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张闻天，其名字中的“闻天”二字出自《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皋”即水泽水岸，这与他的出生地浦东祝桥相互映衬；而祝桥东边则是一片芦苇荡田，鹤群常在这里翱翔鸣叫，声传九天之上。

1975年张闻天离开肇庆时的留影

“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是对革命者张闻天的真实写照。自1925年秘密前往莫斯科后，张闻天就一直没有音讯。1932年，母亲思儿成疾，在上海《新闻报》上登载启事：“荫皋，母病危，盼见儿，速归。”但此时国民党正悬赏1万元要他的人头，由此张闻天怀疑是国民党设的圈套，遂没有回乡。1933年、1942年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都不见张闻天回来。直到1951年张闻天出任驻苏大使前，女儿张维英与外孙女张秀君才在上海大厦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他。这次相见，张闻天得知两个女儿生活困苦，他答应帮助张维英还清旧社会的欠债，但却始终没有答应为她安排工作。张闻天让外孙女张秀君到北京读书，由此张秀君得以在北京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5年。

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张闻天被流放到肇庆。张秀君是中学教师，正好遇上假期，于是千里迢迢赶往肇庆，她回忆道，“我有幸去陪伴外公外婆半个月，这是我们分别15年后的重逢”。原本家属都不可探望，在周恩来1974年1月19日的一个批示后才被允许。那时的张闻天叫“张普”，他自嘲说：“我既然是普通劳动者，就叫‘张普’吧。”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学习是张闻天与生俱来的爱好，他懂英语和俄语，喜欢听新闻，关心国内外大事，利用收音机收听外国电台广播。在肇庆，张闻天的住处除了床、柜、凳、椅，没有其他摆设，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张闻天仍不忘学习，不忘著作，还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秘密写作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虽然视力很差，手也有些微微发抖，但他仍坚持写作。3年内写作近10万字，这批文稿后被称为“肇庆文稿”。在肇庆的半个月中，张秀君帮外公誊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文中“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句箴言，后广为流传。原稿现存于浦东图书馆，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1975年8月，张闻天一家搬到无锡居住，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0个月。无锡离上海较近，张秀君曾三次到无锡探望外公。第一次是在1975年9月初，张秀君与母亲、姨妈一起来到无锡汤巷45号，这是父女时隔14年后的重逢。当时张维英已55岁，没有固定工作，是上海羽兽毛厂的临时工。张闻天端详着女儿的临时工作证，好半天没说话，“你年纪大了，临时工就不要去做了。就在我这里帮做家务吧。适当给一点报酬，因为你付出劳动了。”尔后，张闻天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张秀君第二次到无锡是在同年9月底。此时正好太湖螃蟹上市，一家人在太湖饭店吃饭，随后张维英就留在无锡，帮助做家务。

张秀君第三次到无锡是1976年四五月份，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外公张闻天。此时张闻天住进了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张秀君见他半躺在床上，十分虚弱。张闻天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事，对妻子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来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还叮嘱道：“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然后他写下保证书，郑重签上名字。刘英将两人的合约写在纸上，并念给他听：“二人生前约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两人最后所交的党费。”听后张闻天微笑点头。这最后的党费，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和对党的无私奉献、无限忠诚。

（来源：2022年3月2日《党史信息报》第6版）