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西藏为英雄树碑

从小就崇拜英雄。活了大半辈子，最接近英雄并且为英雄真正做了点事，却是在遥远的西藏。

那是1995年5月，我作为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到西藏江孜县任职县委书记。到江孜报到刚满一周，恰逢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和县四套班子的同志都佩戴上红领巾，和少先队员们一起参观宗山山顶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宗山不大，高约100多米，却因在周边一大片平地上突兀而起，显得格外雄伟巍峨。山上的建筑也因此很有气势，被称为“小布达拉宫”。那天上午，还没有适应高原气候的我，几步一喘息、数十步一停歇地爬上山顶，正想好好观赏山下风光，却被县人大副主任吉律拉着走向了山顶的另一头。这是宗山山顶背向县城的一面，是陡峭的悬崖。站在悬崖顶上，吉律向我讲述了90多年前的一段悲壮往事。

1904年，觊觎西藏已久的英国侵略军从亚东长驱直入，经康马直抵江孜。面临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对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江孜军民不畏强敌、奋起抗击。战斗后期，700多名藏军将士、僧侣退守宗山，与侵略军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江孜保卫战。最后，在弹药库被炮火击中、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守山将士作了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告败。但他们宁死不当俘虏，无一投降，纷纷从悬崖纵身跃下。

我被这段故事深深地震撼了。而为江孜抗敌英雄所感动的远不止我一个，我的好战友许建华，也一样心潮澎湃。作为分管城建的副县长的他，日后在与我商量县城老区改造时，提出了修建宗山广场公园的设想，我们不约而同认为应该在宗山下，为抗敌英雄树一个像样的纪念碑，以告慰烈士英灵，供后人瞻仰。

树一个纪念碑，在内地或许是一件平常事，而在当时西藏的一个县里，就显得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拿出方案。那时的江孜，找不到建设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许建华把县城里来自内地、粗懂建筑的人员召集在一起，多少个晚上，他那间狭小简陋的宿舍里，烟雾弥漫，借着忽闪忽闪的蜡烛光，好几个脑袋凑在一起冥思苦想。还真应了那句老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建造纪念碑及宗山广场公园的方案很快就拿出来了：纪念碑碑身高19.04米，以寓意抗英战斗发生的1904年；碑身为三棱型，呈三个立面供中文、藏文、英文三种文字使用；纪念碑周围用56根石柱雕塑环绕形成大平台，象征56个民族的大团结。方案拿到县委常委会会议上讨论时，获得一致赞同。

在工程捉襟见肘之时，建设资金争取到上海大后方的支援；面对宗山脚下不愿意搬迁的居民，土生土长的格桑扎西县长到镇上作动员；缺乏专业人员，日喀则地区建设局派出了局里最好的设计师。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从提出设想、方案策划、图纸设计，到动迁施工直至建成开放，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其间遇到了多少困难，无法一一道来，但其中灯光工程的由来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

正当纪念碑建设如火如荼进行时，我们提出要让宗山和纪念碑像上海的一些照明工程一样亮起来。许建华在不认识任何人的情景下，闯进了上海亚明灯泡厂厂长室里。好在亮明援藏干部的身份后，他受到了热情接待。凑巧的是，亚明灯泡厂当时正好承接了遵义会议旧址、延安宝塔山等红色革命圣地的灯光工程，听明许建华的来意，厂长当即拍板：工厂无偿援助宗山和纪念碑灯光工程，并且派人到现场安装。

宗山和纪念碑亮灯的那天，我匆匆带上新买的相机赶到宗山广场。高原已经到了需要穿厚大衣御寒的时候，而县城的藏族老百姓都顶着严寒来到宗山脚下，广场上人头攒动。我到现在都找不出恰当的语言能够形容出当时的心境，只记得在灯光亮起的时刻，宗山的山体及建筑在夜色中“和盘托出”，纪念碑在泛光的映射下熠熠生辉。我把镜头对准宗山、对准纪念碑，一次又一次按下快门。

1997年的夏天，我陪同西藏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列确在江孜考察。站在纪念碑前，他非常感慨地说，当地藏族同志这么多年没想到的事情，上海的同志居然想到了而且将其做成了，上海援藏的同志们做了一件有着重要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好事。

为英雄树碑的事，已过去20多年了。前些日子，我看到江孜县庆祝建党百年活动的现场照片，会场就设在纪念碑的大平台上。西藏的天空还是那么的深邃湛蓝，宗山依然展现着她特有的雄姿，纪念碑如一柱擎天，巍然屹立……我的心头泛起阵阵涟漪。不知道为什么，退休多年且看淡世事的我，每一次听到江孜，看到宗山和纪念碑，却总会被无形的情结牵动，总会有一股豪气在胸中激荡。

（来源：2022年1月19日《党史信息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