文、办学办会、宣传演讲等形式积极推动进步青年和广大工人阶级等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信仰由此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了他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1】

（三）赴欧洲勤工俭学青年在工读运动中学习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后，青年人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学习和劳动的结合成为大势所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兴起。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发动下，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青年于1918年秋天来到北京。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推动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大量知识分子抱着去欧洲文明中心寻找救国之路的愿望，纷纷赴法“工读”。

大多数学生是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去欧洲学习的，他们接触了现代工业文明，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冲击，并在资本家的工厂里亲身感受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认为尽管法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它在本质上同中国社会一样是腐朽的，只发展民族工业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少留学生重新修订学习计划，在学习先进的工业生产、科技知识的同时，积极学习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经验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等。当时马克思主义已在欧洲广为传播，一批进步的中国留学生通过艰苦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比如，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在此之前他对马克思主义已有了初步了解，旅欧期间进一步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12】，不仅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阅读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等，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考察，最终通过深入的学习与思索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邓小平于1920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他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生活的五年多时间里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抱着学习“原汁原味”科学理论的决心，在欧洲系统研究“一手资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蔡和森。他搜集了“各种重要的小册子约百种”【13】，“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4】，并于留法一年后致信毛泽东，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明确主张，并在对西欧各国和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和具体的建党步骤。

广博的学习视野锻造了中国留学生的科学素养、政治胸怀和世界眼光。他们吸取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潮的合理因素，通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留学生始终主张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比如李大钊提出，“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差别”【15】；蔡和森认为，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16】；任弼时提出，共产党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17】，等等，都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为目的开展学习。进步留学生回国后积极研究、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为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先进分子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深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这场空前规模的爱国群众运动中，不仅“由散漫的抽象的而渐渐办报纸、组织小团体”【18】，转变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力量，还走出书斋，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革命实践，深入工人群众作思想启蒙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思想上、组织上促成了革命力量的联合。

（一）众多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会纷纷成立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发起学习新思潮的学术团体。1919年，仅登记在册的北京的学术团体就有280多个。这些学术团体规模大小不一，持续时间不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着力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其他进步思潮的学会。比如，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会、新闻学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等等。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例，它是中国最早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旨的团体。我们现在能查到的关于学会成立的正式文件是1921年11月17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其中写道，“上年三月间便发起成立了一个研究会”【19】，因此通常认为李大钊是在1920年发起成立该学会的。但据朱务善等人回忆，实际上早在1918学会就已经存在了，他回忆称，“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20】。当时学会并没有公开，其组织形式也是非正式的，一年多之后就以较为严格的组织形式开展活动了。学会设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史”等研究小组，定期组织专题讨论会、演讲会等，从而开创了组织化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河。

五四时期的学会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最早的素质训练，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方志敏等人都在各个学会中研究、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经受历练，提高了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一些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通过积极参与学会活动，对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认真学习、比较和鉴别，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逐步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中产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时代的精英，对创建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二）各地在学习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中国先进分子在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像俄国一样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在各地学习团体中积极发展建党骨干，开展建党的筹备工作。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取名为“共产党小组”。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团体的基础上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比如1920年冬，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秘密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组织成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随着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成立，以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宗旨的学会和各种学习组织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比如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出版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领导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指导团员和进步青年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组织妇女读书会，使积极分子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机关报《广东群报》，创办《劳动与妇女》；开办宣传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等。在党的早期组织的领导部署下，中国共产党有了最初意义上的党内学习教育实践。

（三）党的早期组织选派留学生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十分重视并积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1921年5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创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校设有国内班和外国班，其中外国班专门培养苏联东部地区民族干部和东方各国共产党干部，内设中国班。

党的早期组织开始从各个渠道选拔革命青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比如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外国语学社，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一些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他们除了学习必备的外语知识，还集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材主要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1920年冬至1921年春，外国语学社将学员分三批送到东方大学学习。中国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党史、西方革命史等。当时苏联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留学生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怀揣投身中国革命的崇高理想，克服一切困难积极学习。肖劲光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我们“没有什么革命的实践，只有一股革命的热情和寻求救国办法的愿望。我们亲眼看到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一切，感到什么都是好的，都很新奇，所以学校安排什么，我们就学什么，而且总想多学一点，回国后好用得上”【21】。

中国留学生刚到东方大学时俄文水平普遍较低，以北京《晨报》通讯员的身份前往俄国的瞿秋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俄文，并担任其他课程的翻译。瞿秋白自己也积极开展理论学习，同时大量考察俄国社会。他最早向中国人民报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旗帜鲜明地提出，“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天才学说里给我们指出了创造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道路”【22】。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赴俄革命者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和社会考察的基础上，理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党早期探寻中国革命理论和道路的优秀先行者。

（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组织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爱国觉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无产阶级是最受剥削和压迫、最有纪律、最有前途因而也是最革命的阶级，只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能把工人运动引向胜利。然而，工人阶级还不具备自发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因此，从思想上启发并团结工人阶级成为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工作。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深入工人群众，使广大工人尽可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和真理力量。比如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先后到码头、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了解罢工的情况，为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准备。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号召工人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指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只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23】。李大钊组织北京的知识分子深入北京的人力车工人居住区等地开展大量调研工作，并与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实习学校，为工人补习文化课，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还纷纷创办工人刊物，结合工人运动的具体实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比如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劳动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劳动者》、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济南劳动月刊》，等等。通过学习和实践，工人群体中涌现出一大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干部条件上为党的创建作了必要准备。

三、党在创建初期对系统化开展理论学习进行了初步探索

党在创建初期，绝大多数的党员富有革命热情，但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认识，特别是缺乏科学的学习方法。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对开展理论学习的主要对象、学习的内容和形式等进行了探索，党的学习初步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的特点，为党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提供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障。

（一）把组织工人学习作为重要任务

党成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重点主要都是面向工业劳动者。为培养无产阶级、壮大革命力量，党以组织工人学习、向工人宣传党的理论为重要任务,并将有关规定写入党的正式文件。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其中对党成立后如何组织工人学习作了明确要求。一是提出创办工人学校是每个产业部门必须完成的任务，工人是否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直接决定了工会的组织程度；二是要求工人学习的课程要符合统一和规范的原则，以促进工人形成高度统一的认识，达到团结的目的；三是规定工人学校的管理者只能是工人；四是提出工人学校是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24】《决议》还规定了拥有会员200人以上的产业部门都要成立工会，并将此作为组织工人学习的重要机构。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进一步强调工会有组织工人学习的责任，以及工人学习的目的等，指出“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它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25】。 

除了明确提出工人如何开展学习，党还对自身如何向工人学习作了规定。党的二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 “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党，我们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26】，明确提出学习不是空想、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结合实际。

（二）统一出版党员学习材料

党成立之前，各种学习材料的出版缺乏统一的指导和监督机构，党成立后规定不得擅自出版各种学习资料。《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27】

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是党在创建初期最集中、最全面的一份关于党开展学习的文件。其中提倡在理论学习时开展讨论会和讲演会，并对学习和研讨材料进行详细说明，指出以《前锋》或《向导》为材料讨论政治问题，以《工人周刊》等为材料讨论国内劳动运动及现实的劳动生活，以《中国青年》等为材料讨论青年问题等，并提出要学习社会科学的讲义和译著。《决议案》还对学习目的、学习内容等作了规定，指出要通过学习具备“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学习内容要以党的基本路线、政策、方针为主，同时还提出要反对一切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主义和观点，要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观点作斗争。【28】

由于建党之初党的力量有限，党中央不能发行许多刊物，只能集中力量办好几份刊物。党的四大对当时的党刊党报进行了总结，主要有《向导》《中国共产党党报》《新青年》和《中国工人》。《向导》是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评论国内外时政为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党报》是“我们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29】 ；《新青年》是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主要介绍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国工人》是介绍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党中央还十分重视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期，党的出版机构先后秘密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30】，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建立干部培训学校

为推进党的学习向规模化、正规化发展，党成立后创办了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该校于1921年8月，由毛泽东、何叔衡和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创办，建校目的是使学员获得从事革命活动的知识和本领，具有向上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成为能够改造社会的革命干部。自修大学采取自学和共同讨论结合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以“函授指导”和“特别讲座”的形式邀请国内外学者集中授课。为促进学术研究，学校组织了“哲学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等，还设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其中收藏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3年4月，湖南自修大学创办校刊《新时代》，共出四期，其中刊登了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文章，包括毛泽东的《外力、军阀和革命》、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等，这份刊物成为学员重要的学习资料。湖南自修大学作为党在创建初期集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和革命活动的一个阵地，是党成立后对干部培养模式的第一次成功探索。

为加强建党之初的党内学习教育，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提出“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31】。为此，我们党成立了两所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以安源党校为例，它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党中央为组织大批新发展的党员学习而创办的。在此之前，许多安源的党员已经参加过安源党组织创办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读书社、工人师范学校的学习，但他们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党员中还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成为现实需要。安源党校的授课老师有中央从湖南、湖北等地调来的党员干部，也有一批从苏联留学归国的党员干部，包括刘少奇、陈潭秋、汪泽楷、任岳、袁达时、胡士廉、肖劲光等人。在简陋的办学条件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安源党校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教职员工自印教材、发送进步书报、组织宣传演讲。学习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当前的政治形势、工人运动的有关知识为主。学习教材主要包括党的重要文件，瞿秋白和王一飞合译的《政治经济浅说》《政治常识》，以及安源党、团委自编的《社会发展史》等。1925年9月21日，安源党校受北洋军阀查封被迫停办。此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建立党校，党员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在学习中不断壮大。

四、结语

概括来说，党在创建时期依靠学习完成了三大任务：一是建立信仰，这一过程主要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和五四运动爆发，即国际和国内两件重大历史事件的推动下完成的，中国早期先进分子从比较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到结合斗争实践，最终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二是建立组织，这一过程与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兴起的空前的群众爱国运动密不可分，一批先进分子在理论探索与实际斗争的锤炼中迅速成长起来，成为重要的革命力量，他们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习团体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还积极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三是开展系统化理论学习，这一任务是由党在创建初期面临的复杂的斗争形势，以及党员理论知识普遍欠缺等情况决定的，党中央通过一系列在学习制度、方式等方面的探索，初步找到了一条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的有效路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学习史铸就了党百年光辉历程的伟大起点，这段历程既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立者经过亲身实践、审慎思考、反复推求，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程【32】，又深刻彰显了中国先进分子和革命先驱对真理的孜孜探寻和不懈追求，体现了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概括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仍然需要继续把握好善于学习、重视学习这条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党员干部应以当前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学习等为契机，从源头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领悟，不断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以强大的思想武器抵御一切风险、迎战各种考验，坚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会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2】曲青山：《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历史主动》，载《光明日报》2021年6月10日。

【3】[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等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7页。

【4】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页。

【5】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7】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年10月—1924年6月）》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9】参见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10】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载《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4号。

【11】[美]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3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3】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页。

【14】同上书，第50页。

【1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6】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7页。

【1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18】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册，第791页。

【19】《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页。

【21】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2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23】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24】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25】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9页。

【26】同上书，第90页。

【27】同上书，第6——7页。

【28】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354页。

【29】同上书，第377页。

【30】参见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31】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32】参见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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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